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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心學，在中國哲學史上是個學術專題，但今天我不想講專題，我想談談王陽明心學對當代中國的意義。為什么要呢?今天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生活在當下中國社會的現實中，我們有許多的感受，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 從積極的方面來講，我們已經成為世界上的資本強國，在GDP的排行上取代日本，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據說很快要超過美國，這是很鼓舞人心的事情，這是積極的感受。那么也有消極的感受，就是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狀況。我們這個民族經歷過一部多災多難的近代史，這個災難恐怕還沒有完全結束。 我們這個民族未來會走向哪里?這是當下中國人縈繞心頭的一件大事。走西方的路，還是走我們自己的路?這個論爭很大，可以說是思想動亂。 所以就有這樣一個話題來，今天的中國人和王陽明心學的關系是什么?我對王陽明心學的興趣絕不是哲學史的興趣，當然學術上的興趣也有，但不是主要的。 王陽明心學 宋明儒學分了兩大派：理學派和心學派，理學的代表人物：程頤、朱熹;心學的代表人物是：陸象山、王陽明，但是他們有先驅，恰好是程頤的哥哥程顥。程顥說：'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王陽明有一段原話是這樣說的： 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 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 '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我跟這個小孩本來形骸間隔現在一體了，接下來又說：'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我們聽到了鳥獸的哀鳴我們也不忍。 '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當你聽到鳥獸的哀鳴你不忍了，這時候你的心就和鳥獸為一體了。'鳥獸猶有知覺者者也'，那么草木呢?'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草木無端地被毀壞我們也憫恤了。'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 那么瓦石呢?'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萬物都感通了，從人與人之間的人心感通，推廣為人與動物、人與植物的人心感通，甚至到無生命的無機物'瓦石'的感通。 正如程顥所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按照中國的哲學，整個宇宙是趨向于生命的，無機物的存在準備好有機物存在的條件，植物是生長在土壤里的，無機物為有機物的存在準備好條件，有機物又發生什么，植物為動物的存在準備好條件。 那么生命到了動物那里最后趨向于人。人為什么有意義?人才是整個生命真諦的體現者，叫情感。用佛家的話來說，人是什么?最高的有情物。 所以說：整個宇宙趨向于生命，生命趨向于人心的情感。所以這個'心'就跟宇宙同，人心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這個為一體就是生命情感。中國人是這樣理解宇宙的，這是中國人的宇宙觀。 王陽明心學與程朱理學區別 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是宋明道學，道學來了或者說新儒家來了，這個新儒家怎么會來?是因為中國人在這個時候需要拯救自己衰落的文化生命。 這點魏晉時期已經看得很清楚了，禮教不能維持自己，中國文人終于失去了對儒家學說的信心和希望，一頭扎進道家學說里，叫魏晉玄學，求個人的自在、全身避害、灑脫的人生、自由的人格……都蠻精彩的。 但是道家的學說是不足以給我們這個民族奠定社會生活的精神基礎和社會秩序的根據。所以說魏晉玄學表明中國文化生命的衰落，后來獲得一次拯救的希望，就是隋唐佛學。 我們前面講過的禪宗，其實讓中國人再度地相信孟子，就是心學的追溯可以撿起來了，因為禪宗就是心學，用佛教的語言講的心學。禪宗的核心觀念是'悟'，'悟'不是獲得知識，'悟'的活動不是認知活動，悟是心的事情，悟了就是即心即佛，自己的本心生起看到自己的佛性，這叫悟。 這個民族受到了佛學思想的啟發，然后完成了一件偉大的事情：佛學的中國化，最高成果就是禪宗。禪宗就是以佛教的語言講的心學，開始講'本心至悟'了。 所有的事情最根本的一條：我們人人都是佛。然后我們現在凡夫，是尚未看到自己的佛性，那叫沒悟。眾生是佛，眾生是尚未覺悟的佛，佛是已經覺悟了的眾生。所以佛教嚴格意義上不是宗教，佛教是無神論的。 釋迦摩尼不是神，是個普通的人，佛這個漢字，翻譯成梵文叫Buddha，而Buddha的本意就是覺悟者。所以禪宗為宋明儒學拯救我們民族的文化生命做好了思想準備。 那么宋明儒學的主題是什么?王陽明那句話概括的最為恰當：我們中國人人人心中有賊，'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很好地概括和提出了宋明新儒學這個階段的來歷，中國人現在的主題是什么?就是破心中之賊。這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共同的課題、共同的任務。對于當下的中國亦如此。 那么他們怎么會對立起來了呢?就是破心中之賊的破法不一樣。 程朱理學主張要把'理'(天理，客觀的真理)說清楚，他的說法有點接近于柏拉圖了。柏拉圖理念論就是，先把萬事萬物具體存在的那個理說出來。 把'理'說清楚以后，我們人心去服從它，這樣心中之賊就破了。陸九淵開始反對，而后明朝的王陽明也反對，所以王陽明順著陸象山的心學走下來的。 朱熹講人生修養的第一步是格物，就是窮盡事物的道理，然后有機會明白天理。王陽明一度是受了朱熹這條道路的吸引了，但心沒安頓好，問題還是沒解決。 后來突然頓悟，他終于明白什么叫格物致知，不是去格那個外部事物，從中看出一個天理來，格物乃是'正事'，我們人生在世就是做事情，做事情的本來道理要搞清楚，這才叫格物。 那么'正事'的前提是正心，正心的前提是誠意，一個'誠'字。原來事物的道理我本心具備，何必到外面去求，這個悟很像禪宗的頓悟。在他之前的陸象山也是如此。這條路跟程朱理學的差別在哪里?都要破心中之賊。 程朱理學破心中之賊的前提是把天理說清楚。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學認為，破心中之賊，仍然用我們這個心，因為我們心本有良知，如果用在人心之外的高高在上的天理來破心中之賊，這仍然是對外部權威的服從。 脫離人心的天理那叫僵死的教條。這就是兩者的區分所在，這個區分非常關鍵的。 我們剛才講，我們的心是無限心，它的內容是喜怒哀樂，是生命情感。假如我們這個心中有賊，就是我們的生命情感偏離了它的本真狀態，用脫離情感的理能糾正嗎?糾正不了的。這個道理其實非常的簡單。 王陽明心學的當代意義 這就是中國心學，從孔子那里準備好了，孟子把它闡發出來，然后在那里不能被遇見，長時間不能被遇見，荀子的學說大興天下。到了禪宗，心學的復興是因為佛學中國化，有禪宗了。 禪宗不以理論做根據的，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就是指向心的。心學起來就為宋明儒學做準備，宋明儒學當中就是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學尚存禪宗的真諦，開始直指人心了。 王陽明抓住了最根本的，是順著陸象山說下來，所說的概括為三個字：致良知。良知千萬別以為它是理性的知識，先驗的理性知識。 '良知是當下呈現。'良知不是頭腦中的東西，是生命情感的本真狀態的突然爆發，所以王陽明說我們每個人本有良知，那么也就是說天理在人心里，天理不在人心之外。 王陽明那句話是這么說的：'良知乃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這個原則是根本的重要，我們每個人都有良知。所以王陽明說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無論是販夫走卒，還是引車賣漿者流，都要做自作主張的大英雄，這叫中國人自己的獨立人格的樹立。 中國人向來有道德，但是中國人向來的道德不是出于內心的自覺，而是出于對外部權威和利益被迫的服從，這叫他律，不是自律。 要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國文化生命的拯救，需要一個原則，叫道德自覺的主體的成立，那叫卓然自立的人格，于是才徹底地打破主奴關系的文化。 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有一點圣賢的品格，這是健康的民族、健康的社會的必要前提。我們現在不再相信有什么圣人了，圣人在王陽明那里是每一個人應當都具備的品質，沒什么要求高的，應該是很自然的要求，今天我們很難做到，這個社會充滿病癥。 如果有其他的民族發現，我們中華民族正在非常認真地在電視臺上公開討論一個問題：假如老人倒在地上該不該扶?他們一定會大為驚訝。難道這是問題嗎?在中國變成很現實的問題了。 我們不是要講王陽明心學的當代意義嗎?這就是意義所在。我們當然主張法治社會，但法治不是一個社會的精神基礎，民眾缺乏倫理精神，法治沒用，因為法治不可能給一個民族樹立它精神的支點。 法治是什么?預先防范不可抑制他人的維權的手段。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人與人的基本性能在一個民族那里應當存在，這個基本性能來自于一個民族的倫理精神，那么這個倫理精神來自哪里呢?來自王陽明講的我們的良知。 王陽明心學是中國人自己的一次偉大的努力，可以說是中國人自己的啟蒙運動。它的啟蒙不是啟各種科學之蒙昧，而是指樹立獨立的人格。如果這個思想運動能夠結出果實的話，今日之中國不會是如此這個局面，將遍地都是卓然獨立的人格。我們還沒看到是吧?所以問題還在我們面前。 讓我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王陽明心學的果實在日本開花結果了。如果沒有王陽明心學在日本的傳播，被日本人許多人接受的話，明治維新是不可能成功的，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基礎和精神準備就是王陽明心學。 所以儒、道、佛三家要合流，到了宋明新儒學，以儒家為根本，開創新的道統，它還是儒學，不是道學，也不是佛學，但是把道家的思想、佛家的精華都吸收進來，然后開創思想的新局面，這叫新道統要開。 新道統開好之后呢?再開新的學統，就是學問體系，再開新的政統，就是政治體系，這一步本來要做的，后來中途夭折了。 本文為節選，原文刊載于復旦人文智慧課堂學友雜志《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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