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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要充滿勇氣地做一件事：帶爸媽去日本。”這是產品經理遠舶今年元旦寫在朋友圈里的話。執行力很強的他的確做到了，迅速請年假，辦簽證，訂行程，等到一切都準備好即將出發時，遠舶又發了一條：“高考之后我從沒如此緊張。”

遠舶的父母是上海人，他從上海的大學一畢業就來北京工作。“為了避開結婚這個尷尬的話題，我把能和他們見面的次數減到了最少。去年媽媽生病，動手術前就說了一句，還沒有出過國。我心里挺難受的，就決定了這次日本之行。”

兩代人出來玩，就等于把原本隔著電話就能擦出火星子的兩種價值觀放到了一個封閉的鐵桶里，等著看什么時候爆炸。“我把旅行中的沖突總結為兩點，對錢的態度，對時間的態度。”很顯然他已經做好了全程貼心服務和耐心忍讓的準備，但該發生的仍然不可避免。

在日本吃一頓像樣點的魚生，人均三四百很正常，但遠舶還是沒告訴爸媽價錢。“沒想到，點完菜我媽忽然拿出手機算匯率，知道這頓飯快一千了就直接翻臉，但菜已經點了不能走，我爸就在那個安靜的店里一直用上海話罵我。”

遠舶被罵到已經神游了，語速很快的上海話真的和日語有點像，周圍的日本客人徘徊在似曾相識又完全聽不懂的語言里，都有點驚惶，遠舶看著他們的表情就笑出聲了。

“我爸認為我在嘲笑他，越加生氣，還好這時候上菜了。我媽猶豫了一下，還是掏出手機各個角度拍照片，她發朋友圈時蠻開心的——為了讓她能隨時發朋友圈，我租了一個Wi-Fi——發滿了九張圖還加了好多表情向小姐妹炫耀。我爸是很愛吃魚的，他氣哄哄地吃了不少鯛魚，不再罵我。食物打破了僵局。”

遠舶的爸爸當過兵，日本對他來說就是所有負面形容詞的集合體，一提日本就是“吾冊那小日本”。媽媽認為日本就是東京，全是人和高樓，動不動還地震。遠舶特地帶他們來，就是想看看固執的五十年代生人能不能有一些改變。

“京都的寧靜和古樸給我們很大的治愈，因為去之前爆發了很嚴重的爭吵，是關于時間的。我準備了充足的購物時間，但他們看到超市和藥妝店的東西很便宜就走不動路了，不愿意去玩任何地方，就在超市里買買買，我怕他們走丟了只能在外頭等著，居然就這樣在東京耗了兩天！他們連餐廳都不愿意去，就在7-11這樣的便利店買方便食品，簡直瘋了！”

遠舶發現爸媽買的東西上海全有，大多廉價，塞滿了兩個大箱子，總價值不超過一千元人民幣。他非常生氣，東京市區的酒店很貴，住在這里是為了讓他們少走路，多看看這個城市，結果呢？遠舶爆發了：“你們活了這把歲數根本不懂什么叫生活，去任何地方都是急匆匆的，對什么都沒興趣，就對‘便宜’有興趣，以后不要再出來了。”

這話說完，關系也到了冰點，但也帶來了改變。

京都的治愈力是無言的，沉靜的建筑、干凈的公共場所、語言不通卻帶和善微笑的當地人，遠舶和父母在“冷戰”時抵達這里，卻也剛好在安靜的氣氛里感受了這座城市。

“住的離金閣寺不遠，頭一天是帶他們從旅館走過去的。離開的那天想再去看一次，出了旅館，發現我爸在前面遠遠地走著——金閣寺要門票的，我爸這么摳門的人，竟然自己又進去了一次。所以說爭吵是有效果的，我從不信奉‘千孝不如一順’，我父母還不是年邁的老人，還可以向更積極、多元的生活方式靠攏，我希望旅行能帶來改變。”

回來后遠舶爸不再說“冊那小日本”了，他說京都很好，古建筑美，周圍的環境也好。“他們對我的評價沒有變好，反而變壞了，但這沒關系，京都兩日讓他們已經有所改變，兩人在策劃下一次旅行了。”

崔昀今年三月底去巴黎參加畢業典禮，帶上了媽媽。

崔媽媽熱愛攝影，簡言之是熱愛拍她漂亮的女兒，用她的話說是“留下女兒和巴黎的每一個瞬間”。在盧浮宮，她甚至希望女兒能跟所有的名畫合影，花費一整天時間她也欣然接受。

在各個旅游景點的標的物前，崔媽媽不厭其煩舉著自拍桿拍下她和女兒的合影。崔昀告訴她自拍桿長度有限，有時候拍出來的只有兩個大頭，看不出背后的景物。崔媽媽又開始麻煩國際友人，請他們拍照。

崔昀希望媽媽能看看她生活的這個城市——公寓樓下短短300米的小街上有肉鋪、魚鋪、花店、面包店和修鎖匠，街口的海鮮餐廳里都是白頭發爺爺奶奶，因為年輕人失業率高沒有錢吃餐廳……但崔媽媽不太感興趣，她喝咖啡時心不在焉，匆匆地走過了這條街，因為著急回家傳照片。

崔昀在巴黎住了三年，肯定不是拍照打卡式的旅游者，只是她和遠舶不同，她不忍心言語責怪媽媽，只一味妥協。拍照的后遺癥無非是浪費時間，并接受來自其他游客的各種目光。

崔昀的妥協令崔媽媽的收集癖在巴黎爆發，她拿了她看到的一切紙質宣傳品，以至于行李超重，在機場翻箱子，花了一個多小時選擇帶哪些回國。

“數量不菲的餐廳咖啡館路邊劇團大小美術館游船碼頭等等的廣告和海報被帶回了武漢，堆在家里的墻角積灰。”

“評論”是爸媽出行時的又一大亮點，也是兩代價值觀碰撞的最直白的表現之一。

李松帶爸媽去臺灣，老生常談是看到了市民階層的文明禮讓，爸媽很受感染，立刻做到了上電梯靠右站，下公車對司機說謝謝，不大聲喧嘩。爸媽入鄉隨俗很快，讓李松很高興。

但他們無法克制“看不慣”。臺北妹子喜歡穿大毛衣甚至羽絨服配超短熱褲和人字拖，李松爸爸見一次說一次“什么審美”“神經病”，有時候聲音大一點，李松特怕被姑娘聽見。他很耐心地跟爸爸說，只要姑娘自己愿意，不需要你看得慣，你有說的權利，但你說這話對誰都沒有用；出于禮貌，最好能小聲一點，不要用人身攻擊的詞語。

“這是我特別希望他們能改變的地方，在多元化的世界里，‘看不慣’是個沒意義的詞。臺北還好，到了臺南更要命。”

在一家“綠營”書店里，作為文藝工作者的李松爸爸很高興地買了二手書，店員聽口音隨口一問：“你們從中國來的啊？”李松當時神經就繃起來，接話說：“是，湖南。”店員說：“噢，那么遠過來是不是很麻煩，要換很多交通工具？”李松解釋長沙到臺北2009年就直航了。店員走開后，李爸爸用長沙話跟李媽媽說：“這個鬼不是個好鬼。”

“在臺南這次，爸媽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我只能告訴他們，當地人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兩岸的教科書完全不同。同時，臺灣人的確對外界不關注，他們連國際新聞都沒有，打開電視只有本地資訊，不知道長沙直航很正常。”

“爸媽很難‘take it easy’，”李松說，“另外，他們的價值觀里，沒有‘不要去輕易評價別人的私事’這一條，這是西方現代社會的價值觀，是美劇里的社交標準。中國老話說‘人言可畏’‘唾沫星子淹死人’，但沒說不允許說三道四。后來想想，我們也喜歡毒舌點評旅行中看到的怪人，但和父母的區別是我們會更小聲更私密地吐槽。”

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需要我們吐槽。

龍荻的爸爸是一個油畫家，父女之間本來就有共同的愛好，同游歐洲時，龍荻一家就不太會存在上述的種種問題，也可能是藝術家本身就很容易“take it easy”以及不輕易評價他人私事。

“我爸畫油畫，又是老師，給綜合性大學的學生講美術史和文藝鑒賞課，所以他看美術館、博物館的時候會做非常好的講解，不止講藝術，還連帶講述同期的歷史，另一方面又會談到具體畫畫時應該怎么畫、怎么思考。他去過歐洲大大小小的美術館，但還是很喜歡講，我作為聽眾是很受用的。其實我媽也是藝術家，她的‘high點’比較奇葩，去年在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他們就讓我站到Three Graces（優美三女神）的屁股中間拍照。我朋友們看到照片就說你爸媽真的好奇葩，和我們的‘high點’也太接近了。”

龍荻的爸爸會用國外版大眾點評類應用“yelp”選餐廳，旅行中精力旺盛，熱愛暴走，除了不太愛吃比薩和一些西餐外，與龍荻別無二致，所以在龍荻的記憶里不管是之前去歐洲還是去年同游美國，都是非常愉快的，父輩依然可以給她很好的指引。

是不是非得是高級知識分子、懂英語、玩得轉手機里的APP，才能與孩子愉快地玩耍呢？看看于曉晨的爸爸就知道答案是否定的。

北京孩子于曉晨，爸媽都是工人，退休了的爸爸是個機械和地理愛好者，整天在家搗鼓，街坊的東西壞了都找他，熱心腸，每天樂呵呵的。

他們同游意大利，當地人英語不好，于曉晨的語言能力瞬間降為零，爸爸腦筋靈活，情商發達，融會貫通，點餐、買票、砍價都是他去比畫，次次得手。“意大利比巴黎亂，我爸體格壯碩，生活經驗豐富，有他在我們一點都不擔心遇到騙子。”

去萬神廟時，于爸爸在進門前讓于曉晨和于媽媽閉上眼睛，他一手牽一個，進門之后數一二三讓他們睜開眼睛。“真的是神之光啊！”于曉晨永遠記得這個瞬間，于爸爸很得意兒子這個驚喜的表情。“我爸是地理愛好者，他來之前研究了半天太陽高度角和天氣預報，告訴我們來意大利旅行的日期就定在五月下旬，羅馬萬神廟一定要在大晴天來。

“我跟我媽都不信，但還是聽了他的。宇宙之光就射下來了！我爸是個特別普通的工人，我學歷比他高多了，但出了門，我爸就是能頂事兒，有他在我們就很放心，也很開心。我想，還是因為他的好奇心依然旺盛，對這個世界充滿熱情。就算不出門，在北京，他也能和各個年齡層的人打成一片，典型的在家待著高興，出門在外也高興。出來這一趟，我對他的晚年生活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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