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編鐘，記錄著我國青銅時代的文明。青銅器是中國歷史文物最重要的門類之一。編鐘為古代成組的青銅打擊樂器，將成系列的銅甬鐘或銅鈕鐘懸掛在木架上，用木槌擊奏出動聽的樂曲。各時代鐘的形制大小不一，枚數也不盡相同。

 

 

　　西周厲王（公元前9世紀中葉）年間。這組編鐘共16件，其中的14件于1992年由上海博物館從香港一個古玩肆購回，后山西晉侯墓考古發掘出土了殘存的2件小編鐘，形制與14件晉侯蘇鐘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連綴起來，證實上博從香港搶救回歸的14件鐘與此次發掘出土的2件鐘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編鐘數目應是16件。現藏地：上海博物館。

 

 

　　位于曲村—天馬遺址中心位置的晉侯墓地，發現于上世紀90年代。當時，少數不法之徒心懷貪婪的邪念，默頌著“要想富，盜古墓，一夜變成萬元戶”的歪門致富經，晝伏夜出，四處搜尋、盜挖古墓。一時間，探孔遍野皆是，盜洞隨處可見，多少古墓慘遭洗劫，有志之士無不扼腕嘆息、痛心不已。

 

 

　　在山西省侯馬市曲沃縣所屬地區有一個叫作曲村的小村莊。上世紀90年代以前，這座小村莊一直默默無聞。誰也沒有想到，九代19位晉侯及其夫人已在這個小村莊的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如今，19座晉侯及其夫人墓的發現，證實了兩千年前這里曾是晉國最早的都城。

 

 

 

        目前這個墓地還沒有完全弄清楚，還要繼續發掘。但僅就我們已發現的，這些晉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的青銅器的銘文上，都有著晉侯的名字，而這些晉侯的名字和《史記》晉世家列出來的晉侯名字，有的可以對應起來。據古書記載，蘇是晉國的第八位王侯，史稱晉獻侯。他英勇善戰，深得周王的賞識。在編鐘里蘇詳細地記載了幾千年前那場戰役的始末，為后人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然而，當考古學家小心翼翼地揭開這些墓葬時，卻發現已經有八座晉侯墓被盜，殘余物凌亂地散在墓底。在考古學家痛惜這些失落的珍寶時，這座不起眼的小村莊卻迅速地“著名”起來，不少文物走私者聞風而至，以高價收購這些被盜的珍貴文物，而這座村莊也因而迅速致富，被人稱為“小香港”。在某位晉侯的墓地中隨葬有一組精美的編鐘，共有16件，可惜其中的一部分在正式的考古發掘之前，就被盜墓賊竊走，流落香港。

　　北大一位老教授回憶說，當時他們真是提著腦袋在考古。當地的盜墓賊配備的不是洛陽鏟這種傳統工具，他們裝備的是沖鋒槍、炸藥和越野車，堅固一些的墓室都是被炸藥炸開的。他回到北大以后，同事們都勸他不要再去了，以免把命搭上。在盜匪橫行的戰亂年代出現這種情況也許我們還會理解，可我們的考古人員遇到這批盜墓賊的時候只是十年前，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那時當地的政府已經腐敗到了什么程度。直到前幾年，侯馬市抓捕了一批盜墓分子，槍斃了幾個，當地的一些政府官員也與此案牽連被處理，才總算有所好轉。

　　在香港漂泊幾年后，國寶勝利回歸，這要歸功于一個人——馬承源，上海博物館館長，他在上海博物館工作近半個世紀，擔任館長達14年之久。由于家庭的熏陶，馬承源從小就對青銅器、古文字有著特別的愛好。早年，他在大夏大學讀書，學的是歷史。共和國成立以后，他進入了上海博物館。自此，他同我國的文物特別是青銅器結下了不解之緣。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馬承源和他的同事到處征集文物。一次，來到上海冶煉廠堆積的破銅爛鐵場地，發現一件甑與釜相連的器物，仔細一看，原來是一件難得的青銅器。經過他的研究，這是一件漢代的蒸餾器，它不僅可以蒸餾酒，還可以提取花露或蒸取某種藥物的有效成分。這表明在公元2世紀左右，中國已經掌握了蒸餾技術。在長年的實踐中，馬承源練就了一雙鑒定文物的“火眼金睛”，不知為國家搶救了多少文物！單是在香港，經過他手的就有包括青銅器、石刻雕塑、玉器、印章、陶瓷等300多件珍貴文物，其中有晉侯蘇鼎、晉侯蘇編鐘等。

　　在香港有一條古玩街，馬承源每一次到香港，都要逛古玩街。一次，他在美國好友范季融先生陪同下來到古玩街，在一家小店櫥窗里看到一只鼎，不覺眼睛一亮。取出來一看，雖然表面土銹甚多，但從銹跡斑斑的銘文中，“晉侯”二字依稀可辨。上博館藏的青銅寶鼎也有不少，但眼前的這一件可不是一般的東西，他反復地觀看，似乎有點愛不釋手。但當時馬承源身上的港幣已不多了，范先生見狀，料定這是一件非同一般的文物，就訊問店主美國信用卡是否可用，在劃卡成功后就將此鼎買下，隨手交給馬承源，捐給上海博物館了。他們回到上海，經過清洗去銹，鼎身現出了43字銘文。這件西周中期(前11世紀末—前10世紀末)鼎是晉侯因軍功而贈給下屬的一件器物，其銘文記載的是晉侯命令他去追擊來犯之敵，戰成后為此賞賜成套的兵器及十朋貝。西周時代鑄銘晉器在此之前基本上沒有發現過，此鼎便成為當時發現的西周中期鑄有長篇銘文的惟一的晉器，彌足珍貴。

　　又一天，也是在這條古玩街上，馬承源和香港朋友看到一家古玩肆里有一件古玩，不禁怦然心動，取出來細細觀摩——這不正是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的用品嗎？夫差在位22年，傳世的遺物僅20多件，且大多是劍、戈等兵器，像這樣的禮器從來沒有見過。此時馬承源沒有錢，就關照古董商不得轉手，過幾天會把錢匯來買下。可是，回到上海后一時還是籌不到這么多錢。馬承源心如火焚，無奈之下告訴了香港工商巨子何鴻章。何先生慷慨相助，買了下來贈給上博。后來發現器具上還有12字銘文。原來，此物是吳王夫差用諸侯進貢的青銅為西施鑄造的。

　　1992年，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那里傳出一條信息，即香港文物市場上有一套14件的編鐘，鐘上的銘文是鑿刻的，這屬于比較特殊的情況，當地某些博物館和收藏家都不敢輕易出手，認為有偽造之嫌。當1994年照片和銘文傳到了上海后，馬承源憑他多年研究青銅器的經驗，根據僅有的資料，斷定是真品，毅然決定搶救回滬，用重金從香港將流落在外的晉侯編鐘購回。馬承源說：“我當時馬上告訴香港這個古玩店，‘這14件鐘，你不要給別人看，因為我們已經看了。古玩行有這個規矩，給人看了以后，只有不要了以后，才可以給第二個人看。’我跟我的同事們商量一下，這套鐘是了不得的東西，我們趕緊要把它寄回來。大概寄了十二三個箱子，裝的大箱，裝回來了，裝到上海博物館。打開一看，這確實是非常早的晉侯墓編鐘。”從此，晉侯蘇編鐘成了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雖然上海地區出土的商周青銅器很少，但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商周青銅器，無論數量還是品質，均著稱于海內外。這些藏品不僅來自大陸，也有不少是從香港等地回歸。僅在上海博物館新館建成前后，便有數百件文物從香港陸續回歸，其中不乏對國家重點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有重要幫助的重器。

 

 

 

　　晉侯蘇編鐘歸藏上海博物館的當年，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盜掘后的山西翼城與曲沃縣交界處的曲村—天馬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的發掘，得到了十數件青銅器，其中有兩件晉侯蘇鐘銘文也是鑿刻的，與上博所藏的14件編鐘如出一轍，經考究原來它們竟是完整的一套，16件編鐘的來龍去脈因此真相大白。

 

 

　　按照銘文中記載，鐘的所有者為“蘇”，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這套16件的青銅編鐘被命名為“晉侯蘇鐘”。這一套編鐘到達上海后，經過專業技術人員精心清洗、去銹，獲得可以連讀的銘文300余字。編鐘上的銘文，被分別刻在每座鐘的正面，銘文可以連綴起來，表達完整的敘事。

　　根據器形和銘文，這是一套西周厲王時代(公元前9世紀中葉)的編鐘，該組編鐘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鐘。鐘上都刻有規整的文字，共355字，最后兩鐘為2行11字。銘文都是用利器刻鑿，刀痕非常明顯。

        鐘上的銘文為學術界一月四分月相說的長期討論做出了明確的結論，以此為據，可知《史記·晉世家》對晉國的世次記載有較大疏漏。銘文還有對周厲王親征東夷這段不為人知的史實做了較為詳細的記載。它完整地記載了周厲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晉侯蘇受命伐夙夷的全過程。整個作戰過程都是周厲王親自下達命令，作戰計劃、進攻方向等軍事部署非常具體，可看出這套編鐘是為頌揚厲王親征東夷的功績而鑄造的，但這一史實未見諸記載。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進行中，晉侯蘇鐘成為周厲王時期的標準青銅器。學術界對于晉侯蘇鐘具體所屬王室曾有不同的看法，通過對晉侯墓葬中含碳樣品的碳14年代測定，“蘇”的去世年代在公元前830年和前798年之間，與《史記晉世家》所載第八位晉侯，獻侯“籍”死于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相符合。編鐘主人“蘇”就是第八位晉侯：晉獻侯“籍”。晉侯蘇鐘所記載的“唯王卅又三年……”的王，顯然是指周宣王之前的周厲王。蘇鐘銘文所描述的是在周厲王三十三年，年輕的“蘇”公子，也就是后來的晉獻侯“籍”，協同周厲王對其他反叛諸侯進行的一場討伐征戰。

　　根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周厲王晚期，國家大亂，周厲王三十七年，國人大規模暴動，厲王出逃，隨后改西周王室年號為共和元年。晉侯蘇鐘銘文印證了《史記》所載這段歷史的真實性。

 

 

　　這件距今已約有3000年的青銅重器，無論從歷史和藝術價值上都堪稱國之瑰寶。可是，就是這樣一件瑰寶，當初卻被許多人誤認為是一件贗品而四處漂泊……幸運的是，由于一位老者的慧眼識寶，它才得以重見陽光，恢復了昔日的風采。

 　 形制精確，方能保證音律精準，這在今天也不易辦到。合理的金屬成份配比和規范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藝上的特殊處理，使編鐘達到了令人贊嘆的音響效果，所以說晉侯蘇編鐘實在是一件稀世之寶。

　　晉侯墓地出土文物是山西進入文明時代的直接物證，不但種類繁多，而且無論青銅器、玉器還是陶器，件件工藝精湛、美輪美奐，基本上代表了周王朝最高的技術和藝術水平，但是晉侯墓地的考古價值并不完全在這里。其最大的價值在于，自桐葉封弟以后，從唐叔虞的兒子燮父開始的九代晉侯全部被發現了，而且和《史記·晉世家》完全吻合。要知道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距離這些晉侯生活的年代已有1000年左右，而在他之前又沒有任何正規系統的史學專著可供參考，能準確到這等程度，實在令人佩服。

　　晉侯蘇鐘被媒體報道的最多，就一組文物來說，這套編鐘從3000年前鑄造出來，就有著傳奇色彩。首先其銘文大異常規，不是像其他周青銅禮器那樣被鑄造上去，而是刻寫上去，以至被盜至香港，還被人認作贗品，無人收購。隨后又非常偶然地被上海博物館購回，并且交易方式是郵購。再然后，政府工程夏商周斷代小組的專家，從銘文中“王卅又三年”一句，再加上其他輔證，準確地從共和元年又往前推算了37年。最后，這套編鐘里沒被盜走的兩只小鐘也在晉侯墓地被發現，和那14只到香港漂泊了一圈的兄弟終于團聚。

 

 

　　曲村—天馬北趙晉侯墓地，經1992－2000年間，六次發掘了9組19座晉侯及夫人墓，出土大量青銅器、玉器、原始瓷器等，9組墓葬再現了晉侯排列有序的完整世系鏈環。大多數學者認定，晉侯墓地的9組晉侯與夫人墓是從西周早期偏晚的晉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晉文侯仇，九世父子相繼。

　　晉侯墓地共出土青銅禮樂器數百件，顯示出晉國作為西周屬國的獨特文化面貌。首先在青銅器用鼎制度上，九世晉侯墓表現出西周器用制度逐漸完善的過程。

　　晉侯墓地的青銅器，以其特立獨出的鳥獸形青銅器顯現出晉國夏夷相融的文化習俗。出土的立鳥尊，器身為高冠回首鳳鳥形，背蓋上有小的立鳥形蓋鈕，尾部呈象鼻狀下彎與雙足構成三點支撐；豬尊，器體為立姿碩壯豬形，器腹中空，背上一圈形捉手的蓋，獠牙、聳耳、脊鬃、翹尾顯示出野性未泯的不馴；兔尊，大小不一，匍匐攏耳，四腿蜷曲，背上一敞口長項尊與中空腹相連。

　　晉侯墓地青銅器在紋飾上，繁縟與簡約并行，除西周常見的幾何形的波曲紋、重環紋、垂麟紋外，還有變形龍紋、獸面紋占相當數量。繁縟如龍耳人足方盒、鳥蓋人足扁等，器身遍布復雜多變的紋飾。在從為數眾多的銅器中，有銘器物相當豐富，這些珍貴的銘文，具有證經補史之作用，其中有六位未見諸史冊的晉侯名字，一批有研究價值的西周人名，多種前所少見的時歷，特別是晉侯蘇鐘，記載了周厲王三十三年，晉侯蘇率部參與厲王親自指揮的征討東夷的戰爭和西周晉國輔佐周室、勤王圖強的歷史現實。

 

 

　　曾侯乙墓姊妹編鐘

 

　　曾侯乙墓樂宮中最為顯赫的屬編鐘。這套造型壯觀、配備齊全、音列充實、音頻準確的大型編鐘，堪稱我國古代編鐘之最，并以其數量之多、鑄造之精、保存之好、音律之全、音域之廣、音色之美、樂律銘文之珍貴，被中外專家、學者稱之為“稀世珍寶”、“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觀”，是“精神世界的圣山”，“文明古國的象征”。

　　鐘架、鐘鉤、鐘體上共有銘文3755字。內容有編號、記事、標音及樂律理論。鐘體銘文大都鍍金。鑄鐘的銘文，記敘楚國的惠王在執政五十六年時，為祭奠曾侯乙而鑄制了鐘鼎彝器，并送給曾國。

　　這組編鐘件件保存完好，閃亮著青銅光澤的鐘體，均保留著優美迷人的原有音響。僅少數大型甬鐘的側鼓音不甚明顯之外，絕大多數鐘均能在正鼓部和側鼓部，分別擊奏出呈三度音程，及與標音相符的兩個樂音。全套鐘含有深沉渾厚的低音、鏗鏘圓潤的中音、清脆明亮的高音，豐富的色彩可調配出相當的表現力。其音域自C2至7，跨五個八度音程，可奏出完整的五聲、六聲以至七聲音階樂曲；中心音域內二十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演奏古今中外多種樂曲。鐘及架的裝飾，取有人、獸、龍、花、幾何形等多種題材，采用了圓雕、浮雕、陰刻、雕繪、線描等多種技法。加之精巧的布局和細微的刻畫，達到了極好的美化效果。整架 編鐘，宏觀巍峨莊重，微觀精美華麗，是耐人觀賞的藝術佳作。

 

 

 

　　無獨有偶，1981年在擂鼓墩二號墓，又發掘出一套36件編鐘。經專家鑒定，二號墓編鐘與曾侯編鐘同一體系，音色、音律與曾侯乙編鐘相通，其中8件大鐘與曾侯乙編鐘的音律完全一致。從鐘體的大小銜接處有一明顯空缺，這一空缺正好由二號墓出土的八件大鐘填補。從編鐘的音高分析，二號墓出土的28件小甬鐘與8件大甬鐘有別而自成一體，恰好填補了曾侯乙編鐘的高音區，并使曾侯乙編鐘的音域從五個8度擴展到6個多8度。因此，二號墓編鐘被稱之為曾侯乙編鐘的“姊妹鐘”。兩套樂鐘鐘除外合計100件，百件編鐘可分可合，是一個完整的宏偉的編鐘系列。

　　由這批古樂器直接和間接保留著的音響中，從它們所攜帶的具有經典價值的鐘磬樂律銘文里，我們不難得知早在二千四百年前，我國古代音樂所具有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