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6日，天寒地凍的莫斯科城下，隨著34個蘇聯紅軍遠東師的突然出現，110萬蘇軍開始了謀劃已久的全面大反攻。

此前，德軍最高統帥部曾預計蘇聯在莫斯科戰線已無預備隊可用，然而這批生力軍的出現，卻成了打破僵持戰局的砝碼。他們本來不是蘇軍的西線戰場預備隊，而是駐守遠東、準備對付日本“北上”的東線精銳部隊。

斯大林為何能斷定日本不會“北進”，果斷將精銳部隊調往西線？他的底氣，始于一年前在中國東北與外蒙交界發生的蘇日諾門罕之戰。

日本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后，其“開拓萬里波濤，揚國威于四方”的擴張計劃，得到了東亞大陸上一塊至關重要的跳板。

1930年代后期，隨著納粹德國的崛起、德意日三國軸心同盟的成立，日本決策層內部一直在思考，依托中國東北，究竟該北上西伯利亞與德國一起夾擊蘇聯，還是南下太平洋與英美決戰，即所謂“北進”與“南進”之爭。

日本陸軍主張北進，依托中國大陸為腹地向西伯利亞擴張，其頭號假想敵是蘇聯；日本海軍則主張“南進”，在確保對中國大陸霸權地位的前提下，向太平洋地區擴張，其頭號假想敵是英、美。

這兩種主張長期爭執不下。為此，1936年8月7日，日本采取了折中方案，決定 “南北并進”，廣田內閣在《帝國外交方針》和《國策基準》中，也正式把“南進”和“北進”作為基本國策予以推行。

“北進”須與蘇軍作戰，而上一次交手，已是34年前1905年的日俄戰爭。于是，為試探蘇軍戰力，日本陸軍在中國東北集中兵力，準備與蘇聯進行“武力偵察”式作戰。

1939年，屯駐于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在內蒙與外蒙交界處、隔哈拉欣河與外蒙相望的諾門罕草原上蓄意挑起了沖突。由于蘇聯同樣有試探日軍戰力的想法，事態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多達40萬人參戰的大戰役。

戰事爆發之初，由于蘇軍指揮官缺乏作戰經驗，對戰場情況也不了解，因此接連失利。斯大林接到報告后，敏銳地覺察到，日本的意圖是試探蘇軍實力，為其日后進攻蘇聯做準備。他認為，必須堅決粉碎日軍的進攻，否則后患無窮，于是決定派一個能征善戰的人去指揮，這個人就是朱可夫，當時的蘇軍少將。

除了朱可夫，這場對日之戰，斯大林還有另外一張底牌——潛伏在日本的蘇聯諜報組織“拉姆扎”小組。該小組已在開戰前夕報告了關東軍的部署、武器裝備、戰爭物資及運輸等詳細情報。理查德·佐爾格是這個小組的領導人。他1914年應征加入德國軍隊，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1919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4年來到蘇聯，加入蘇共，并被蘇軍偵察機關錄用。

1920年代，日本出兵占領了西伯利亞部分地區，并干涉蘇俄革命。蘇聯視日本為東方最危險的敵人，為了準確及時地掌握日方的陰謀動向，蘇聯情報機關決定在日本設立間諜網。在眾多候選人中，具有驚人才華、頭腦敏銳、閱歷頗深，且兼具德、俄雙重國籍的佐爾格脫穎而出。

1933年9月6日，佐爾格以德國《法蘭克福報》駐東京特派記者的公開身份到了日本，并很快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10月，佐爾格又加入納粹黨，進一步獲得工作的便利條件。

1935年7月，佐爾格搞到一份關于日本陸軍體制、領導人、內部派系等內容的情報。“拉姆扎”小組初戰告捷。此后，在“二二六”兵變后的日本政局分析、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后的戰局走向分析上，佐爾格都提供了詳盡的情報及準確的預測。

朱可夫抵達前線后，當即集中坦克部隊應對日軍的步兵沖擊。因鋼鐵等戰略物資缺乏而向來不重視坦克的日本，盡管單兵白刃格斗及射術、戰斗精神都不弱，但在鋼鐵洪流的沖擊下，依然被蘇軍擊潰。

之后，關東軍出動了僅有的坦克部隊，但那些“在歐美國家眼中最多算裝甲車”的鐵皮坦克，同樣不是蘇軍坦克的對手。

關東軍又出動炮兵部隊，然而蘇軍炮火口徑遠大于日軍炮火，炮戰的結果是，日軍步兵懇求炮兵“不要再開火了”，因為日軍炮火攻擊不到蘇軍，卻招來了蘇軍炮火如地獄烈焰般的反擊，連累步兵也死傷慘重。

關東軍又出動航空部隊，依然完敗。技窮之下，最后令步兵上刺刀，實施人海戰術。蘇軍的應對更為簡單：直接以坦克碾壓及機槍掃射。

此戰的最后結果是，在諾門罕這片600平方公里的沙丘地帶，驕橫不可一世的日本關東軍損耗了數萬兵員和大量重武器，被迫停戰講和，而后前敵總指揮小松原被勒令切腹謝罪。1939年9月16日，蘇聯與日本達成停戰協定，結束了諾門罕戰役。（詳見《同舟共進》2012年第8期，何立波《諾門罕之戰：關東軍為何慘敗于蘇軍》）經此戰敗后，日本感到自己不是蘇聯的對手，于是從“積極北進”變成了“消極北進”。而日本天皇裕仁本身即是“南下”派，這使得日本最終放棄了“南北并進”戰略。

此時，歐洲形勢風云突變。1939年9月1日，德軍以“閃電戰”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1940年，德軍以“黃色計劃”突襲法國，橫掃西歐，受阻于英倫海峽后，重新將視線轉到東方，調集重兵到東線，準備進攻蘇聯。

利用出色的社交能力，佐爾格這時已經發展出了一個龐大間諜小組，成員有南斯拉夫籍的勃蘭科·伏開利克、德國人馬克斯·克勞森、日本人宮木佑德等。1941年5月，德國新任駐泰國大使館陸軍武官肖爾中校來到東京。作為佐爾格的朋友，他透露了希特勒可能將于6月20日或推遲二三天進攻蘇聯的消息。佐爾格徹底摸清情況后，用無線電通知莫斯科：德國將于6月22日進攻蘇聯，兵力為170至190個師。

但斯大林堅持認為德國不敢輕易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因此不相信佐爾格的情報。1941年6月22日，擁有15000輛坦克、9000架飛機的320萬德軍深夜突襲蘇聯。毫無防備的蘇軍，在剛開始幾天就被摧毀了3922架飛機。在地面，德軍以閃電戰術快速推進，其穿插分割的包圍戰術，動輒殲滅數十萬蘇軍，或逼迫他們投降。

在烏克蘭，德軍南方集團軍包圍了基輔。9月中旬，基輔陷落，超過65萬名蘇軍被俘。時任基輔市委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在城陷前一小時乘飛機逃出。很快，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

德軍對于莫斯科志在必得。1941年9月30日至10月2日，德國集中77個師約200萬兵力，14000多門大炮，1700輛坦克和1400架飛機，向莫斯科發動代號為“臺風”的“閃擊戰”，企圖在冬季到來之前攻占莫斯科，打敗蘇聯。

1941年9月下旬德軍奪取布良斯克，10月3日奪取奧廖爾。10月23日，圍殲了維亞濟馬—布良斯克的蘇聯紅軍集團，再次俘虜蘇軍67萬人。莫斯科危在旦夕。

“我們向敵人猛力進攻，戰士大跨步往前沖；我們身背后就是首都，莫斯科比一切都貴重；我們在戰斗中，最頑強最英勇，因為有莫斯科在心中；防守牢不可破，城市巋然不動，誓要把侵略者一掃空”。這是俄羅斯著名作曲家莫克羅烏索夫于1941年莫斯科保衛戰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刻譜寫的歌曲，很快廣為傳唱。無數戰士唱著這首歌奔赴戰場，見證了莫斯科保衛戰的悲壯時刻。

面對嚴峻的戰爭形勢，1941年10月10日，斯大林任命朱可夫大將為西部方面軍和預備隊方面軍司令員，全力應對德軍，同時決定將遠東軍調到西線。

這成為莫斯科戰役蘇軍逆轉的關鍵。

蘇聯面對納粹德國的巨大壓力，而日本作為德國盟國，在地緣上又毗鄰蘇聯遠東地區，因此，日本對蘇德戰爭的態度，直接決定著蘇聯會不會陷入兩線作戰的境地。蘇聯不得不提前把相當一部分部隊部署在遠東地區，以隨時應付日本可能發動的進攻。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亞太局勢尚不明朗時，蘇聯最高統帥部就秘密調動了遠東部隊到西線，作為西線的戰略預備隊。蘇聯這看似冒險的舉動，實則因為完全摸清了日本的底牌——這同樣得益于佐爾格的貢獻。

蘇聯決定西調遠東部隊前，確實非常擔心日本趁火打劫出兵西伯利亞。當時日美之間的關系也極為緊張。到底日本人會先對美宣戰，還是先進攻蘇聯呢？這個艱巨的偵測任務交給了佐爾格。早在1930年代，佐爾格還在以記者身份公開活動時，就已經結識了日本《朝日新聞》駐上海記者尾崎秀實。

作為當時日本首屈一指的政治評論家和“支那問題權威”，尾崎秀實能夠接觸到日本外交界和政治界的高層，后來更加入了日本近衛首相的政治研討會“朝食會”，進而成為近衛首相的秘書。這次來到日本后，佐爾格通過畫家宮城與德，重新找到了尾崎秀實，并最終吸收尾崎秀實加入其領導的情報小組。

此外，佐爾格還與德國駐日大使奧特建立起親密的友誼，并頻繁出沒于各種高級社交場合，與一些政客、幕僚推杯換盞。佐爾格在不長的時間內，就在東京布好了一張非常完美的情報網。

1941年8月23日，日本最高統帥部在東京開會，作出“今年不向蘇聯宣戰”的決定。佐爾格通過緊張而危險的地下情報搜集，了解到相關信息后，立即向莫斯科報告了會議情況。

10月4日，佐爾格向莫斯科發出最后一封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封電報：“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日本將在下幾周內向美國開戰。”

雖然三個多月前，佐爾格提供的德國6月22日進攻蘇聯的重要情報沒能引起斯大林的重視，但這一次，他的情報深得斯大林認可。斯大林立即將遠東地區的蘇軍調往西線的歐洲戰場。

佐爾格的所作所為，早就引起了日本憲兵和特高課的注意。1941年10月18日，在發出那份最具價值的情報后不到兩周，佐爾格即被日本警察逮捕。由于佐爾格特殊的身份，案件震驚了日本，也轟動了世界，甚至成為近衛內閣倒臺的原因之一。

1943年9月29日，佐爾格被判處死刑。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勝利日這天，佐爾格和尾崎秀實被絞死。20世紀最大的紅色間諜、一代“間諜巨星”就此隕落。

斯大林從遠東調來的34個師，是當時蘇軍剩下的唯一一支建制完整、裝備精良的戰略預備隊，而且非常適應在嚴寒氣候中作戰。除了原駐地留下少量兵力保持無線電活躍狀態以迷惑日軍外，其他大隊人馬都在數周內急行8000公里趕赴莫斯科……

11月15日，德軍向莫斯科發動第二次瘋狂進攻，但因戰線過長，補給不足，面臨嚴重的作戰壓力。可怕的嚴寒不僅摧殘士兵的身體，還使機器停轉、武器失靈。但對莫斯科的蘇軍而言，情形則恰好相反。來自西伯利亞的蘇軍早已習慣了寒帶生活，有著足夠的冬季作戰裝備：他們的槍炮套上了保暖套，涂上了防凍潤滑油，新型坦克T-34、T-35在嚴寒下仍能照常發動；有足夠的棉衣、皮靴和護耳冬帽用來防寒……

德軍方面，鉗形進攻莫斯科的主力在北面是霍普納第4裝甲軍團和萊茵哈特第3裝甲軍團，但以蘇軍遠東部隊為核心新組建的弗拉索夫第20軍團、庫茨涅佐夫第1突擊軍團，不僅擋住了這兩個最精銳的德軍坦克集群，還發動反攻，使之倉皇后退。

此后德軍節節退敗，以致在1941年12月16日，驚訝于德軍潰逃的希特勒發布了“不許撤退”、“堅守陣地至最后一名士兵戰死”的死命令，并威脅稱如果潰逃，將槍斃負領導責任的師長。

德國第4集團軍參謀長布魯門特里特后來在《致命決策》一書中寫道：“希特勒已經意識到，部隊在雪地上的撤退將導致整個戰線的崩潰，我們的軍隊將重蹈拿破侖軍隊的覆轍。”

飽受嚴寒之苦、師老兵疲于莫斯科城下的德軍，終于不支敗退。到1月初，蘇軍共斃傷德軍168000人，將德軍趕離莫斯科100-250公里，莫斯科保衛戰終以蘇聯勝利而落幕。

3年半之后，蘇聯紅軍攻入柏林。

佐爾格的情報改變了蘇德戰局。但蘇聯在佐爾格被捕后，卻并未采取任何營救行動，且公開否認佐爾格的間諜身份。

直到20年后，莫斯科當局終于在1964年公開承認佐爾格為蘇聯立下的不朽諜報功勛，并于佐爾格逝世的忌日追認他為蘇聯的最高英雄。在莫斯科，至今仍豎立著他的塑像；戰后由蘇聯控制的東柏林、德累斯頓等東德城市也曾紛紛用佐爾格的名字來命名街道和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