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法學反思：跨學科視角的轉型》，【美】羅杰·帕克、邁克爾·薩克斯著，吳洪淇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

 如果對英美證據法稍加關注的話，就會發現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英美證據法研究正在悄然完成一種知識上的轉型。傳統的對證據法規范的相對單一的教義性研究正逐漸受到心理學、概率論、法庭科學甚至經濟學等其他不同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的沖擊。這種轉型一部分是作為美國法學研究整體跨學科格局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另一部分則是證據法本身的特點所導致的。證據法由于以事實認定為關注的場域，而事實認定過程本身又具有很強的開放性，需要通過多種學科知識去加以把握，因此，證據法天然成為了跨學科研究的競技場。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美在證據法跨學科研究上取得極為豐富的成果并且對英美證據法規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這一背景加以把握對于我們理解英美證據法以及——因為我們的證據法大量移植英美證據法而導致的——我們自己證據法的前世今生來龍去脈自然是不無裨益的。不過，在這數十年里，英美證據法的研究成果是如此之豐碩，以至于我們在面對這些研究成果時常常有一種不知從何入手，只能——借用蘇力談及選擇波斯納翻譯時的一句話——逮啥吃啥，充滿隨機性和盲目性，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誤解甚至錯誤。

本書則可以為把握過去四十年來英美證據法最新理論進展提供一張知識地圖。正如作者所說，本書是“第一篇將所有的較大分支都考慮在內、對它們進行比較并且評估不同進路之相對貢獻的論文”，沿著這張知識地圖的指引，可以達到按圖索驥事半功倍的功效。本書的英文原本是發表于《波士頓學院法律評論》2006年秋季號上的一篇長篇論文。其中一位作者羅杰·帕克教授本身就是美國頂尖的證據法學家，又長期對英美證據法知識領域的進展保持耐心的觀察。[1]另一位作者邁克爾·薩克斯教授則是長期關注證據法的心理學家，他們兩人交叉學科的知識背景和興趣點使得對過去一百多年尤其是近四十年以來英美證據法進展進行提綱挈領的敘述得以可能。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的功能有點類似于國內的綜述，但其實又遠遠不僅僅是一個綜述。它是對英美證據法學科研究的一種知識社會學研究，一方面對英美證據法教義性研究和各個交叉學科進展進行介紹，另一方面又將這些知識進展置于時代的背景和整體的證據知識領域大格局中來加以品評，最終探討證據法跨學科研究的未來走向、可能的局限以及需要注意的問題。這種對學科知識的整體把握看似簡單，其實對作者的知識背景和理論綜合的駕馭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這一點上，兩位作者的這本書所貢獻的不僅僅是一種知識，更是一種知識社會學研究的示范。與其它社會科學學科相比，國內法學論文寫作是對知識綜述最不作要求的甚至不允許出現專門知識綜述部分，大量出現在法學核心期刊的論文其實充滿著重復性勞動。沒有這種知識綜述，我們就無法知道你所要討論的問題域，這一問題域已經進展到何種程度，有待解決的問題是什么，你所對話的對象是誰。更為嚴重的是，對于許多后學的學生和青年學者而言，他無法通過閱讀這些論文去精準地把握問題研究的進展和動向，知識無法得到有效的積累，學術訓練也無法有意識地展開，無形當中也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浪費。因此，本書除了知識上的貢獻之外，更重要的是展現出作者對知識積累與整合的一種難得的清醒與自覺，這也提醒我們去反思過去那種粗放型知識生產方式而轉而去探索一種更為精細化的、可以傳承的知識生產方式。

更為重要的是，這本書向我們集中展現了我們的英美同行們是如何展開證據法研究的。這本書在短短的篇幅中集中展示了他們關注什么樣的問題域，如何討論相關的問題，如何借助跨學科知識來研究證據法和司法證明的相關問題。這一點對于當下我國證據法學研究顯得尤其重要。在過去的十多年里，由于社會變遷與庭審模式的改革，我們的證據法立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立法條文和話語空間都得到了極大的擴張，刑事錯案層出不窮，事實認定環節的失控現象已經頻頻出現。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的證據法學研究由于傳統上附屬于三大訴訟法，在關注的問題域和研究方法上依然沒有太多拓展，遠遠滯后于證據法立法和司法實踐的發展步伐。從一個現象就可以看出這一問題。早期的證據法博士論文選題常常是“某某證據規則研究”（這里的某某一般是傳聞、品性、非法等等），當一條條證據規則被前輩博士們先占之后，后來的博士候選人們往往為沒有合適的博士論文選題而苦惱。于是就出現了證據法相關問題層出不窮，而博士論文卻無題可選、博士論文選題高度重復的悖論。這樣一個悖論的出現某種意義上就是因為我們在問題的關注點上自我限制了，將其放逐到我們的研究視域之外。我們的研究方法還依然是傳統的老三樣，對于現實當中出現的許多問題都無法加以有效的回應。因此，作為被批判群體的一員，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也是一個令我汗顏的過程。希望英美同行在證據法跨學科研究所做的努力能夠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野上給我們帶來一些刺激和啟示。

這本書的翻譯出版是我對過去所欠下的知識之債的一點償還。2007年，當我開始進入證據法博士階段學習和研究領域的時候，開始著手翻譯一些重要論文來拓展自己的視野，第一篇是《現代證據法的興起》[2]，第二篇便是本文。多年以來，我自己的學習研究一直受益于這些論文，也覺得這篇論文可能對國內證據法學知識者有一些啟發意義，這才考慮聯系將其公開出版。此次出版，我對譯文進行了重新校對整理，對論文的一些形式作了必要的修改，增加了一個參考書目。本書的出版得益于兩位作者和《波士頓學院法律評論》的慷慨授權，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對本書的翻譯和出版提供了寶貴的資助。我所在的證據科學研究院為本書翻譯的完成提供優越的學術環境。正是在張保生老師一次不經意的建議下，我才有了將本書出版的念頭。王進喜老師最初向我推薦此文并鼓勵我將其翻譯出來，我博士階段的同學姜麗娜和張南寧博士后曾經就本文的若干部分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見。我的碩士生于曉琳同學通讀了全文，協助制作了參考文獻部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劉海光編輯是我第一本書的編輯，此次再度合作，謝謝他的高效與敬業。一如既往，我家人的支持與鼓勵是我進行翻譯和研究的最基本條件。當然，翻譯的錯漏責任最后還在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