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 (Marcel Duchamp 1887-1968)

 杜尚 (Marcel Duchamp 1887-1968), 出身在法國諾曼底小鎮薄蘭維勒，父親為公證人。少年習畫，外祖父、兩個哥哥，一個妹妹都是畫家。二十來歲已成為巴黎繪畫界的先鋒派畫家之一，名列 1912 年第一本介紹立體主義的書中。 1913 年，其作品《下樓的裸女》在美國引起轟動，被美國人視為最出色的歐洲現代畫家之一。正值其時，他卻放棄了繪畫，因為他從流派及門戶之爭中見出：無論是傳統藝術還是現代藝術，最后都會做成統治和奴役人的權威，剝奪人的心靈自由。從此他不再作畫，只是獨自探索用其他手段表達自己對藝術的看法：藝術可以是非藝術；人應該對“藝術”具備平常心，把藝術和人類的其他活動等同看待。唯有如此，人才能在精神上真正獲得自由。杜尚對藝術權威的否定和不恭敬，最典型地體現在兩件作品中：一是給達芬奇的傳世名作《蒙娜麗莎》畫胡須；一是在小便池簽上名作為他的作品。這兩件作品都出現在 1920 年前，那時，變藝術為非藝術的思想并不能為人理解和接受，因此，杜尚在近 40 年的時間里默默無聞，很少露面，也很少做作品，只以下棋自娛。直到 1958 年后，隨著波普藝術 ( 一種拿日常俗物當藝術品的流派 ) 出現，杜尚才重新被“發現”，他的反藝術思想迅速成為西方當代藝術的主流，造就了無權威無領導風格的后現代藝術的開放局面。

至今，杜尚依然是西方藝術的精神領袖，無人超越。杜尚大概可以算是美術史研究中的“斯芬克斯之迷”。首先，這個人作品奇少，從他 15 歲開始留下的作品算起，到他 27 歲 (1913 年 ) 時打算不再作畫止，他的作品連習作都算上一共是 101 張。從 1913 年到 1925 年的 12 年間，他只創作了 60 件作品，其中有不少是“現成品”，即在現成的東西上簽名，作為他的作品。 其次，這個人拒絕做藝術家，安靜隱退，不加入任何流派，不發表任何意見，藝術界越是轟轟烈烈的事情，他越是躲避。 更少見的是，這個人完全不把藝術放在眼里！就是他，公然輕蔑大師杰作，在達芬奇的傳世肖像《蒙娜麗莎》上畫了胡子，還把小便池當成作品拿到藝術展覽會上去。 可是奇怪，正是這個頂不拿藝術當一回事的人，藝術卻特別愿意拿他當個事，在 1950 年代后西方藝術出現的許多新流派，個個都爭著要跟他攀親結緣，認“賊”作父。 他放棄做藝術家，從根基上顛覆藝術的地位，可是，藝術竟被他獨自一人帶入了一個全新的方向，開創了西方藝術近半個世紀的繁榮 ( 同時也包括混亂 ) 。 杜尚還在世時，關于他的研究已開始， 1960 年代時已經出現了三到四本對杜尚的研究專著。到 1980 年代，關于杜尚的研究專著已經占據了參考書目的四頁，如今，在近年出版的杜尚專論中，關于杜尚研究的書目已長達十七頁之多。也就是說，杜尚研究每二十年以幾何級數增長。毫無疑問，這個書單還會繼續無限制延長。 在這樣浩繁的研究書籍里，杜尚的方方面面都應該被研究到了。執著的學者會上下求索，引經據典，費心搜求他在西方文化中可能的淵源，寫成洋洋萬言的宏論巨冊。誠實的學者只能搖頭嘆息：杜尚的無形無相早已逃開了西方那張實證主義的密網。對于這個藝術家，人們越是研究，越是不能自拔，越是難以究竟：是什么導致了杜尚這個人如此特殊？如此影響深遠？

杜尚的藝術，正象一位杜尚傳記作者馬奎斯 ((Alice Goldfarb Marquis) 指出的：“杜尚的藝術最叫人迷惑的吸引力是：他作品的重要性不是來自它們的美，卻來自否定美；不是來自意義清晰，卻來自模陵兩可； 不是來自豐饒多產，卻來自吝嗇少量；不是來自它所充份表達的，而是來自它所不可表達的；不是來自它的明白呈現，而是來自它的費解難測。”杜尚的為人，則象一位美國畫家說的那樣，“杜尚非常吸引人，你卻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他如此吸引人。” 如果給杜尚畫像，他的相貌是：橢圓的臉形，淡淡的眉毛，灰色的眼珠，挺拔的鼻子，象牙般光滑的皮膚。他的個頭是 1 ? 68 米。 他的臉上常帶笑容。 18 世紀法國著名的啟蒙學者伏爾泰臉上也常帶笑容，可那種笑容是進攻性的，尖酸辛辣的雋詞名句任何時候都會脫口而出，去無情地嘲諷他的敵人。可是杜尚的笑容輕淡溫和，不具任何進攻性，那是一種隱而不顯的笑，不僅不露齒，甚至可以連嘴唇都沒有動，卻在他的眼角眉梢，乃至體態上流露出來，那是一種洞悉了世態真相的笑，是對于一切顛倒迷惑，癡心妄想的輕嘲。可是他從不出口傷人，從不跟人起爭執，這個反對一切社會流行價值的最徹底的叛逆者，終身沒有一個敵人。 他的基本情形是：學歷，高中畢業。一生沒有職業。長期未婚 (67 歲才結婚 ) 。沒有任何財產 -- 不光沒有房子、汽車，家中甚至連書都沒有一本。他的住處簡單得象一個船艙。

他旅行時常常不帶任何行李，他把洗換的兩件襯衣都穿在身上，牙刷放在口袋里。 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喜歡他 ( 無論男女 ) ，所有的藝術團體都想拉攏他，可是他從不屬于任何女人，也不屬于任何團體。 他說話準確有效，絕無廢話。連他的生活都是精確的：他量出為入，不花力氣多掙一分錢，不積蓄任何多余的身外之財。 他從不失態，一向從容鎮靜，他的鎮靜來自他的不在意。他的朋友說，“你不得不認為，這樣的不在意是一種大智慧的表現。他說的每一件事都非常簡單，完全不帶傾向，這樣極度的單純反而極度迷人，你會注意到，他終其一生都在這個方式里生活著。” 美國畫家兼收藏家考普雷 (Willam Copley) 說：“請原諒我談到杜尚時要把他當成圣人，他對我而言就是這么回事。圣人就是具有智慧之人，杜尚就是能夠意識到在我們每個人鼻子底下的簡單真理。” 這就讓我們好奇了，那么多卷帙浩繁的研究尚無法說透的杜尚，他的所有好處竟只是來自“鼻子底下的簡單真理”？那究竟是什么樣的簡單真理？ 我們不妨試著從杜尚自身的言論中來了解他的簡單。 杜尚對人生所取的簡單態度是：

　　 “我從某個時候起認識到，一個人的生活不必負擔太重，做太多的事，不必非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車。幸運的是我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相當早，這使得我得以長時間地過著單身生活。這樣一來，我的生活比之娶妻生子的通常人的生活輕松多了。 從根本上說，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則。所以我可以說，我過得很幸福……還有，我沒有感到非要做出什么來不可的壓力，繪畫對于我不是要拿出產品，或者要表現自己的壓力。我從來沒有感到過類似這樣的要求：早上畫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畫草圖等等。” “我不是那種渴求什么的所謂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歡渴求。首先這很累，其次，這并不會把事情做好。我并不期待任何東西，我也不需要任何東西。期待是需要的一種形式，是需要的一個結果，這個情況對我來說不存在。因為到現在為止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什么東西也沒有做，我覺得挺好。” “我反對所有的那些……小心翼翼的盤算，一堆非常邏輯化的原因：我是該選擇繪畫，還是該選擇別的？是做個搞藝術的人，還是去結婚，有孩子，有房子……我沒有那種預先的計劃，我不為明天擔心。” 杜尚對藝術和藝術家所取的簡單態度是： “……活著，畫畫，做一個畫家 -- 從根本上不意味著任何東西。實際上在今天事情還是這樣。一個人想成為畫家，是因為他想要所謂的自由，他不想每天早上去坐辦公室。” “我不覺得藝術家是那種必須做出什么東西來的社會角色，好像他欠了大眾什么似的，我討厭這種想法。” “ 我有興趣的不是藝術作品，而是做出作品的人。”

“一個個體，人之為人，人之為人的那個大腦，對我來說比他做出的東西要更有興趣，因為我注意到許多藝術家只在重復他們自己。當然這是不得不如此的，你不可能總在創造。他們有這樣的一種積習，使得他們，比如說，要在一個月里畫出一張畫來。一切取決于他們的工作速度，他們覺得他們欠了自己的社會每月和每年的畫作。” “從根本上說，我不相信藝術家的創造功能，他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樣的人。他的工作是要做某種事情，那么商人也是要做某種事情……‘藝術‘這個詞是從梵文來的，它的意思是‘做‘。現在每個人都在做些什么事，那些在畫布和畫框之內做東西的人就被稱為藝術家。起先他們都是被稱為工匠的，我更中意這個稱呼。無論在世俗的、軍事的、或是高雅的生活里，我們都是工匠。” “我不覺得藝術很有價值。是人發明藝術的，沒有人就沒有藝術。所有人造的都沒有價值。” “藝術是一種癮，類似吸毒的癮。藝術家也好，收藏家也好，和藝術有任何聯系的人也好，都是沾了這種癮。藝術的存在絕對不是如同真理的存在一般。” “為什么允許藝術家的自我四處泛濫并毒害空氣？我們難道沒有聞到空氣中的惡臭？” “每天在這個世界上有 6000 個展覽在舉行，因此，如果為一個展覽，藝術家就認為是他藝術的終結，或相反，是他藝術生涯的高峰，不是有點兒可笑嗎？你必須把自己看成六千分之一，就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對做人的基本看法是：

　　 “我喜歡活著，呼吸，甚于喜歡工作。我不覺得我做的東西可以在將來對社會有什么重要意義。因此，如果你愿意這么看，我的藝術就可以是活著，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個作品，那是不留痕跡的，不可見不可思的，那是一種其樂融融的感覺。” “我不相信‘個體‘這個詞，這個詞是人造出來的。”因此“我對自己不認真。” “我什么都不信！‘信‘這個詞又是一個錯誤。就象‘判斷‘這個詞。它們兩都是很可怕的觀念，但世界卻建筑在其上。我希望月球上不會是這個樣子。” “我拒絕接受任何現成的東西，我懷疑一切。”“我總是想著要放下自己已經有的包袱。” “我是非常不受誘惑的。” “本來我們這個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就是小而又小的一點， 人們又老要擺出一種權威的面孔，這一點難道不夠讓人覺得好笑嗎？” “我總覺得，如果把科學這類尺度稍微撐長一點， 生活會變得更加有趣……當然我們畢竟要接受所謂科學的法則，因為這給生活帶來許多便利，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就是事物的真相。也許它們只是幻相。我們太看重自己了， 我們以為自己就是這個地球上的主宰，我對這一點非常懷疑。‘法則‘這個詞壓根兒和我的處世原則相抵觸，科學顯然是一種封閉的循環，每 50 年或者某時候，新的法則一出，舊的就得全部改過。我看不出我們為什么要如此推崇科學，因此我要給出另一種證偽，我全部的所作所為就是在證偽，這就是我的個性，我就是不能對生活抱一本正經的態度，但是讓一本正經帶上幽默的色彩，倒是很有趣的。” “我們一旦把自己的思想放進詞或句子中，事情全都會走了樣。” “所有這些玩笑 -- 上帝的存在，無神論，決定論，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死亡等等，都是一盤被稱為語言的棋局中的子兒，只有當一個人不介意在這盤棋局中的輸贏，它們才會對于他有娛樂作用。” ……

　　 杜尚所說的這些對我們而言簡單嗎？似乎并不簡單哪！他不要計劃、盤算、渴望、追求，不要做藝術家、不高看藝術，“不相信什么地位”，甚至不看重自己。這對我們能行嗎？我們需要很多東西，渴求很多東西，我們需要發憤，有為，建設，追求……所有杜尚不要的那些東西，我們一樣都不舍得放棄。 退一步吧，我們可以學習他的藝術：反權威！那么，我們究竟學到他什么了？杜尚的藝術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用最省力的方式進行創作：在現成品上簽個名就成。另一方面，他絲毫不畏懼進入任何最為細致繁瑣的作品創作，他有幾件作品都是極為耗時費工的活兒。他的《大玻璃》從畫草圖開始到最后停手，是 11 年時間，《手提的盒子》從 1938 年起動手，一直到他過世之后才全部裝配完畢。他的最后一件作品《給予》，是用 22 年時間完成的。 后人學他，蜂擁而去的只是他輕松省事的一面。這正象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 (Salvador Dali) 諷刺的：現在“現成品覆蓋了全球！一塊 15 碼長的面包已經被變成 15 英里長了！” 有誰肯來學杜尚的耐心，收斂，緩慢，無求？ 因此可以說，我們并沒有找到所謂“鼻子底下的簡單真理”，或者說，簡單的真理對于我們并不簡單哪。 那么杜尚對于我們意義何在？我們何苦非要去理會這個人，杜尚并不見得領這個情。他對自己一向低調，不喜歡看見自己被頌揚，被抬高。 可氣的只是，這個人活出了一種出眾的美麗，讓我們無法不去動心。尤其是眼下身處人欲橫流的社會，人人活得焦躁、忙亂、辛苦、昏悶。

杜尚象一道清溪，一陣和風，一泓甘泉，一盞明燈，他的存在方式給了人一種安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好好過，重新活，讓自己從欲望里解放，從追逐中脫身，你可以赤手空拳，無名無位，但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妨礙到你。你可以活出自由，活出瀟灑，活出快樂，活出生命的真意。 因此，我們還是得回到杜尚，還是得來探索，究竟“是什么使得他如此吸引人”。 要探索杜尚的為人，必須走進他深深的內心，杜尚這個人最重視心靈，他的生活重心在內部，不在外部。他跟藝術決裂，也在于他看出了，我們所接受的那種藝術，實際在荼毒人心。在做一個社會性的藝術家 ( 有名有利 ) 和心靈自由之間，他選擇后者。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非常清楚，亦非常自信，他從來也不需要向別人說明、解釋、或宣揚自己。他敢于一個人——“就象在一條沉船上一樣” -- 獨自應付整個局面。結果，他非但沒有被周圍的浪頭打沉，反而在從容和沉默中，把船開進了一個新航道。就象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德庫寧 (Willem De Kooning) 贊嘆的那樣：杜尚一個人完成了一場藝術運動。這一點杜尚自己可能也會同意，他說過：“一個人是有可能克服外在環境的 -- 就一個人。不是一群人，甚至不是一個流派。換句話說，我又把一個人提出來了，一個個體，一個半人半神的角色，如果他能夠不被可能存在的對立面所壓垮，他應該可以脫穎而出，可以戰勝被大眾所完全認可的價值。我們不知道他應該具備哪些素質，因為這是些非常個人化的素質，它們來自很深的地方，來自個體深深的內部。” 那么，杜尚這個個體“深深的內部”有什么？杜尚自己也沒有給我們明確答覆，如果我們尋找，我們只是徒勞，因為不止一個人發現并指出，杜尚這個人是“無我”的。

意大利畫家 (Gianfranco Baruchello) 說，“對杜尚，對于他的作品，你會發現你所打交道的是一個非常臨時性的自我，那個‘我‘并不代表著構成那個人的主要部份，那個‘我‘是這個人在他應付各種需要時拿來用的一個東西，這個‘我‘不能拿來定義這個人，能夠定義這個人的是他的那種可以與‘我‘保持距離的能力。讓他的作品顯得不可思議的地方是你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到‘我‘。即使在他最早的繪畫作品里都反映了這個特點。比如他的《火車上憂傷的年輕人》，《下樓的裸女》，這些畫作不是象未來主義那樣是有涉速度的，也不是象立體主義那樣是多視點的同時展現，那根本是一個人在不同的時刻里持續展現的情形，我們看見的是一個存在狀態的平行系列展開， 在這里，‘我‘是不存在的。‘我‘通常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不變的對象，一個時間空間中的獨立個體， 當你擺脫了這個， 你就會成為生活在不同時刻的一個過程，一系列神秘的過程。” 這個發現相當準確，杜尚自己也明確說過：“我不相信‘個體‘這個詞，這個詞是人造出來的。”“我對于在一面美學的鏡子里觀看自己從來就沒有多少興趣。盡管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在利用自己，可我還是總想著怎么才能擺脫我自己。我把這個叫做‘我‘和‘自己‘的游戲。” “擺脫我自己”這是多奇怪的要求啊。比如我們或許可以要求自己擺脫財富，擺脫名聲地位，可怎么能夠擺脫自己呢？這樣的思路，我們只能在佛教中看得到，那便是“無我相”，或者是莊子說的那種“至人無己”，那是難以達到的感受與境界。這境界有些人試圖通過修行達到，有些人卻天生就能達到。我們只要留心，就可以看到，無論古今中外的高人圣賢，都會具備類似這樣的境界，比如享譽世界的阿根廷大文豪博爾赫斯也非常善于分離“我”和“自己”。

他在一篇著名的散文“博爾赫斯和我”中這樣表達了他的“分離”立場：“有所作為的是另一個人，是博爾赫斯。我只是漫步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頭……我通過郵件獲得關于博爾赫斯的消息并在候選教授的名單或人名辭典中看到過他的名字。……我將寄身于博爾赫斯而不是我自己 ( 假如說我還是個人物的話 ) ，很多年前我就曾經企圖擺脫他而獨處，并從耽于城郊的神話轉向同時光及無限的游戲，然而，那游戲如今也成為博爾赫斯的了，我還得另做打算。因此我的命運就是逃逸、喪失一切、一切都被忘卻或者歸于別人。” 能說出類似這些話的人，是那種最最精明的人，他們都知道，一個人一旦被“我”抓牢，他就是個終身囚徒了。 因此，杜尚也是精明透頂的，他一直都在小心逃離這個“我”的“追捕”，他把這個稱為“一生的戰斗”。他一生都不肯為“我”做任何事。他不要用藝術家的頭銜榮耀自己，他從不肯重復自己來為“我”沽名釣譽。他清楚地知道，只要逃離了我的“追捕”，他便可以徹底從名利地位解脫出來，他可以行所當行，至所當止，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左右他，他是他自己的主人。 這一切聽來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前面我們還在強調杜尚的“獨自個兒”，“一個個體，一個半人半神的角色”，現在我們又在談論要逃離這個“個體”，要“無我”。是的，從我們通常接受的價值看，這是顯然矛盾的。而這兩者的“矛盾”關系，正象一位日本禪師鈴木大拙說的那樣：“人唯有當他不再是一個人才能自由。當他否定自己并融入整體，他才是自由的。更確切地說，當他是自己而又不是自己時，他才是自由的。只有當一個人徹底了解這個看來顯然的矛盾，他才有資格談論自由、責任或自發性。” 這對我們而言是個迷。這個迷，我們值得花一生的時間去解開，早得解開的人有福了。只是杜尚可惡，他沒有給我們留下更多的話來指點迷津。

1946 年夏天，杜尚被一個攝影家朋友邀請到他的別墅里去消夏，在閑談中，他們說到美國庸眾的急功近利，物質至上。杜尚認為，對于這個現狀，用教育來改變是不可能的，他認為可以給予抵制的方式是：沉默，緩慢，獨處。這是非常典型的杜尚的方式。他天生是個從不作任何推動、爭取、或者為什么目的奮斗的人，他的這個狀態被特別有拯救人類責任心的德國行為藝術家博于斯 (Joseph Beuys) 指責為消極。 杜尚這是消極嗎？為什么“消極”的杜尚用他那樣不抗爭，不爭取，不宣揚，不為任何風頭或名利所動的方式，打動了那么多人？為何他那些作品的不美，贏得了大美？他的少，遠勝過多？他的無言，弄得舉世皆知？為什么大音卻是希聲，大相總是無形，我們置身的這個宇宙究竟包藏著一個怎樣的大秘密啊？！ 這些問題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積極，什么是消極？什么是“我”，什么是“無我”……我們通常所持有的是非標準中，究竟有什么樣的局限性？存在著什么樣可怕的誤導？ 真是不幸，所有些發問再次把問題弄得復雜了。也就是說，杜尚的為人、杜尚的處世、杜尚的存在，把我們正常的邏輯、習慣的思路、通行的價值，全打亂了。 在這個“混亂”的局面里，究竟是他錯，還是我們錯？他是少數，我們可是多數，而且是壓倒的多數。 然而，我們要小心，世事常常被本末倒置，人們又極善于謀虛逐妄，其情形活象古代一則故事所描述的：有一病者，每日低燒，經年累月，成為習慣。俄而燒退，忐忑不安，遂以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