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說我必須跟她去火車站，去接從勞改營回來的姥爺。我和弟弟從來不知道姥爺犯了什么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夠資格槍斃的。后來不知怎么，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給忽略了，死刑也延緩了，一緩三十年。我們都要走了，看見車尾巴上站著個老頭，穿一身黑不黑、藍不藍的棉襖棉褲，黑暗的臉色，又瘦又矮。老頭喚出了媽的乳名，媽臉上顯現(xiàn)出輕微的惡心和過度失望的表情。媽推我一把：“叫姥爺！”

　　這是她堅持讓我陪她來的原因：我叫一聲“姥爺”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爺哭了一下，媽也哭了一下，這場合不哭多不合情理。

　　不久，姥爺就成了我們家很有用的一個人。我們都抓他的差，叫他買早點，跑郵局寄包裹，拿掛號信。自從我們多了個姥爺，家里就開始丟錢。

　　有一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邊，問：“你今天去哪兒了，姥爺？”

　　“去門診部了。”他已能很流暢地扯謊。

　　“我在電影院看見你了。”我臉上出現(xiàn)捉賊捉贓的笑容。

　　“在勞改營里沒電影看。”我說，“三十年都沒看過電影了吧。”

　　“怎么沒有電影？”姥爺扯起一臉皺紋，鄙夷我的孤陋寡聞，“場部一個月放映一兩部新片子！”

　　“你們勞改犯也能去？”

　　他被我問住了。見我要走，他忙說：“你媽演的電影，我就是在那里頭看的！”

　　“媽演的哪部電影？”

　　“那天我在井臺上，王管教隔好遠就喊我：‘老賀老賀，我跟你講個事，我看見你女兒了！’我一聽腿都軟了，插在雪里拔不動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紅地笑：‘看了你女兒演的電影！’你姥姥隔一兩年給我一封信，信里提過你媽給提拔去演電影了。我隨身帶的相片是1947年拍的全家福，你媽那年才八歲。”

　　“你去看電影了嗎？”我問。

　　“場部離我們大隊有三十多公里，還要請假。一個請假報告等大隊長批下來，起碼要兩個禮拜。兩個禮拜，早就換別的電影了，你媽也不在上頭了，我跑三十多公里去看誰？”

　　媽這時進廚房倒煙灰缸，然后去洗手，身子盡量繞開姥爺，盡量不去聞姥爺身上的氣味。

　　“一整天我都在想，”姥爺?shù)葖寢尦鋈ズ笳f，“唯一的辦法是偷跑。每天晚上十點要點名，缺席的人以逃跑論處。怎么都沒法子過點名這一關(guān)，除非哪個管教肯幫你打掩護。我馬上就想到王管教，他人和氣，心眼多些，就是喜歡貪點小財。

　　“我把一點家底都翻出來了，總共只有一支派克金筆和一小瓶沒啟封的進口止疼片。剛到里頭我有不少好東西，那些東西保住了我的老命。實在餓得吃不消，我就拿件東西去跟干部換羊油。派克金筆是我留著到頂難挨的時候派用場的，止疼片是我給自己留的，牙疼起來，我的頭能把土坯子墻都頂出個坑來。

　　“下午我見了王管教，小聲跟他說我有事跟他私下講。他一聽就明白，讓我吃過飯到他家去。我揣上東西——藥瓶子我裝在左邊口袋，鋼筆裝右邊——能少拿出來一樣，就省一樣。走到離他家院子差十來步了，他七八歲的女兒背著他兩歲的兒子跑出來，攔住我說：‘我爸說中隊長在我家，你有話跟我講就行了。’

　　“我呆掉了。這種話小孩子怎么能傳遞？再說還要來來回回地討價還價。看我為難地直干笑，小丫頭說：‘沒事！我趴在我爸耳朵上跟他講，誰都聽不見！每次都是這樣的！’

　　“我跟她一個字一個字把話交代清楚，小丫頭就回去傳話了。幾分鐘后又跑回來，告訴我：‘我爸說批準你去看女兒，他會跟大門崗的哨兵打招呼。不過，你要在早晨五點之前趕回來，不然他就不管了。’

　　“沒想到事情會這么順利，我打算早上點過名就走，三十多公里路踩著大雪要走一天。十點鐘我就上路了。到了大門崗跟前，我正要走過去，崗樓上的哨兵一下就把槍對著我，叫我不準動。我說：‘我是三隊的老賀！’哨兵喊：‘你動一動我就打死你！’

　　“我一再跟哨兵說‘我是三隊老賀’，哨兵一再叫我‘滾回去’。我心想王管教受了那么重的賄，不該誆我吧？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小丫頭耍了我，自己要了那支筆。

　　“我怎么也找不到王管教。我不能等啊，一等就錯過那最后一場電影了。

　　“我想了兩個小時，午飯后我把羅橋找來。羅橋是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子，他在十五歲時把他媽給打死了，判了死刑，要等他滿十八歲才能槍斃。我把那瓶進口止疼片給他，問他肯不肯幫我忙。他知道一片止疼藥能換一個饅頭，那里頭天天都有人犯牙痛，他只要拿一片藥出來，那人就肯把晚飯的饃換給他。我把事情跟羅橋一說，他就答應(yīng)下來。

　　“下午三點，西北風(fēng)緊了。羅橋不知從哪里弄到一小碗青稞，把它炒了，跑到崗樓下去吃。哨兵在兩層樓高的崗樓上凍得要哭了，看見羅橋吃熱乎乎的炒青稞羨慕得罵娘，讓羅橋請他吃兩口。羅橋爬到崗樓上，跟哨兵又打又鬧地搶吃青稞。那里頭的人，管教也好，當(dāng)兵的也好，都不防備羅橋。趁哨兵和羅橋耍鬧，我不緊不慢走出了崗樓下的大門。

　　“大門外是一大片開闊地，寸草不生，這樣有只老鼠跑過都逃不出哨兵的眼。眼看就要走出那塊地進向日葵田了，一進那里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稈子給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豎在那里。要是哨兵不開口先開槍，那些葵花稈子能擋一下槍子。還差一二百步，崗樓上傳出一聲：‘站住！’我裝作不知他在喊誰，繼續(xù)往前走。我都不曉得自己怎么有那么大膽子，一下子不知道害怕了。哨兵嗓子都喊破了：‘我開槍啦！’槍還真開了，打得我腳邊的雪直開花。我還是那個步子，坦坦蕩蕩地走。我就是想看看我女兒，我就一個女兒，真給他們斃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兒想得這么苦了。

　　“這時候我聽見王管教的嗓音，喊他們不要開槍，說：‘你姥姥的，那個樣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賀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給他們看看，你那三根老絲瓜筋挑個頭逃不逃得動！’我轉(zhuǎn)過身子，臉迎向槍口。我看見王管教那小個子躥得老高，要那些槍放下。他對警衛(wèi)兵說：‘就派他去趟中隊，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揮手，就幾步跨進了葵花田。”

　　我說：“他還不算太王八蛋。”

　　姥爺說：“就算好人啦。那種人，報德報怨都快。”

　　我問姥爺后來怎么樣了。

　　“我就上路了唄。”姥爺說，“二月天短，五點多就黑下來。場部我頂多去過三回，只記得在東南方向，路上要過個小鎮(zhèn)。我進鎮(zhèn)子的時候，看見軍用大卡車占了鎮(zhèn)子大半個地盤。我趕緊進了鎮(zhèn)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見我的粗布灰棉衣上的號碼就說：‘你怎么敢到這里來？沒看見鎮(zhèn)子戒嚴了？’我問為什么戒嚴，他愣住了，瞪了我一會兒才說：‘跑了個人！昨天跑的！’我又問是哪個大隊的。他還瞪著我，半天才說：‘噢，不是你啊？’他把我當(dāng)逃跑的那人了。我不敢再進鎮(zhèn)子，就從一片荒地往場部去。還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繞過小鎮(zhèn)，我還得回到公路上。剛要出林子，我看見有煙頭火星子在前頭閃。對方也聽到了我這邊的響動，手電筒一下就照過來。我趕緊蹲下去。電筒光柱子就在我頭上晃，我一點一點趴下去，肚皮貼地。那邊叫：‘看見你了！還往哪兒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樣。那人又喊：‘還往哪兒跑？我打死你！’手電一下子晃到別處去了。

　　“我才曉得他在詐我。他又瞎喊幾聲，就閉了手電。我往前爬幾步，發(fā)現(xiàn)他也藏起來了。我必須找到他的方位才能決定我下一步怎么走。風(fēng)硬起來，我汗?jié)竦拿抟\結(jié)冰了，跟個鐵皮筒一樣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凍死的時候，聽見劃火柴的聲音。他把火光遮得再嚴我還是把他的方位認準了。他不曉得我離他那么近，我聞得到他紙煙的味道。

　　“我算著那個兵的行動規(guī)律，然后撐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經(jīng)凍得很遲鈍了。我必須在他向右走的時候從他左邊穿過去。我一步都沒算錯，他轉(zhuǎn)過身的時候，我已經(jīng)在他的另一邊了。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車了，就順著公路旁的防風(fēng)林帶小跑。時間不早了，我怕連電影尾巴都趕不上，跑得棉襖棉褲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這就看見場部的燈了。

　　“我進禮堂的時候，電影還有十分鐘就結(jié)束了。場子里擠滿了人。沒座位的人站著，擋了坐在長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個十多歲的男孩站在兩個摞在一塊的凳子上。我對他說：‘你肯讓我站上去看一眼嗎？’他先不理我，后來看見我手上有張兩塊錢的鈔票，馬上跳下來。

　　“我站到兩個凳子上面，動一動就會跌下來。電影上的人是男的，過幾分鐘，還沒女的出來。我腦子急得嗡嗡響，什么都聽不見，只曉得那個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褲腳，越拽越狠。這時電影上出來個女的，大眼、尖下頦，跟你媽小時候一個樣。十幾年沒見了，怎么看怎么熟悉！我嗚嗚地哭啊，淚水把眼睛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就用兩只手滿臉地揩眼淚。

　　“我那樣嗚嗚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壞了——他肯定沒見過老頭像我這樣不知害臊，號出那種聲音來。我不曉得哭了多久，也不曉得人都走光了，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地從那么高就砸下來了，臉跟身子一塊兒著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爺不答我，換了個語氣，帶一點微笑地說：“我都不知道那部電影叫什么名字。我趴在地上，清場子的人說叫三中隊來認尸首——我衣服上有中隊的編號。三中隊一來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來的，逮著會給我加刑。我這刑還能往哪兒加？再加就是死了。

　　“等他們一轉(zhuǎn)身，我就忍著疼爬起來。還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凍住了。從場部回我們隊是迎風(fēng)。那風(fēng)是滿頭滿臉地吹，滿嘴地鉆——沒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隊里，趕上早晨六點的點名。我看到我們隊那片土坯房的時候，天泛白了，也不曉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頭。后來那些人說，他們從我的棉襖棉褲里剝出個血人。我們犯人都沒有內(nèi)衣內(nèi)褲，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舊棉花織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氈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廢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輪回了多少次。那東西能穿著走三十多公里路嗎？給汗?jié)瘢纸Y(jié)冰；人走一步，它就跟銼刀一樣在皮肉上銼一銼，一身皮還不都給它銼爛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語說‘不死蛻層皮’，那是真的，一塊好皮都沒了……”

　　姥爺忽然不說了。

　　媽眼下在電影中演的角色越來越次要，也越演越無聲息。不經(jīng)常地，晚報會有一兩行字提醒一下人們：她尚活著，尚演著。媽有成大角兒的本錢，卻不知怎么就錯過了，她一向認為這主要得歸罪于姥爺。在那個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個人命運的時代，媽的推斷或許有道理。我從來沒有聽過媽叫姥爺“爸爸”。

　　姥爺在哇哇亂響的電視機前睡著了。我把媽拉到客廳門口，小聲跟她講了姥爺剛講給我聽的那事。媽想了一會兒說：“那他肯定看錯了，那個電影里我的戲不到五分鐘，他看見的是女主角。我本來該演女主角的，要不是……”她嗓音開始爬音階，我嫌惡地制止她：“行了！”

　　我狠狠地要求媽，不準她把實話講給姥爺，讓老人到死時仍不知道這是個誤會，讓他認為他曾為女兒做過一個壯舉。

　　姥爺在1989年被徹底平反了，恢復(fù)了名譽。我們家的日子還是那樣往下過，媽照樣發(fā)牢騷，她有積了三十余年的對姥爺?shù)睦悟}；姥爺照樣搜刮家里的錢，去看電影。只有我在喚“姥爺”時，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靜靜地設(shè)想：姥爺去看電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媽媽，因為媽在銀幕上是和悅的，是真實的，姥爺能從銀幕上媽的笑容里，看見八九歲的她——他最后鎖進眼簾和心底的女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