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對夫妻，妻子長期派駐印度，他們發現印度仿制的抗癌藥格列衛、易瑞沙等比國內便宜很多后，就利用往返印度之便，從印度購入，然后交由丈夫在國內，通過淘寶銷售。近日，這對夫妻因涉嫌銷售假藥被刑拘。

理論上，在國內沒有批文，不具備合法渠道，就會被藥監部門定性為假藥，而且，沒有《藥品經營許可證》及《互聯網藥品交易服務機構資格證書》，也是不能在網上售藥的，理論上而言，相關部門的行動并無問題。

不過，生活總是復雜的，現象背后總有更深刻的事實。

格列衛是瑞士諾華公司生產的一種用于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和胃腸間質瘤的抗癌藥，效果非常好，目前已經替代了造血干細胞移植，成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的首選治療方案。一個月一盒格列衛（120粒），終生不斷藥，對于幸運的病人而言，白血病就成為了一種慢性病，可以長期存活。

但是，格列衛也非常非常的昂貴。在美國，格列衛的年治療費用為7萬美元。在中國，每盒售價為2.5萬元左右。在很多省份這一藥物并未列入醫保，無法報銷，如果沒有任何藥廠的慈善減免的話，一年就需要30萬。

諾華公司也展開了一系列的優惠、慈善計劃，貧窮國家的患者可以以大幅度打折的價格獲取該藥，在某些情況下，還可免費使用。在中國，就有買3贈9的計劃，一年費用降到7萬元。不過，考慮到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僅2萬多元，對大多數家庭來說，長期的每年支出7萬元，仍然是不可承擔之重，這個價格就意味著看到生的希望卻夠不著。

這個時候，印度生產的仿制格列衛就成了寶貴的救命稻草。印度格列衛是印度NATC0制藥公司生產的仿制藥，每盒的價格約為1300元人民幣，折算下來，年治療費用約為15000元——這個價格，大多數中國家庭都能勉力承擔了。

不過，目前格列衛只能在印度合法仿制，在中國有專利保護，不得仿制，不能銷售。所以，這個藥走海關通道是進不來的，要么偷偷的夾帶在其他貨物中，要么托朋友帶一點。有生的需求，就有鋌而走險，有些人就在印度購買藥物，拿到中國出售，每盒賺3、4百元。

有人描繪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情景：醫生出于責任考慮，不讓患者吃印度的仿制藥，家屬揪著科室主任吼到：誰不想吃正版藥？普通百姓吃得起嗎？如果是你爸，難道你讓他去死？你如果趕我們出院，我就把你扔下去，一命抵一命。這個場景讓人心酸不已。可以說，代購者對患者而言，就是生的希望。

對于這個現象，諾華表示：在中國非法銷售“印度格列衛”，嚴重侵犯諾華的知識產權，且藥效差，可能誘發第二腫瘤，有些就是假藥，不含任何有效成分。雖然的確有假藥存在，但是，諾華的這個聲明虛張聲勢的成分很大。印度不是野蠻國家，實際上，印度通過美國FDA認證的企業有近百家，美國人不但喜歡買印度的仿制藥，甚至印度也成為了不少美國人醫療旅行目的地。

那么，為什么印度可以仿制，而中國不能仿制呢？

在2005年之前，印度政府允許仿制專利藥品。2005年，印度加入WTO，作為WTO協議的一部分，印度恢復了藥品專利。不過，2005年1月生效的印度專利法只對1995年以后發明的新藥、或經改進后能大幅度提高療效的藥物提供專利保護，而不支持原有藥物混合或者衍生藥物專利。簡單的說，這個法規是防止廠家，稍微修改一下分子式，就獲取新專利，也即所謂“常青保護”。由于印度專利法的這個特點，除了諾華外，許多艾滋病藥物在印度也被拒絕授予專利保護，比如吉利德科學公司的Viread（富馬酸替諾福韋雙索酯），羅氏的抗癌藥Tarceva（厄洛替尼）等。

對于這個局面，資本當然也會想辦法保衛自己的利益。就在去年，諾華在印度也開展了一系列保護自己知識產權的行動，要求印度政府承認格列衛的專利權。此外，印度政府也面臨包括美國在內的貿易伙伴的壓力。奧巴馬政府及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PhRMA）希望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的有關國家，給予格列衛專利保護。

研發新藥物，成本是天文數字，如果沒有專利保護，仿制藥就會扼殺了大藥廠的創新動機，不利于新藥的研發，最終結果是大家都沒有新藥可用。

所以，藥廠的要求，理論創新及專利理論上看，無可厚非。然而，在保護創新與貧窮者的生存之間的矛盾背后，是巨大的倫理困境。

目前，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的藥品生產國。在這寬松的專利條款的庇護下，其中仿制藥年出口額約為100億美元，為世界第一。這些藥品主要銷往發展中國家，而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也是大藥廠的新興市場。

據“無國界醫生組織”統計，非洲地區約17萬名患者在使用抗艾仿制藥，其中80%在印度生產。該組織發言人表示，如果印度的寬松的專利制度結束了，“就沒有任何東西留給患者。” 全球用于治療艾滋病、癌癥等廉價藥物的供應將會枯竭，大量窮人得不到治療，將悲慘的死去。

這些倫理困境本質上是社會利益與發明者利益之間的尖銳沖突。美國國家專利局大門上就寫著這樣一句話：專利就是給天才之火澆上利益之油。但是，即使專利制度初創之時，也從平衡發明人與全社會利益的角度，設置了專利保護期限。

在今天，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的方式、范圍、體量、研發升級的速度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專利制度的保護期限、制度就有可能侵害了社會利益。而且，和通常的觀念不同，專利制度甚至在某些方面制約了創新，引起了經濟學家的討論。

這一點，從蘋果、微軟、google、三星、intel這些創新型企業所陷入的繁瑣的、無止境的專利訴訟就可見一斑。

格列衛的關鍵發明人，泰斗級人物，美國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癌癥研究所教授布賴恩?德魯克（Brian Druker）去年8月在華爾街日報下屬的livemint網站寫了一篇名為：Don’t abuse patents（不要濫用專利權）的文章，批評了諾華濫用專利的行為，其中一個很值得重視的角度就是，藥品研究所依賴的基礎研究中的公共資金投入。

文章指出，涉及到格列衛的基礎研究，最早開始于上世紀60年代，賓夕法尼亞大學對費城染色體的研究。在整個藥物研發的過程中，公共部門的資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雖然，布萊恩的這番話，不排除與諾華公司共同開發藥物，巨額收益卻盡歸諾華，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的懊惱。但是，有關濫用專利違背初衷，以及藥物研發中公共資金的作用的論述，都是值得嚴肅思考的。

（責任編輯：楊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