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萊丘銘】是夏代文字的幾個問題
——答北大網(wǎng)友的質(zhì)疑·馬賀山
首先,我非常感謝北大中文論壇的網(wǎng)友對【萊丘銘】的質(zhì)疑和關(guān)注,讓我有機會再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一番,沈老還把聞霏先生的【《萊丘銘》商榷】一文貼了上來,讓我回答一下,遵命不如從命,我按聞霏先生的【《萊丘銘》商榷】的順序,擇要談?wù)勎业目捶ā?/strong>
《萊丘銘》商榷
聞 霏
據(jù)連云港市《蒼梧晚報》2007年9月18日A-8版轉(zhuǎn)載《江南晚報》一則消息稱:“日前,錫山過氏續(xù)修十三巡宗譜時,有重大發(fā)現(xiàn):查閱明洪武甲子年(1584年)首巡錫山過氏宗譜時,發(fā)現(xiàn)一篇夏代168字古文《萊丘銘》(又稱《東萊山銘》)。”經(jīng)北京古文專家譯出,《萊丘銘》成文具名日期為“夏帝乙亥歲冬東曜日。”署名為“孤孩悻、巋呼嚎祈禱刺血書銘”。此外,《江南晚報》消息還簡介了《萊丘銘》經(jīng)專家考證的過程,并稱其“對中國文字起源有重大研究價值”,云云。
由于這則消息的內(nèi)容涉及夏立國不久夷夏之間一些史事糾葛、夏朝世系以及夏朝是否已有文字等諸多問題,本人不揣冒味,提出如下一些看法,以商榷于有關(guān)專家。
一、關(guān)于歷史上的過、戈兩君
《江南晚報》消息稱:“據(jù)《史記·夏本紀第二》載:4100年前,夏禹封本族人為過君,在今山東萊州建過國。后被叛逆寒浞篡權(quán)追殺,過、戈兩君在東萊山自盡。40多年后,過悻和戈巋協(xié)助夏王朝第六代君主少康滅寒浞復(fù)國。”
然檢索《史記·夏本紀第二》通篇卻絕無此事的任何記載!
【馬評:《史記·夏本紀第二》中,確實無此段歷史記載,但太史公不記載,不應(yīng)作為這段歷史不存在的依據(jù),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都不可能被史官全部記錄下來,即使是最全面的歷史,也會掛一漏萬,這非常正常。《史記·夏本紀第二》對夏朝歷史的記載,是粗線條的概括性的記錄,它不可能將每個諸侯國的事情,都羅列其中,當時夏朝有萬國之多。因此以此為標準,說大禹對過、戈二君封疆建國興亡史,不存在,是不妥當?shù)模窍热霝橹鳎云湃淖鞣ā!?/strong>
過、戈兩氏是否與夏禹為本族,有血緣關(guān)系,據(jù)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處澆于過”所引《路史·國民紀》謂:“夏之有過,乃猗姓國”;復(fù)又引“隱公七年”孔(穎達)疏及《急就篇注》引《世本·氏姓篇》及《潛夫論·志氏姓》皆謂“過,任姓”。故知,過國與夏族非一姓,無宗族血緣關(guān)系;“處豷于戈”,引杜(預(yù))謂:“在宋、鄭間”,也未指其為與夏族同姓,有血緣關(guān)系,此其一。
【馬評:此丫頭非彼丫頭也。在這里,聞霏先生將前后兩個過、戈國君混為一談,先提出過、戈兩氏是否與夏禹為本族,有血緣關(guān)系,然后再舉出“夏之有過,乃猗姓國”;“過,任姓”的例子。”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不知聞霏先生是有意為之,還是裝糊涂,為什么要將兩個敵對的有先有后的過、戈國王,攪合在一起?讓讀者分不清他們到底姓什么,反正會造成跟大禹姒姓都不沾邊的錯覺。】
其二,如果將“處”字理解為“安置”,則被滅國的原過、戈兩氏所處之地的新的過君和戈君,據(jù)《左傳·襄公四年》乃寒促殺后羿代夏之前,因羿之室(嬪妃)而生的奡和豷,更談不上與夏的族姓有絲毫瓜葛。
【馬評:其手法如上,仍在玩文字游戲,實際上大禹封疆建國的原過國國君是過灌和戈國君戈尋,這是兄弟二人,他們以國為姓,其父親是姒邰,與大禹同姓,同一家族,這有書為證。【史記吳太伯世家第一】云:“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集解賈逵:“過,國名也。”○索隱過音戈。寒浞之子澆所封國也,猗姓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xiāng),北有過城,古過國也。”殺斟灌以伐斟尋,◇集解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jù)系本而知也。案: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應(yīng)劭曰“古斟灌亭是也”。平壽縣,復(fù)云“古北镋尋,禹后,今镋城是也”。然“镋”與“斟”同。”而寒浞之子澆和殪則是后來的篡國之徒,姓猗姓,與夏后氏姒姓不沾邊。至于過灌戈尋的后人,為什么又姓了任姓,完全是在生死關(guān)頭,隱名埋姓,免于仇人追殺的結(jié)果。這一點【萊丘銘】里,講的很清楚,聞霏先生不知任姓的來龍去脈,顯然沒有讀過【萊丘銘】,或讀過【萊丘銘】,不夠仔細。
另外非常精通史記的聞霏先生對史記吳太伯世家第一伍子胥的這段名言不會不清楚,里面講的“◇集解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也不會看不到,是有意回避吧。】
其三,《左傳·襄公四年》還記載了帝相為澆所滅,其妃后緡已有身孕,歸娘家有仍,生少康。夏的舊臣靡協(xié)助少康自有鬲氏收斟尋、斟灌之“燼”(即遺民),殺寒促,立少康得以復(fù)國。何來有過悻與戈巋之功?據(jù)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澆即《論語·憲問》奡蕩舟”之奡,即《說文》豷下之“敖”,澆音傲,是知為同一人。殺帝相者奡也,如果說是由寒浞在過地所安置的新君過,此“過君”非但不是少康復(fù)國的有功之臣,卻實在是顛復(fù)夏的千古罪人!
【馬評:聞霏先生在這里轉(zhuǎn)述了《左傳·襄公四年》的一段內(nèi)容,說“夏的舊臣靡協(xié)助少康自有鬲氏收斟尋、斟灌之“燼”(即遺民),殺寒促,立少康得以復(fù)國。”聞霏先生不知道斟尋【即戈尋】的后人【兒子】是戈巋,斟灌的后人【兒子】是過悻,才出現(xiàn)了下面那句最愚蠢的反問,何來有過悻與戈巋之功?這種前后矛盾,自打嘴巴的事情,屢屢發(fā)生,可謂奇文也。為了弄清事實真相,我把{左傳·襄公四年}的原文節(jié)錄下面:《左傳·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有窮,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于弟子,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nèi)而使賂于外,愚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nèi)咸服。羿尤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jié)灿脦煟瑴缯骞嗉罢遴墄un,處澆于過,處豷yi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言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氏遂亡,失人故也。”這段文字記述清楚明白,為我們提供了夏朝及過國、戈國的興亡史。】
所謂“后被叛逆寒浞所追殺,過、戈兩君在東萊山自盡”一說,遍索文獻,實無此記載。《夏本紀第二》于此只是排列帝王世統(tǒng):“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而對《左傳》所記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寒促殺后羿于窮石,以及因羿室而生奡(澆)及豷等歷史事件無一字提及。為此司馬貞“索隱”曾批評《史記》“蓋三數(shù)十年,而此紀總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疏略之甚。”張守節(jié)“正義”也持同樣觀點,批評道:“按:帝相被篡,歷羿、浞二世,四十年,而此紀不說,亦馬遷所為疏略也。”故稱援引《史記》本系子虛烏有空穴之談。
【馬評:所謂“遍索文獻,實無此記載”不符合實際情況,聞霏先生對文獻并沒有遍索,我可以提供如下文獻記錄,說明他索的不夠:
1,《史記索隱》據(jù)《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jié)矞缯骞嗍霞罢鍖な希酁闈菜鶞纾缶嚉w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
2, 《史記正義》引《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先何姓。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為帝司射,歷虞、夏。羿學(xué)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姻、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而羿以為己相。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浞遂代夏,立為帝。寒浞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使奡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封奡於過,封豷于戈。恃其詐力,不恤民事。初,奡之殺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馀燼,殺寒浞,立少康,滅奡於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也。”
3, 《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孔安國曰:“太康盤于游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返國”。
4,《書序》:“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另外在【史記吳太伯世家第一】里,太史公借伍子胥之口,也說明了這段歷史,他寫道: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xí)戰(zhàn)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①,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②,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③,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④。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⑤。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綸,有田一成⑥,有眾一旅⑦。后遂收夏眾⑧,撫其官職⑨。使人誘之⑩,遂滅有過氏,復(fù)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11)。今吳不如有過之強,而句踐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后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相(12),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13)。
從以上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司馬遷不僅清楚寒浞“殺斟灌以伐斟尋③,滅夏后帝相”之事,還清楚少康興國中的很多細節(jié),并寫進了【史記吳太伯世家第一】之內(nèi),至于太史公為什么不將此段歷史寫進【夏本紀第二】里,自有他的緣由及道理,總之,他已經(jīng)把此事寫進了【史記】里,白紙黑字,鐵板釘釘,而并非象聞霏先生所言,“故稱援引《史記》本系子虛烏有空穴之談。”
二、關(guān)于夏代的紀年
“消息”引文中出現(xiàn)“夏帝乙亥”這樣一個類似王朝紀年的表述,我們姑暫議之。為了論述所需,我們不得不將商、周兩朝與夏朝“捆綁”在一起討論。夏商兩朝,無論從現(xiàn)有的文獻看,還是考證地下出土文物,均無以帝號紀年之法。我們知道,中國最早出現(xiàn)紀年是西周共和元年(庚申),即公元前841年。張守節(jié)《史記·周本紀第四》“正義”引《魯連子》云:“共和名伯,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以此,根據(jù)《史記》“本紀”所載各王在位年數(shù)上推“共和”前十王,則可全知周朝世系。《史記·周本紀第四》所載與此不同,謂“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和立為王,是為宣王。”以上兩則史料告訴我們,無論是共伯和掌政之“共和”,還是召、周二人以相行政之“共和”,均是君主暫不在位時,由他們攝政之事的紀年,而非后世帝王年號。且還政于宣王后,史書仍襲稱某王某年。
再看商朝。現(xiàn)通行的《中國歷代紀元表》所標示,自商湯歷太丁、外丙、中壬……至帝辛(紂),除湯是人名外,有商一朝凡三十一王之名均為廟號。王國維《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xù)考》,將甲骨文考古材料運用于史學(xué)考訂,確認了《史記》所列殷商三十一王是可信的。發(fā)現(xiàn)最早標示所謂“帝號”的《后》25.9甲骨:“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即陽甲、盤庚、小辛三位祖先所享祭的均為一頭公牛。此片所記乃武丁時祭祀這三位先人的廟號稱謂。羅振玉考訂為“皆小乙之兄,而武丁諸父也”(殷人稱父輩兄弟皆曰:父,并多次實行兄終弟及制)。由此可證,殷商無以“商帝”作年號之謂。甲骨文中有“大邑商”卜辭,那不過是殷人對自己民族的自詡之辭,與年號無涉。
那末夏朝呢?
由于我們迄今為止尚無一件出土的實物資料可以映證夏朝的世系,所能依據(jù)者只能靠文獻資料。《史記·夏本紀第二》所稱禹、啟時始用“帝”稱之,“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其后,凡十六王皆沿襲此例,于帝字后附其名。或問
“夏后”者何?按,此夏后乃夏族之總名,如黃帝號軒轅氏,炎帝號神農(nóng)氏,堯帝號陶唐氏,舜帝號有虞氏。《夏本紀第二》開篇有“夏禹”之謂。南朝宋·裴骃“集解”曰:“受禪成功曰禹”;唐·張守節(jié)“正義”曰:“夏者,帝禹封國號也。”二說皆不以“夏禹”為年號。其實,對于有夏一代,這種稱謂并非司馬遷的發(fā)明。唐·司馬貞“索隱”引張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所謂“天下之號”,乃古史傳說中的國號,而非年號。
夏帝是指誰呢?誰都不是。夏有十八帝,究竟是那一帝呢?其實無所指!
“消息”所引的所謂成文具名日期是:
夏帝乙亥歲冬東曜日
夏帝既乃無所指之“帝”,則乙亥這一干支紀年也就失去了意義。不過,我們倒是有興趣討論一下中國古代干支紀年問題。按《中國歷代紀元表》,商代從武乙起始有干支紀年,為甲寅(公元前1147年)。武乙之前上推至有夏一代均無干支紀年之例。而干支紀年自武乙以后則必須與某商王廟號相對應(yīng),否則,便無任何價值。如武丁乙丑(公元前1112年)是說武丁即位之年(元年)。所謂“夏帝”,既非夏朝某一“帝”的確指,則乙亥無異于虛設(shè)。又,據(jù)甲骨文,殷商以“祀”紀年,這與商王在一年中不斷舉行祭祀有關(guān)。商王在一年內(nèi)根據(jù)不同的季節(jié)時間按規(guī)定舉行各種祭祀活動,一年內(nèi)的祭祀完畢,稱“一祀”,故“祀”可表示年,一祀就是一年,二祀就是二年,依此可類推。如《后》上20.12:“隹(唯)王二祀”;《前》3.28:“隹(唯)王五祀”等。這個祀相當已過去的年數(shù)。
商代紀日亦以干支法,一般用作記錄占卜的具體日期。如:壬寅卜,賓貞,王往氏眾
于囧;“甲辰卜,商受年”;“丁卯卜,王大獲魚”……等等舉不枚舉。至于“歲”,甲骨文有兩義。一表示年歲。如前所述,甲骨文紀年,一般稱“祀”,但偶也有稱“歲”的。如《文》547:“乙丑卜,王貞,今歲受年。十二月”;《金》277:“癸丑卜貞,今歲亡(無)大水?其又(有)大水?”歲的初誼表示年歲,轉(zhuǎn)引申為表示一年的時間;二表示祭祀,乃一種祭法,作行為動詞。如《粹》896:“出入日,歲。三年。”此處“歲”作歲祭講。聯(lián)系“消息”所引“乙亥”后有“歲”字,即使退一萬步,以商代的歲字用于夏代作年講,那末,乙亥歲究竟是哪一年呢?百思而不得其解!又何來冒出一個由北京那位專家生推算出來的“夏帝乙亥歲”為公元前2003年呢?專家先生用何種妙法,是如此精確地算出這一年代的,我們倒是十分想請教。
然而,任何一個歷史的結(jié)論,都是要有科學(xué)依據(jù),并且是要經(jīng)得住人們評說與推敲的。由著名先秦史學(xué)者李學(xué)勤先生領(lǐng)銜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解決了夏、商斷代的大體年代和商、周斷代的確定年代問題。以天干地支相配的干支紀年法也只推到商代武乙甲寅,即公元前1147年。而武乙之前直到夏代諸帝的紀年,至今仍是空白,如果《萊丘銘》的發(fā)現(xiàn)確實解決了這一問題,將干支紀年推到公元前2003年,豈不是中國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歷法學(xué)上的一大幸事?
【馬評:這一大段所用資料,具體、詳實,在下很認真的學(xué)習(xí)過了。聞霏先生只為說明一個問題,即夏代不可能出現(xiàn)紀年,更不可能出現(xiàn)“夏帝乙亥”這樣似是而非的紀年,他說:“夏帝是指誰呢?誰都不是。夏有十八帝,究竟是那一帝呢?其實無所指!”
實際上,聞霏先生并沒有看一看【萊丘銘】原文,只憑江南晚報的一條消息,就無的放矢的大發(fā)議論,實際上,這樣寫評論,還不夠認真和嚴謹,如果他看一看原文,也許就不會如此慷慨激動了,【萊丘銘】的結(jié)尾夏帝后面還有一個“相”字。
聞霏先生以商朝無紀年,來證明夏朝也應(yīng)該無紀年,實際上這種推論不成立,也不符合邏輯,為什么?其中必有緣故。
聞霏先生認為夏朝不會有紀年,有,則是后代人編的,無,才真實,因為夏朝歷史上,沒有先例。
其實看一看【竹書紀年】和【世本】等古書,你就會清楚,上面有這樣的記載:“夏發(fā)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隕如雨”等記載,這也是世界上關(guān)于地震和隕石雨的最早文字記錄,可作為夏代有文獻記錄和紀年的明證。
三、關(guān)于“冬”字
再說緊接“歲”字后面的“冬”字。
冬字在甲骨文中不是表示季節(jié)的冬季之冬。
從甲骨文材料看,直到商代中期我國上古先民尚無四時之分,只有春秋之別。春季從當年九月至次年四月,大體上相當于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的冬春兩季。如《前》4.6.6:“貞,今春受年?九月。”甲骨文中確也有冬字,見五期庫664,作
,對此字眾說紛紜,見仁見智。余文以為像即將從樹叉上滴盡的小水珠,故含終結(jié)、終了義。卜辭用冬作終。見《丙》71.73:“丙辰卜,
貞:實隹(唯)其冬茲邑?”——丙辰這天問卜:上帝會終(冬)絕商王朝嗎?《說文》雖講四時,也認為冬含終義:“冬,四時盡也”段注:“廣韻云,終,極也。窮也。竟也。其義皆作冬,冬者四時盡也。故引申之義如此。”上古冬、終同隸冬部,冬讀如“終”。冬表示季節(jié)出現(xiàn)在金文中,已是春秋時代,如《商鞅量》:“冬十二月乙酋。”《春秋》、《左傳》已通用春夏秋冬四時。大約是從商代晚期,四時的季節(jié)概念就開始醞釀了,歷西周至春秋而臻完備。但在商代中期(以武丁為限)上推至夏,絕對不會有四時概念。故上古冬字,只能作終了講。如是,則“乙亥歲冬”又生出歧義了。因為冬在甲骨文中是作為動賓結(jié)構(gòu)的動詞終結(jié)、終了講,其后面必置一賓語。如《存下》76:“辛未卜,丙翊壬申啟,壬(任)冬(終)日。”直到春秋時仍依此語法結(jié)構(gòu),如《蔡侯盤》:“永保用之,冬歲無疆。”老子《道德經(jīng)》第二十四章有“飄風不冬朝,暴雨不冬日”句,冬也是作終結(jié)、終了講。以此類推,所謂“歲冬”不可能是春秋前的文體,至于與春秋相隔1700多年夏初,就更無從談起了。
“東曜日”三字作何解?
曜,甲骨文、金文均未見此字,甚至連《說文》也未收此字。余文以為此三字后人偽造的痕跡特別明顯。按《詩·檜風·羔裘》:“日出有曜。”此曜字與《說文》所收“燿”字可通,皆為光耀、明亮義。東漢張衡《靈憲》:“文曜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遲者睹于東,睹于東屬陽。”日、月與木、火、土、金、水五星古稱“七曜。”所謂“天道者,貴順也。”系指以上五星按自北向西向南向東再回到北方,沿著星宿的正方向依次排列運行,同時又無其它星摻雜其間,稱作順。按此方向,依次為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正對應(yīng)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順序,這就是順,屬陽,于命為吉。此乃戰(zhàn)國秦漢間陰陽五行家運用占星術(shù),以星象附會人事的一套把戲,“東曜日”顯然是從這里刻意套用出來的。以為“睹于東屬陽”,吉也。然而,這種偽造同時也就露出了馬腳,反而證明它無論怎么說,也不是夏代的東西。
關(guān)于后面的“孤孩悻……”署名落款,已無須辯析了。“東曜日”既已作偽在前,“孤孩悻……”定是做假在后。且其中除“呼、祈、禱”三字甲骨文有之,余皆漢及漢以后的新造字,將其忽悠成“夏代文字”,實在也太牽強了罷。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析之。
【馬評:冬作冬或終解都可,東曜日的曜字作明亮解或七星本義,都是見仁見智的事情,不存在作偽作假的問題】
四、關(guān)于“治水碑”的真?zhèn)?/strong>
《江南晚報》消息報道稱:《萊丘銘》成書在夏代“少康中興”的歷史事件時期。據(jù)專家考證《萊丘銘》的文體與湖南衡山岣嶁峰上夏禹親書《治水碑》相同,稱“岣嶁文”。
關(guān)于《治水碑》,金石史上早有所聞。傳南宋嘉定中(公元1208-1225),一名叫何致的人曾到衡山密云峰尋得此刻,因年代久遠,字跡漶漫,難以辨認,乃用手摸之摹寫而成,凡七十二字,后鐫刻成碑。字體似繆篆,又似符箓,以為上古之文字,遂附會為《史記》所載大禹治水至衡山所刻贊禹績的《治水碑》。衡山因其主峰曰岣嶁峰,而“岣嶁謂之衡山”(《爾雅》),故是碑又名岣嶁碑,其文體稱“岣嶁文”。以上是中國金石史上的一段公案。然今人曹錦炎早在多年前就在《文物研究》總第五輯上發(fā)表文章,考證為戰(zhàn)國時越國刻石,作者為后來繼承王位的朱句,刻于公元前456年。刻辭內(nèi)容是祭祀南岳衡山之神,而與大禹治水史事毫無關(guān)聯(lián)。何致摹刻之碑早已亡軼,今昆明、成都、紹興,當涂及西安碑林等處,皆有據(jù)何致摹刻拓本所刻的“治水碑”。此刻字形極象春秋戰(zhàn)國時朗吳、楚、越一帶的“鳥形文字”,是在西周金文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富有裝飾趣味的區(qū)域性文字。此正反證出《萊丘銘》如果真如專家所論定的與“治水碑”的岣嶁文文體相同,比勘這下,其時代也早不過春秋。此其一。其二,按:即姑以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論之,《萊山銘》既然出在山東東萊山,顯然與衡山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屬兩個不同文化區(qū)域。東萊山屬齊地,齊地出土的大量春秋-戰(zhàn)國時期青銅器銘文字體風格與中原幾無異,而絕不是南方吳、越、楚一帶的“岣嶁”文體。即便設(shè)定《萊山銘》是春秋-戰(zhàn)國時作品,怎么可以刻在齊地,卻使用吳、越、楚地區(qū)使用的字體呢?
【馬評:關(guān)于治水碑的真?zhèn)螁栴},是個歷史遺留問題,看來今天的學(xué)人很少認為是真碑,換句話說,是偽碑無疑。為什么,因為主流觀點認為:商朝武丁以前的文字,尚未發(fā)現(xiàn),它不可能是夏代的碑文,另外還有曹錦炎先生的釋文在,他認為是越王朱句的功德碑。
我認為,評價禹王碑的真?zhèn)螁栴},主要看它的文字,是不是夏篆?是不是蝌蚪篆?因為夏篆或蝌蚪篆,是夏朝文字的主要時代特征,夏篆就是夏朝的官方文字,而商朝甲骨文則是民間俗體字,裘錫圭先生稱為商朝甲骨文是特殊的民間俗體字,按理說,甲骨文是商王的卜辭,應(yīng)該用商朝的官方文字,為什么不用,我可以告訴你,商朝沒有官方文字,那些為商王進行占卜、往龜甲上寫字、刻字的人,很可能都是夏人,夏人的文化文明程度,要比商人高很多,商朝沒有官方文字不能說夏朝也應(yīng)該沒有官方文字,正如商朝沒有紀年,不能說夏朝也不應(yīng)該有紀年一樣。
評價禹王碑的真?zhèn)螁栴},主要研究文字的演變過程,要拿【禹王碑】的文字與商朝甲骨文,商周金文進行比對,進行反復(fù)的研究,這是一個非常專業(yè)的工作,非幾句能講清楚,為了弄清【禹王碑】的真?zhèn)危以昧藥啄甑臅r間,來研究它,結(jié)果我發(fā)現(xiàn)【禹王碑】并不像有人認為的那樣,是偽碑,它是蝌蚪文,也稱蝌蚪篆,被古人定為中國最早的文字,從虞夏商周到孔子時代,還在使用,而【萊丘銘】也是蝌蚪文,與【禹王碑】不謀而合,這絕不是巧合,是必然,他們都是夏朝的官方文字,如果聞君不信,不妨一試身手,切不可拿曹錦炎先生的破譯說事,況且,他的破譯是張冠李戴,南轅北轍。俗話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既然,你要認定它的真?zhèn)危憔鸵H自釋解一遍,結(jié)論應(yīng)該產(chǎn)生在調(diào)查研究之后。
五、關(guān)于夏代是否有文字
關(guān)于中國文字的發(fā)明,所謂“蒼頡造字說”因其不符合歷史科學(xué),早已無人相信。但若論“蒼頡造字”屬于古史傳說的黃帝時代(距今4500-5000年左右)。則有很大的討論余地。這個時期前后的西安半坡、臨潼姜案、甘肅馬家窯、青海柳灣、浙江良渚、上海馬橋、山東莒縣凌陽等多處新石器時代不同階段遺址出土的陶器刻畫符號,被郭沫若、于省吾、唐蘭等學(xué)術(shù)前輩考證為中國文字的起源。講到夏代,《尚書·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是說與夏代同時的“殷先人”是“有典有冊”的。所謂“典冊”也就是文字記載的歷史文獻,此證明夏代時可能已有初步的文字,以甲骨文已是比較成熟的文字而言,可以推斷夏商之間有一個文字初創(chuàng)至比較成熟的歷史空間。然而當我們尚沒有科學(xué)的考古資料來證明確切的夏代文字時,像《萊丘銘》這樣一看便讓人識別到無論在遣詞造字,還是在語法文理方面都十分近似漢代以后的“銘文”一類的東西,可以肯定絕非夏代文字所書寫的。
既是文字,必須具備約定共識并在一個大的地域范圍內(nèi)流通使用的條件。否則便不算文字,或只能算作符號,至多為所謂“族徽”。郭沫若先生論及半坡彩陶刻畫符號時說過:“刻畫意義至今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zhì)的符號……可以肯定地說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國文字的孑遺。”(《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半坡刻畫符號距今6000多年,郭老稱之為“起源”未嘗不可。但“起源”不同于“始源”,始源意指真正創(chuàng)制文字的開始。從文化史的角度看,文字的出現(xiàn)標志文明的誕生,唯有建立奴隸制國家的夏朝能當此歷史重任。夏代之前,目前有跡可尋的有兩個資料,一是1992年在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發(fā)現(xiàn)的龍山文化的“文字”,刻在一件大平底盆底部的殘片內(nèi)面,其考古學(xué)年代為距今4200-4100(見奕豐實《鄒平丁公遺址第四、五次發(fā)掘報告》),接近夏的初建年代,地屬禹跡所至的兗州(《史記》作沇州),地近同屬《禹貢》九州之一的青州(東萊山屬青州之地)。此片陶文計5行11字,專家認為“比大汶口文化單個出現(xiàn)的刻畫符號顯得更為進步”,然多用連筆,其形體結(jié)構(gòu)類似于后世的行草,而與九百年后的商代晚期甲骨文有很大差異。李學(xué)勤先生認為可能是一種“俗體”文字;裘錫圭先生則認為“是一種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另有一例是采集到的良渚文化的一件黑陶罐,其罐口環(huán)刻有8個字體符號,李學(xué)勤先生試釋為“朱
戔石,網(wǎng)虎石封。”意思是說朱
到“石”地,在“石”的境界用網(wǎng)捕虎;良渚文化另有幾片刻畫符號的陶片,在此不煩多舉(見黃懿隆《〈山海經(jīng)〉》考古——夏朝起源與先越文化研究》一文)。良渚文化晚期盛行黑陶,以此可知此陶片大約距今4300-4100年,甚至還要更晚一點,時間上已接近夏王朝建立之時。以上兩例說明,在夏立國之前,中華大地上不同地域的文化共同體可能都在“醞釀”文字,而夏的立國,以其強勢的奴隸制國家力量,匯聚各地的成果而開始統(tǒng)一的文字初創(chuàng)是極可能的。但既是初創(chuàng),就不可能成熟;既是初創(chuàng),就不可能十分普及;既是初創(chuàng),字形、字體、語法、修辭諸功能就不可能像后世那樣完備。如果像“夏帝乙亥歲冬……”這類文字和句式出現(xiàn)在夏代,那商代的甲骨卜辭豈不大大地倒退了么?還談得上歷史的發(fā)展和文明的進步嗎?將這樣一種連當代人都一看就明白的文句,硬要套到夏代,未免有點滑稽,且不用說它所編造出來的“歷史故事”與學(xué)術(shù)界熟知的歷史文獻是如何的相悖了。
【馬評:自古以來,信者則信,疑者則疑
學(xué)術(shù)爭鳴,齊頭并進。在學(xué)術(shù)觀點上,如果都達到了高度一致,那正是問題所在,不正常。我認為,聞霏先生能向?qū)<屹|(zhì)疑,談出了他的看法,很好,盡管他的看法不太精當,都是從別人那兒販來的,但直率可嘉。如關(guān)于夏代是否有文字開頭所講:關(guān)于中國文字的發(fā)明,所謂“蒼頡造字說”因其不符合歷史科學(xué),早已無人相信。這話說得很絕對,認為沒有人相信倉頡造字,它不符合歷史科學(xué)。其實,他說錯了,我就相信倉頡造字,我不相信郭沫若先生的勞動人民造字的極左觀點,更不相信商朝甲骨文是中國最早的文字的說法。原來聞霏先生是一個四十年派,四十年派的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否定倉頡造字,千方百計的詆毀倉頡造字,認為倉頡造字不可信,文字是勞動人民造的;四十年派的特征之二就是拿不是文字的東西,當文字研究,一研究就是40年;無任何成果,還要繼續(xù)研究,最后一個特征是認為夏朝既使有文字,它也要比商朝甲骨文還原始、還落后,還簡單。聞霏先生正是這樣,他說:“但既是初創(chuàng),就不可能成熟;既是初創(chuàng),就不可能十分普及;既是初創(chuàng),字形、字體、語法、修辭諸功能就不可能像后世那樣完備。如果像“夏帝乙亥歲冬……”這類文字和句式出現(xiàn)在夏代,那商代的甲骨卜辭豈不大大地倒退了么?”正如聞霏先生所言,商代的甲骨卜辭正是大大地倒退了,這是歷史的必然,為什么商朝武丁以前,沒有發(fā)現(xiàn)成文歷史,為什么夏朝有那么多的成文歷史,流傳于世,【倉頡書】、【夏禹書】、【禹王碑】【萊丘銘】,這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用“偽書”、
“后人偽托”來信口雌黃,不會令人信服。
我曾說過:“商朝甲骨文就像一個帶尾巴的毛孩兒。”是說商朝文字在文化上,曾出現(xiàn)過一個倒退的返祖現(xiàn)象,不了解這個發(fā)展變化過程,要發(fā)現(xiàn)夏朝文字是不可能的,君不見四十年派的領(lǐng)軍人物,率領(lǐng)一大批隊伍,從半坡遺址,到二里頭遺址,再到大汶口遺址,再到雙墩遺址,再到賈湖遺址,拿不是文字的東西當作文字研究,這才是真正的滑稽!】
2011年7月20日寫于煙臺東海寓所
附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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