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大的米飯被稱作“八寶飯”——摻有沙子、煤屑、稗子、稻谷，學生相當不滿。關鍵時刻，兼任校長的蔣介石親自視察食堂，不顧牙齒被咯掉的危險，與學生談笑風生，連吃三碗，諸同學面面相覷，一場風波無形化解。

客觀來講，中大的大學生確實嬌氣了。此時正值抗戰關鍵時刻，物資匱乏，前線國軍已經吃“八寶飯”很久了，而共軍則連大米都吃不上——他們自嘲為“小米加步槍”。

日軍的供應要好一些，但是隨著戰爭逐步深入，也出現營養不良情況，以往從國內運輸的糧食供應不足，只有頻頻掃蕩。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后勤對于戰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抗戰三方軍隊的后勤很難及格，國軍、共軍一直未能建立現代后勤系統，日軍的系統很快無法支撐。

這樣的軍隊都怎么填飽肚皮呢？真的都靠抓雞、小米、八寶飯嗎？

【日軍“精大米”】

最初，日軍還依賴后勤從國內運輸，伙食標準令中國軍隊羨慕。

日軍的后勤體系建立于明治維新時，經歷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洗禮，侵華戰爭爆發以前，已有相對成熟的，由經理部（后勤部）領導，兵站線組成的體系。

按照日軍后勤條例規定，士兵每人每天要吃870克精米，或者與之熱量相等的面包、餅干、壓縮干糧、精谷物。除主食外，還有熏肉、雞蛋、鹽漬或糠漬醬菜。為保證鹽的攝入，每天還有150克味增或者0.08升鹽或調味汁。

以華北方面軍為例，從1938年2月11日至3月10日，接收了來自日、朝、臺灣、東北等地輸送的海量物資，以養活12萬日軍。

華北軍接收的物資

龐大的物資在日本、東北、朝鮮、臺灣等地聚集，通過廣島、門司、旅順、臺北高雄等港口海輪運到中國的天津、青島，再由鐵路公路轉運，最后送到每個華北方面軍士兵的手里。

此時的日軍還完全依賴本土或殖民地送來的物資，對搜集當地食品并不熱心。1937年12月，京津地區日軍把擄獲的中國大米主要用于撫恤、賑濟地方百姓。

1939年日軍經理部一份交運清單中，蜜柑罐頭、水蜜桃罐頭、蜜豆罐頭、馬手貝罐頭、瑤柱罐頭、淺利貝罐頭等赫然在列。除了淺利貝罐頭，運量都在1萬罐以上，蜜柑罐頭達到31萬罐。

這些美味佳肴都是隨著清酒送來的下酒菜。1938年的陸軍紀念日，每名華北日本兵獲得了0.4瓶清酒，1份甜品，100克干果，以資慶祝。

不過，依賴后方也有風險，一旦供應中斷將十分被動，第二師團荻原支隊在山西北部作戰就是如此。運輸車損壞后，他們只好在主食中摻雜從當地搜集的小米、高粱、粟米、生野菜，輔以搜集的雞肉、豬肉、砂糖、食鹽、豆醬，還要日軍飛機空投，勉強撐飽了肚皮。

只要有機會，日軍便要制作家鄉小吃——大快朵頤

隨著戰爭不斷深入，日軍的后勤逐漸難以支撐，不得不把重點轉移到就地取材上。《1941年度兵站運營要綱》中，經理部提出糧秣以當地（占領區）獲得為主，即使運輸，也在滿洲、內陸占領區內部調劑，減少日本本土運送。

什么是當地征集？就是傳說中的“鬼子”進村。日軍下鄉掃蕩時，最喜歡抓雞，1941年8月一次掃蕩中，日軍在北岳區共抓了5萬只雞。一位青島人回憶：“日本兵愛吃雞，隔三差五出來四處抓雞解饞，東西大村的雞被日本兵抓得精光，在那苦難的抗日八年中，這里的黎明靜悄悄。”

日軍愛吃雞，下鄉抓雞成為了抗戰中侵略者的標準形象

日軍很快建立了比掃蕩更省力的制度：上貢。華北平原的日軍建立據點后，向當地攤派“田賦”和“警備餐”，田賦每畝每年 4.3元（偽幣）；警備餐是大米白面，豬肉牛肉，雞鴨魚鵝，蔬菜水果，煙酒茶等。

為了讓日軍少出據點掃蕩，一般鄉村都會盡力供應。望都縣北壩子村給附近據點每天上貢菜12斤、香油5斤、雞蛋20個。

適應了中式食材，也很快學會了中式炊具。36師團晉南作戰后就總結道：用中式的大鍋能在短時間內作出大量飯食，非常適合野外環境。

依靠著上貢、掃蕩、運輸，日軍普遍能吃上精大米。但這也給日軍帶來了富貴病——腳氣。

此腳氣并非皮膚病，而是一種因只吃精米導致維生素缺乏的病癥。這是日軍老傳統——甲午戰爭中，日軍有20%的死亡源于腳氣病。

1939年8月下旬，華南派遣軍就有386個腳氣病例，軍醫部很快下發防治腳氣高發的文件。高級軍官也曾中招，野戰重炮第二旅團團長木谷少將就死于此病。

日軍種菜，隨著戰爭深入，就地征發成了日軍主要的補給手段

1944年以后，嬌貴的日軍也出現了斷糧。

1944年末，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日軍27師團在湖南遇到了糧食危機，補給送不上來，部分中隊只有在農田里覓食，幸好已是秋收，稻米和紅薯獲取不少。但是，副食品基本沒有，特別是缺肉，動物性蛋白質嚴重缺乏，造成了大面積的戰爭營養失調癥。

“一號作戰”的湖南戰場，真成了日軍的噩夢，營養不良造成的非戰斗減員幾乎與戰斗傷員達到1比1，截至7月22日，10個師團有8327人戰傷，得病的達到7099人。

【國軍“八寶飯”】

國軍的供應體系遠不如日軍發達，飲食標準也偏低。

1935年，軍政部制定了陸軍戰時給養定量標準：每人每天大米22兩或面粉26兩（舊制，一斤等于十六兩），罐頭肉4兩、干菜2兩、咸菜2兩、食鹽3錢、醬油4錢，臨時加給燒酒2兩或白糖1兩。軍政部只部分解決運輸問題：主食和油、鹽依靠兵站采購，副食則靠部隊自行購買。

武漢會戰后，蘇皖浙贛淪陷，物價飛漲，副食很快買不起了，主食的米面接下來也難以供應。為了解決吃飯問題，1941年7月，國民政府成立糧食部，將田賦征收由現金改為實物，當年就籌集到糧食2460萬石，效果立竿見影。

“田賦征實”以數量衡量一切，糧食質量便急轉直下。部隊吃的米飯有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殼、稗子、老鼠屎和小蟲子，雅號“八寶飯”產生于此。第54軍軍長黃維曾因糧食質量太差，憤而將整包大米寄到軍政部抗議。

軍政部雖然制定了伙食標準，現實中的執行常是炊事班抬出幾大桶米飯，士兵蜂擁搶食。老兵對吃飯別有心得，總結為“一碗高、二碗半、三碗鼻子看不見”——第一碗略高過碗邊，先給肚子填個底；第二碗只盛一半，倒上熱水當粥喝，也有利消化；第三碗要盛到看不見鼻子，再躲到一邊慢慢吃。

國軍在盛飯

大部分國軍只能勉強吃飽主食，但身為天之驕子的空軍得到了特別優待，抗戰最困難的時刻，飛行員每餐依然可以吃到肉類、雞蛋和牛奶，讓因物價升騰伙食水平下降的地勤官兵羨慕不已，自嘲：“空勤的緊吃、地勤的吃緊”。

海軍的戰艦雖然損失殆盡，待遇仍高陸軍一籌，主食同樣吃八寶米，副食卻能做到“葷素兼有、肉食不斷”。有些海軍軍官還不忘吃西餐的派頭，每周總有一天用刀叉就餐，雖然食物只是饅頭一個、咸魚一條、豆腐蔬菜各一碟。

陸軍官員的回憶錄中，“吃好”的標準低的可憐。國民黨將軍董其武，在87歲高齡撰寫的回憶錄里，還對傅作義總部吃到的一頓午餐念念不忘，感嘆“真是一頓豐盛的美餐”，其實，那不過是“糜米飯和羊肉煮山藥蛋”。第75師參謀趙康侯記憶中的抗戰美食更是寒酸，只是“半茶缸番薯米飯”而已，但是“饑者甘食，其味之美至今不忘”。

國軍軍校生的一餐

對普通士兵而言，吃好的唯一標準就是吃肉，但像日本人一樣進村抓雞，很可能被村民告狀從而關禁閉甚至槍斃。于是偶爾抓到的狗成為了改善伙食的重要來源，當時任職排長的黃仁宇就擔心自己部下吃狗吃出毛病。

殘酷的戰爭消耗著各方的供給，抗戰后期，國軍的伙食普遍下降。

湖南戰場上，被日軍圍困的衡陽城守城國軍主食從“機（磨精）米白面”換上了“灰糠和糙米”。副食也每況愈下，從最初的雞鴨牛羊，到日軍炮彈炸出池塘的魚，再到油炸花生和黃豆，最后就只剩下白鹽和開水了。

抗戰中期孤懸敵后的中條山地區更加艱難。糧食要長途運輸，自己加工，菜蔬油鹽奇缺，士兵只好采集野蔥、野韭菜、野香椿、桑椹。

高級將領的午餐比士兵豐盛一些，圖為松山前線，右二衛立煌

餓肚子最慘痛的，當屬第一次遠征時退入野人山的國軍。最初還能吃到宰殺的牛肉、馬肉以及自己攜帶的米面、罐頭，之后就只有煮食山民種植的苞谷，以及草根、樹葉、芭蕉根吃。火柴用完之后，只能找些猴子吃的野果果腹。遠征軍女兵李明華回憶，饑餓多時的她吃到了兩個煮小玉米：“如獲稀世珍寶，其味道的鮮美難以筆墨形容”。

【共軍“小米加步槍”】

八路軍本身沒有現代化的后勤體系，主要是靠各部自行籌措。1938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了《關于解決部隊給養困難的指示》：一、別指望國民政府，二、給養不足就要靠人民支援，三、加強統一戰線，找開明士紳募捐籌款。

這對共產黨軍隊并不是問題——他們有豐富的自給經驗。開始時，八路采用蘇區方式：“打土豪分田地”，打漢奸沒收財產，以及向敵后的國民黨政府征集，走到哪吃到哪，就地籌糧、就地吃飯，沒錢了就打個白條。

1940年6月，晉察冀軍區要開辟平北根據地，正值青黃不接，陰雨綿綿，搞糧食非常困難。所到之處，百姓只能拿出剛剛成熟的青玉米棒、小土豆、窩瓜蛋，但部隊吃了青玉米棒，來年的收成便沒有了。為了鞏固新區，平北分區政治部主任段蘇權，事后籌措了一筆錢給當地，總算還了白條。

八路軍也常常只有主食可吃

在華北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最主要的糧食是小米，重要性堪比貨幣。晉察冀的政府帳目是以小米或其等同物為單位結算，“小米加步槍”說法不脛而走。

根據地經驗豐富了，也搞出了制度創新：屯糧，征收愛國公糧，達到了穩定供應。華北八路軍每人每月的伙食標準是40~45斤小米，3兩油，1.5~3.5元的菜金。

但這份標準中沒有肉食，實際上，相對于國軍和日軍，共產黨軍隊沒法指望上級撥給，只有各顯神通。

八路軍也有享用瓶裝水的時候

湖南人趙貴徵在1938年2月參加了八路軍進入了抗大學習，他發現陜北人不吃下水，豬牛羊的下水都埋在地里，于是他便聯系了當地人做內應，看誰家宰羊，就偷摸把下水起出來，與戰友們煮了吃。

后來小趙到了晉察冀當了連指導員，主要工作就是解決口糧，他鼓搗了20畝地種蔬菜，又養了兩只豬，特別是躲藏反掃蕩時，趙貴徵宰了一頭豬，有效地鼓舞了連隊士氣。

戰時，延安的領導們吃頓好飯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事，359旅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率部返回陜北，他在1939年11月共30天的日記里，特別提到吃飯的有13天，其中有15頓飯是請客、被請客或者會餐，特地提到“好飯”的有三頓。

王恩茂還喜歡下基層，也經常能打牙祭，在特別困難的43年2月，王恩茂吃了一頓717團1營的酒席，這桌飯一開始是點心，糕、糖、油煎的花生面塊、梨、棗等。正席則有幾十碗菜，最后每桌都剩下不少菜。

就在王恩茂吃一營的酒席時，整個華北的八路都陷入了糧食困境。1941年后國民政府斷了對共軍的供給，加諸“五一”大掃蕩，中原災荒等因素，共軍伙食標準急劇下降，部分地區以黑豆加野菜為食。

1942年，冀西區部分部隊每天只吃二兩黑豆，以野菜，樹葉，樹皮，草根充饑。但他們仍然保持了風度，把離村近的榆樹皮和野菜留給群眾，部隊到十幾里外的高山上采集。

連白洋淀這種號稱富庶的地區，百姓也只能撈水草過活。著名的“雁翎隊”經常只能撈點魚蝦白水煮著吃，既沒油，也沒鹽，腥味撲鼻，有時候剛咽下去，立馬吐出來。

日軍也時刻在與八路搶奪著糧食，在1941年后，日軍的掃蕩多數在春秋兩季，春季干擾播種，秋季跟八路搶收。1941年8月的掃蕩中，日軍在北岳區和平西區被搶走或損壞糧食5799萬斤糧食，3萬頭家畜。

面對如此局面，八路軍放下槍，拿起鋤頭開始了大生產。冀西區在拒馬河兩岸試種稻子，1943年稻谷取得大豐收，軍隊吃上了大米飯。趙貴徵組織部下開墾了10幾畝地，種下了山藥蛋，結果收了三萬斤，解決了連隊3個月的伙食，當然山藥面餅不可能有多么好的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