新時期以來，大量類似玉紋的怨女形象在銀幕上涌現（《大紅燈籠高高掛》、《紅粉》、《菊豆》、《炮打雙燈》、《野山》、《風月》……）也在證明，一個被倫常禮教束縛住的紅顏女子，其在條條框框的里里外外折騰鼠竄的形容與我們民族的集體窺視欲望實在咬合投契。高出后來效尤諸眾的是，玉紋寓風情于端莊典雅的氣派，這使她更符合民族心理中可以仰慕到五體投地的理想女性形象。也就是說，她身上體現著國性與知性。玉紋的身體結實適中，臉龐線條明朗，長相和身體的健康通俗區別于愁眉病容的小姐太太，而她的刺繡、買菜、做飯與服侍病中丈夫，又比奇觀化的四體不勤的姨太太們來得樸實可近。于是，“勞動人民中的一員”的玉紋的欲念浮動獲得了同情的“廣泛群眾基礎”——沒有理由讓一個如你我般健康正常的女人過著沒有夫妻之愛的生活終其一生。另一方面，玉紋的悲哀卻又無從回避：患病的丈夫是好人，一直在替自已著想，從倫理的角度說，她不應當離棄丈夫，欲望只能泯滅。一邊是人倫，一邊是人欲，玉紋所在的兩難處境很容易勾起千千萬萬中國女人或多或少，或身感形受或耳聞目睹的響應。

    在影片這里，人倫沒有被一昧地批判丑化，人欲也沒有被西方筆法地描繪得轟轟烈烈，一發不可收拾，而是切合國情、眾所周知地曲折隱晦。倫理意識的積淀如此厚重，以至上床也未必能解決得了它，一次越矩的交合算不了沖破繭縛。正因為如此，玉紋總得來說采取的聽天由命的態度才真是抓住了國人的痛處。演員把角色將倫常作為婦道來守著而涵養出的淡漠閑靜，以及情思泛動時的舉手投足言語表情，演繹得入木三分，動人心魄。在影片重點營構的“夜挑”、“醉媚”段落里，刻畫了一個太過主動以至失態的玉紋，這時候的她與其在別種場合的素靜端莊，及至最終這份舊情的歸于死滅，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人物命運的宿命意味暴露無遺，令人不勝唏噓。玉紋形象是如此栩栩如生，我相信，她必定飽含著編導對于女人的熱愛，甚至是崇拜。這份深愛當然是作者在生平遭際女人當中累聚成的。就這份廣義的愛情匯于玉紋一身顯出的醇烈來看，作者應當于女人心領神會，他真正把握住了中國女人的精髓。聯系到導演費穆是接受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與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子結婚，并且相敬如賓地白頭偕老的，玉紋一角惟妙惟肖很可能得益于作者本人在倫理的壓力下，對婚姻內外的女人們的體察感觸。猜測得更大膽些，費穆是在拿玉紋自比，或者干脆寄托了對理想女性的追尋、生命中另一個女性的回味；或者兼而有之。

    再說玉紋形象洋溢著的知性美，這在國內電影作品里的女人中是罕見的。她的智識首先流露在影片開始部份自言自語里的一絲自嘲和冷笑。知性更指她對自已的悲劇性處境的深刻自知，在與丈夫關系上的主動權，與舊戀人關系上的主動性上。就其對處境的知曉，在舊戀人出現前她顯然想過自已的死，而在舊戀人來到后，她甚至想到了丈夫的死。很難想像，她冷竣的外表下的心思曾經因為舊戀人的到來決定性地改變過。事實上，她不抱幻想，出走的愿望也并無特別強烈，對自已的命運，她了然于胸。由于了然于胸，她對病榻上的丈夫的堅拒冷感才那么令人不寒而粟，對舊情人的探試、絕棄才那么咄咄逼人，含著一絲不易覺察的作弄意味。在我看來，玉紋形象在某種意義上還是知識分子的自比，是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化身。我們看到，她的兩難窘迫、克已節制、責任感倫理心、矜持與躁動、含蓄曲折、新與舊集于一身，等等，與知識分子的乖張歷歷何其相似。故事的結局，玉紋沒有像現代觀眾想當然的那樣，投入舊戀人的懷抱，并且追求愛情幸福地揚長而去。不少人認定這是敗筆和遺憾，但是，我卻認為，編導的獨到與深刻恰恰在于他在這里反多數電影的套路而行之，有意與觀眾的良好意愿背道而馳。事實上，西方電影及其東方的繼其衣缽者往往津津樂道于電影中男女沖破阻礙、莞爾燕好的描寫，殊不知，這與西方倫理道德在兩性問題上的開放開化，以及其利用電影在展示女性胴體和兩性性愛方面的得天獨厚，以滿足觀眾的“窺淫欲”的本意有關。

    應當指出，東方中國在人欲上采取的保守觀念并非一無是處，這種人倫大于人欲的觀念有理由在電影銀幕上要求發言權。在影片這里，玉紋與舊戀人終于沒有逾越規矩，而是回到了兩相其安的舊秩序，盡管對于欲望宣泄來說是不完滿的，但對于人倫秩序來說，卻未償不是好事。我覺得，照此處理，影片似乎在人倫與人欲之間找到了某種平衡，人倫與人欲沒有相互剿殺吞噬，兩種聲音都有理有節地表達了自已，影片顯出一種平衡周正的美感，規矩方正與春意蕩漾在此互相映襯，互為表里，相安無事，相得益彰。至少，它符合人們在情感上的挫折經驗和過著缺乏愛情的婚姻生活的實況。再次聯系到作者的婚姻原委，玉紋對不愛但成婚的男人決計認可，不應當于此毫無指涉。 1948年，國共戰爭正當如火如茶，共產黨即將宣布全國解放，影片居然拍攝出產在如此敏感的這個年份。編導置戰火紛飛、風雨飄搖的時局世事于不顧，聚焦于一個抽離了黨派政治的侵襲滋擾的小城一隅，對巨變前夕的若干中國人進行有如實驗室里的顯微鏡和手術臺上的手術刀般的細剝慢嚼，實在需要膽量、注意力和天才。歷史證明，它比那些趨炎附勢的影片更有生命力，強上何止千百倍。在歷史的這個關口，在自已的最后一部電影，在自已去世前的兩年，用這樣一個題材，來表達自已的藝術理念，展示自已的全部電影藝術技巧，說出自已關于倫與欲的思考，寄托自已對女人的熱愛和懷念，比喻一下知識分子，顯示對政治的不屑一顧，沒有人比費穆的選擇更絕妙、從而也更偉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