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書寫載體，簡帛承載了春秋戰國至漢代作為官私文書的功能。他記錄了稅賦、戍卒、烽燧、軍隊、屯田、生活及其他公私活動情況，對于研究先秦及漢晉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俗等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同時作為書寫形式，簡帛又再現了先秦至漢晉時期的一種書法狀態，成為我們了解這一時期書法史的第一手珍貴墨跡。

圖1 河西簡牘

長期以來，要了解先秦至漢晉時期的書法狀態，我們所熟知的都是青銅彝器或碑版石刻的銘文和碑刻。這種書法形態雖然也能反映這一時期的書法風貌，但畢竟已經經過翻刻，非書寫者直接所書，因而已是下真跡一等，無從直接了解當時的書寫狀態。自從19世紀末、20世紀以來，各種簡帛終于從沉睡千年的地底重現真容，讓我們可以真真切切地面對兩千多年以前書寫者的墨跡，無論對于書法史研究者還是書法臨寫者來說，都是一次石破天驚的大事，可稱得上是書法研究史上的一場革命。

近年來，饒宗頤提出學術研究的“三重證據法”(即傳世古書、考古實物和古文字材料)已遠遠超越了王國維所提出的包含“紙上之史料”(指《詩》、《書》等古書)和“地下之材料”(指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的“二重證據法”。簡帛書作為考古材料與古文字材料的雙重身份，早已成為學術界的新寵，倍受關注。同時，作為一種書寫形式，簡帛書的書法學意義亦已受到推重，成為研究先秦書法史的不可繞過一座重鎮。

圖2 居延漢簡

我們所關注的書法史，往往是名家書寫的歷史，如書寫者或長于詩詞，或雅擅丹青，或位居官位，又或其他方面名垂青史者，因而書跡得以流傳于世。所謂“書以人傳”或“書以人貴”便是此理，從魏晉王羲之以來到隋唐的虞世南、柳公權、顏真卿，兩宋的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直到元明清的趙孟頫、鮮于樞、文征明、祝枝山、徐渭、鐵保、劉墉、鄭板橋、何紹基、康有為等等，無不如此。但在簡帛書法中，卻并不如此。簡帛書法并不具作者名姓，現在也無從考證其作者身份。作為在紙質類載體尚未發明以前的書籍文獻和公私文件，簡帛書法的書寫者大多數只是普通的工匠或類似于今天秘書角色的人員，因而更能反映出當時的“流行書風”。由于材料和書寫的工具不同、或者內容的相異，甚或是形制的不同，以及書寫者的身份不同等，因而簡帛書法表現出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如《河西簡牘》古拙粗率，《居延漢簡》揮灑淋漓、縱橫張揚，《馬王堆帛書》靜謐淡泊，《武威漢簡》端莊謹嚴……等等。沒有統一的書風，成為這一時代平民書法的特色。

另一方面，簡帛書法所記載之文字內容大多相當于今天所常見的書信記事、政府公文、或短箋便條，因而拘于不同的內容，簡帛書法往往表現出不同的書寫狀態。除少量的一絲不茍、處于隸變中的漢簡所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整齊與端正外(如《武威漢簡》)，絕大多數簡帛書法多不拘形跡，自出機杼。明顯看得出來，作者是在一種較為草率和急就的狀態中一揮而就，客觀上早就了簡帛書法大多純任自然、無拘無束的形態，這也是簡帛書法剛一被發現，便受到書學愛好者和書史研究者追捧的主要原因。

圖3 馬王堆帛書

竹簡的構造大多簡面狹長，書寫者往往拘泥于狹窄區域的限制，因而將字寫得修長，縱筆取勢，在方寸之中將篆、隸、真、行、章草各體運用得淋漓盡致。這種在章法布局上表現出的匠心獨運，是漢簡書寫者的可貴之處。大多數漢簡，均表現出錯落有致、揮灑自然的書風;而帛書相對于竹簡來說，發揮的空間要大一些，但卻受制于內容(大多數為公文)，因而反而要比竹簡要規整與嚴謹一些。這是筆者在考量竹簡與帛書的書風時所得到的視覺感受和美學體驗。但不管是竹簡還是帛書，它們和同時期的碑刻或青銅彝器上的書法相比，其書風是有著天壤之別的。后者往往中規中矩，其書寫者的個性不太突出，似乎可代表當時一種正統的書風。因此可以這樣說，在簡帛書出土以前所看到的中國早期書法史，是不完整的。當我們在飽覽了全國各地出土的簡帛書法，再對照傳統意義的金石碑刻，共同來考察這段離我們最為遙遠的書法史的時候，發現這段歷史其實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其面目也越來越清晰了。這便是簡帛書法的魅力所在。

當然，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簡帛書法既然不是專業書法家所為，我們在高歌其自然天成的率性之時，不得不認識到其中良莠不齊的史實。簡帛中粗率得有些野狐禪的書法也不時可見(如《河西簡牘》)。如果后學者或治史者囫圇吞棗式地全盤吸收，必將走向一個誤區。這是筆者在遍覽諸地所出簡帛書法之后的另一感受。

圖4 武威漢簡

有意思的是，20世紀以來，自從簡帛書法紛紛浮出地面，臨習簡帛者如雨后春筍般代不乏人。但真正有成就者，卻微乎其微，能因此而成為書壇大家者，至今尚未出現。雖然也有如錢君陶、孫其峰等名家臨習并卓有所成，但他們真正立足于藝壇的卻并不是簡帛書體而是其繪畫藝術。這就說明一個問題，臨習簡帛者也許很容易，但要取得書法成就者卻不太容易。簡帛書法本來是在一種非藝術創作的形態中完成的。它的沒有法度、沒有拘束的書寫狀態是其魅力所在。這也許是簡帛書法易學而難工的真正原因吧。

（本文原載《第八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作者朱萬章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