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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論語》治天下”，古人對《論語》推崇至極，可見一斑。這部誕生于2500多年前、充滿人類智慧的經典之作，讓人常讀常新，“色難”便是一例。 《論語·為政篇》：“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子夏問什么是孝，孔子說：“（當子女的要盡到孝），最不容易做到的就是始終對父母和顏悅色，僅僅是有事替父母去做，有酒飯讓父母吃，能認為這樣就算孝嗎？”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生產力低下，加之諸侯混戰，民不聊生，他自己就有7天沒嘗過米飯滋味的經歷，即便是物質豐富的當今，能做到為父母“做”和“養”也不能不算“孝”吧，然而孔子卻不這么看：“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如果把孝只看作能供養父母，那么犬馬也能得到人的飼養；如果沒有對父母的一片孝敬之情，那么，兩者還有區別嗎？“曾是以為孝乎”“何以別乎”，兩個詰問讓人有醍醐灌頂之感。 上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研究人類行為和心理活動規律，提出了需求層次論，將人類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了5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生理需求是最底層的需求。孔子與學生討論孝道，把孝分了3個層面，最高層面是“大孝尊親”，尊敬親人；其次是“弗辱”，不讓父母遭受恥辱；最低層面是“其下能養”。因此有“孝子之至，莫大于尊親”的說法。兩者盡管角度不同，但反映的是共通的人性，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有人說，決定孔子境界和智慧的不是知識的總量，而是另外一種東西——對世道人性的透徹體察、對生命的深刻思考和對社會的清楚認識。 在《論語·季氏篇第十六》中，記載孔子所言的君子“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其中“色思溫”就是講君子要常想自己的臉色是否溫和。如此看重“色溫”，不知是不是和他周游列國，如“喪家犬”般顛沛流離，看盡人間“臉色”的經歷有關，推己及人，才能更加體會為何“色難”，更加強調“色溫”吧。難得的是,盡管他一生遇到很多挫折，但“不怨天，不尤人”，對人對事對社會，始終保持平靜，溫煦而友愛。“溫”處在“冷”與“火”之間，是孔子中庸思想的一個體現，不極端，不偏激，不灼人，不傷人。人們喜歡玉，很大程度是喜歡玉的溫潤；對于統治者，民間也有“溫良寬厚，則民愛之”的說法；陶斯亮談起閻明復時，說他身上有一種獨特的東西，對什么人都那么誠懇，從來不嚴厲訓斥什么人，讓人從內心充滿敬重。我理解，孔子講“色難”，不單單是講孝道的問題，實際上講的是如何齊家乃至處世的道理，一個家庭和不和睦、幸不幸福，是和每個成員能否保持“色溫”有關的。 相由心生，就像《禮記·祭義》上說的：“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給父母一個好臉色都做不到，恐怕其他“孝行”也很難做到，即使做到了，又有多少是發自內心呢？對父母常懷感恩之心，常念哺育之情，心中懷有深愛，就會有和氣、愉色和婉容。推而廣之，心有深愛，心存善意，心懷感恩，對待愛人兒女，對待兄弟姐妹，親戚朋友，對待同事甚至陌生人，也會溫和處之。 當然，即便有深愛也得要修煉。人有七情六欲，不良情緒在生活中會時時產生，人的優雅關鍵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緒。“一個能控制住不良情緒的人，比一個能拿下一座城池的人強大”，這話雖有些夸張，但“沖動是魔鬼”被屢屢驗證。有人總結了人生“八不過”，其中就有“怒不過度”之說，心里煩惱，要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提高涵養，樂觀處世。如果一個人在家都不能很好控制不良情緒，對父母家人常常急躁，不能心平氣和，很難想象能有干大事業、善待他人的格局和心胸，即便短時間內小有成就，但終究也不會走得很遠。每臨大事，能夠神閑氣定，“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其實多半從對父母保持“悅色”修煉開始的。生活中，讓我們少些功利主義，多些平常心；少些急哄哄，多些從容不迫；少一點躁動，多一點靜思；少一點抱怨，多一點微笑，讓淡定撫平狂躁的心緒，讓寧靜穩住忙亂的腳步，我們的內心和面色就會逐漸溫和起來。 色難，是因為溫和之色需要我們終生修煉。 （作者系《黨建》雜志社副總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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