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避暑山莊熱河泉）

      朋友們素來稱我為薛大俠或薛大公子，常常歌哭歌笑無定，甚是天真、莽撞。但也因此得到了太多的厚待，心存感恩。田林是我義結金蘭的大哥。昨天他來石過冬，為我帶來了他剛剛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綠太陽》和中篇小說集《落雪之城》。其中《落雪之城》最后附了我的評論《塞北作家的崛起》。以致我快樂而豪氣的狠宰了大哥兩頓，甚是自得。現將此文刊發于博客，以示強烈祝賀！

                                                                        ——題記

[作家小傳]：田林，男，河北承德市人。現為河北省文學院簽約作家。承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綠太陽》、中篇小說集《落雪之城》、散文集《攜時光飛舞——老承德》。已在省、國家級刊物發表小說、散文、隨筆、文藝評論一百余萬字。

作品曾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短篇小說選刊》、《散文選刊》、《青年文摘》、《特別關注》轉載。

曾獲《小說林》優秀作品獎，《都市小說》優秀作品獎，《人民文學》茅臺杯優秀征文獎，承德市人民政府文藝繁榮獎，2006年度河北作家協會“十佳”作品獎，第十一屆河北省人民政府“文藝振興獎”。

塞北作家的崛起

                 ——田林中篇小說印象

薛梅

芭蕉葉初生時，是卷著的，長大時才慢慢舒展開來。田林在《落雪之城》一篇篇關于人性的欲望化表述，深杳內蘊，正像那“半葉蕉心卷未舒”的芭蕉葉，“葉葉心心、舒卷有余情”（李清照《添字采桑子》），總是在不露聲色的懷想中隱隱顯出欲望審美的拯救。誠如田林自己在《創作談·不要問我從哪里來》中所談到的：“我崇尚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冰山’理論，既：不要把你的思想擺上來，應該是含蓄的展現，背后的存在需讀者去理解、體味。意蘊是生活本身的豐富性帶來的，作者沒有表達的應該比表達的更多”。

    田林的小說是純小說，并非僅講述一個故事，走進去你會發現意蘊芬芳氣象萬千。《落雪之城》是田林七個中篇小說的結集，并且每一個小說的后面，都附有作家田林的創作談，它讓我們感到了親切，同時構成了非常個性的文本結構。如果說小說本身是田林的藝術照，那么創作談則是田林的生活照。這其實，就在小說所呈現繁復人生取向的同時，用筆記形式走向了心靈的內里深處，從而把一個忠于生活、熱愛生活、思考生活的作家誠實正直的品格，在感動于一個個鮮活真實人物形象的同時，也生動地展示在了讀者面前。

    《落雪之城》是詩意的，也是嚴肅的，這是田林小說地域化創作，大視野與小格局的獨特魅力。文學即是人學，之于人性繁復的欲望，田林的小說一如透入了一只麻雀的五臟六腑，在愛與恨的個人化格局中，通過形象化的善與惡、美與丑、虛榮與誠實、天真與成熟、焦渴與從容、偏狹與純正的條理剖析，勇敢面對靈魂深處的矛盾困惑和疲憊掙扎，最終走向忠誠于健康生活的人類生存的大視野之中。

    然而田林的作品始終無法脫離那些隱性的沉重和嘆息，甚至有些宿命的味道——這無疑與他童年記憶的心理積淀相關，作品因豐富性的“余情”悠長邈遠，從而有了使讀者心弦悄然撥動的憂傷律動。

    田林小說往往使我們看到一個核心事件展開后的意蘊芬芳氣象萬千。《情人眼》描寫了李陽、俞麗華一對夫妻，在婚姻的城堡中因婚外性的放縱，而收獲銘心刻骨的傷痛，夫妻雙方陷入非正常的生活狀態，無疑是對“忠誠”這把“同心鎖”的切割。這類婚外戀題材的創作，在改革開放后的當下社會，有一段時期很普遍，甚至成為人們包容情欲、理解情感的關注人性化的借口。而田林的高超就在于，他并沒有在小說中用理性做出任何說教，也沒有借正視人性給以予任何同情，就是那樣不動聲色的，把日常生活之流汩汩傾瀉于筆端，在不是之于情感回歸，而是之于現實的縱欲游戲表象中，凸現并不能夠真正重圓的哀婉。那片脈脈絡絡上寫滿忠誠誓言楓葉的飄落，便成為一種詩意的最后表達和永恒啟悟。這“余情”，被田林無私地留在了讀者心里，留在了每一個生活中的好人心里，靜悄悄的生根、發芽和觸目。

    《創作談·情感的銀行》就是田林自己之于婚姻存折、忠誠密碼的真切解讀。在遠離小說營造的人物生存氛圍的距離中，田林以紅外線的透視之于婚姻的情與欲、生活的貪婪與進取來加以診治。然而田林始終無法回避在人性繁復面前的終極困惑，那就是“生活，終歸要回到生活本身，回到柴米油鹽。待我們老去時也許會發現，我們對年輕時發生的事情，已經難以負責”和“那時我們手中緊握的，一定是那個存折，并牢記密碼”的悖論。因為，“牢記密碼”，意味著必須從年輕開始就向柴米油鹽、平淡生活本身的認同和肩負走向老去時的忠誠與責任。也許這悖論迸發出的張力，才正是田林有意無意中留給年輕人的銀行密碼。

    《麻雀飛翔》描寫了小偷梁子刑滿釋放后，終無力悔改的故事。這本應是一個極為刺激和沉重的話題，是要在一定的心里和時間距離中去冷靜諦視的，就像看一只月黑風高里的貓頭鷹，或武俠大片里飛檐走壁的黑衣人，總有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冷酷和陌生。可是田林卻用一以貫之的娓娓訴說，似乎是在講述“我家祖上的園子”里一位遠親，是那樣的真切和捻熟，普通的就像家鄉的壇子胡同、耳朵眼胡同、荊笆胡同、流水溝胡同那么平凡，他就是走在大街上，那個不會讓你多看一眼的，那個游手好閑的本地人。盡管這位叫梁子的小偷，沒有那種殺人越貨的大盜般的驚世駭俗，但田林卻能夠在人物的淺薄、企圖不勞而獲的自得和享受中，在有著和小月過正常日子的渴盼和幾度努力工作的尋找中，在人們唾棄和定格的眼的審視驅逐中，最終演化為極端反叛：憑什么，他們整天吃香喝辣小姐陪著？貪官，弄了他；許多案子都是小偷破的，檢察院和咱們，應該聯手辦案——這樣一種既荒唐又現實的生存心理空間，必然奠定了人物的悲劇走向。

    田林對這樣非正常生活的小人物，觀察是細膩的。梁子那破損而貧窮的、缺少教育的身世，養成了幼稚、不健康的人生價值取向，以至于田林，不舍得用他那出色的細膩筆觸刻畫人物內心，而是通過人物的行動，以一種漫畫式的粗線條勾勒，從而把“梁子和錘子身上那種人性之惡，演繹的如此張揚而冠冕堂皇”（《創作談·理想的天國沒有夢》）。毫無疑問，田林對這樣的生活是批判的，盡管沒有刻意的說教，但梁子再回到監獄中，劉警官的一句“狗什么時候才能改了吃屎？”就是一計叩問靈魂的重錘。

    然而田林也絕不是漠視和冷酷的，我們看見他眼里含著隱忍的淚水，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不僅僅之于這樣的另類生活本身，也是之于社會本身，這主要體現在小說的隱線：主管城市規劃的賈局長，生活腐化墮落的公安局長，更是之于失足者精神本身。梁子在抹去被人委屈并唾在臉上的痰跡之后，在“有光亮的日子；暗了顏色逐漸褪去”的無力掙扎中，在“自己到底是條吃屎的狗哇”那聲心靈的叩響中，以及越過高墻，閃電般飛出去的麻雀意象的自喻，都可以看到田林內心敏銳誠實的人道關懷，這份深重的痛心，顯然留在了文本之外，誠如他在《創作談·理想的天國沒有夢》中所嚴肅而鄭重寫下的文字：“麻雀飛翔的悖論，是以正義的行為去掩蓋人類自身的邪惡，并經常會成為我們人類自身的玩笑”。

    《落雪之城》則以另一視角觸及了犯罪，但這并非一個純粹的法制題材。在這里，法律已退居其后，是一個叫許連成的殘疾人，對于他鐘愛的女人單戀癡情，以至于喪失理性的鋌而走險。從女性甘草的視角來看，這是一個圍繞在一個女人身邊的兩種男人：愛我的和我愛的。這就讓人想到了丁玲筆下的莎菲女士，愛我的人善良、忠誠、守道德、有責任，而我于他并沒有情感的碰撞；我愛的人卻又有著這樣那樣的內心卑劣和不堪。然又不確，莎菲始終是一位知識分子，最終能夠辨別得到的，是否是自己追求的完美愛情，在失望中能夠懺悔和得救。而甘草只是一個進入城市的鄉下女孩，“因其所受教育先天不足，追求之目標往往失之偏頗，蒼白的思想令其失去目標和對人生的把握”（《創作談·星星點燈》），所以，這就更加重了那個一廂情愿的許連成的悲劇意味。特別是小說結尾，懷了雷子孩子的甘草，已經幾個月沒來探監了，而獄中的連成，斬釘截鐵的“娶，誰的孩子也是人”的癡心誓言，無論如何應是他對甘草情感無力把握的無奈與凄涼。

    這篇小說故事本身很平常，關于情感追求中的愛與不愛，是超越了時空界定的人性永恒的困惑。然而田林的精致和巧妙就在于，他在故事中引入了一種人稱策略的敘事方式，讓作家“田林”成為其中一員，身臨其境，且成為這個故事的旁觀者和見證者，這樣第一人稱“我”的敘事，使得這個故事不僅是真實可信的，而且是親切可感的，甚至這里有個我在，也有個你在。這顯然，與隱藏在背后的作家“我”的悲憫人性的關照有不同的情感分量。“我”已在平凡中得救，因為“我”在身邊人的故事中不停反省，“我”就能夠近距離的超越和出離。正因為“我”始終清醒地看到，我的同學連成那可憐于簡單、執拗于責任的單相思，我就必然缺乏說出人生真相的勇氣。而“那個響晴的天，我居然也看到了雪”，面對著一個身體殘疾，心靈因愛情燃亮了燈盞的真誠熱愛生活的朋友，田林的“雪”的意象是多么豐富和痛苦。這戛然而止的“余情”又留在了讀者心中潛滋暗長。

    毫無疑問，田林是哲思的，這深杳內蘊的情懷在他的《創作談·星星點燈》中得到了理性的補充：“現實生活是何等殘酷，草做的燈已經燃燒殆盡，而這個名為許連成的人依然一廂情愿，欲將其放置一個自認為合理的歸處。這是一個多么癡情的多么缺乏自知的人，世間許多的事物均可勉強，唯有愛情難矣”。

    然而田林又是同情和敬重的，或者是另外一個層面的深刻：“有人說殘疾人的心理是扭曲的，但我們所謂正常人，就真的那么正常么？我們身上缺少的，往往是他們那真誠的靈魂。那依然，是一盞燈”。這就必然決定了這篇作品的重量。

    世界上有許多神鳥，其中烏鴉當屬一種。《金色烏鴉》是田林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在《青海湖》發表后，首先被《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轉載，并在2004年榮獲首屆《青海湖》文學獎。這是一個“文革”背景下發生的遙遠故事，也是太平大院居住的幾戶人家，在窮與富心理失衡中極不太平的故事。顯然，“太平”大院是一個反諷意味的名稱。作品的女主人公蘭琪，是一個極具震撼力的人物。這個南方富庶大戶人家的女兒，在北方小城姥姥、姥爺家顯示出了不同尋常的個性色彩，諸如因高貴而來的冷漠、因文明而來的羞澀、因自愛而來的兇狠、因敏銳而來的孤寂，都在時光的隧道中閃著光亮。特別是“文革”對于她們一家致命的摧殘和傷害，使得這個弱小女子像個古代宮苑走出的鬼影，總是幽幽的躲在明亮的窗子后面，直視并記憶著仇恨。那種因疼痛而來的清醒、因智慧而來的隱忍、因復仇而來的手段、因聰明而來的逃離始終貫穿，而清朝世傳太醫出身的姥爺與姥姥，那神秘默契的超凡脫俗，以及在物質貧窮精神貧窮的年代仇富心理沖擊下的悲慘命運，構成的歷史沉重和在精神上所滲透出的萎縮、扭曲和簡單，都成為了苦難的一部分。《金色烏鴉》的寫作，使我們感到了語言的神秘。

    小說中作為男孩女養的善良、可愛又具有幼稚的同情心的二成，最后依舊貧窮的結局，加重了這層苦難，八十年代的二成，依然是過去人們仇富的翻版，沒有一點新時代反思的痕跡，也許那對蘭琪一聲蒼老的呼喊，就是田林觀照欲望和心理以及災難最豐富的詩句，就像“烏鴉……”的省略句式，有無盡的回味和遙想。田林在《創作談·烏鴉為什么會鳴叫》中寫道：“烏鴉，在許多國家被尊崇為神鳥是有理由的，這源于西方的神話傳說，也源于烏鴉孤獨而神秘的天性，當它被代之以相反意義時，必然會以其自己的方式鳴叫。從某種意義出發，我愿意把這篇作品，看作為烏鴉而鳴叫的小說”。所以，田林始終是一位有著理性認知的作家。

    沒有想到，始終生活在城市中的田林，對農村題材把握的依然如此別具一格。《楊樹的目光》描寫了一位被遺棄在白菜地里的女孩若花，成長過程中對出身執拗的探尋。作為一位花季少女，正是人生充盈燦爛的時期，而若花被同學嗤笑為驢子和馬的配種時，若花已然萎頓黯淡。那犧牲了求學的金色年華以及人生初婚的幸福時光，“我要找，找到沙漠也要找”“找到死也要找。就是塊石頭，我也要找到它”，這堅定不移的決絕和處心積慮的智慧，讓我們從心底生出太多疼惜和寒意，顯然不是為了親情的溫暖而僅僅只為證明不是騾子，這誕生了若花的、當初不負責的情感，無疑就是插在若花心上的一把利刃，讓她的成長不再單純、不再舒展和光彩。

    田林依然娓娓而談的細致和冷靜，甚至有著殘忍的痕跡，像極了作品中村長陽光明起名字時“霧里看花”讖語般的宿命，而當陽光明扔掉了那張曾見證于情感誓言的獲獎攝影作品時，我們才恍然田林并非殘忍而是沉痛的警示：“自己當年曾經漫不經心地瞟了一眼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卻是那么苛刻那么認真”，那是要所有輕率用情的人，在靈魂上鐫刻下的眼睛，這是靈魂之眼，是“神明觀望著”的眼睛，顯然這是任何利斧也無力砍去的。然而田林畢竟是一位有人道關懷的作家，他筆下的陽光明是為民謀福、盡職盡責的好村官，這就反而在人性情欲方面有了普遍意義，當然也就使這心靈之眼理性而深邃。特別是梁桂巧這個農村女性形象，就像南園村那飽滿豐盈的大白菜，透著人性善良、淳厚的光輝。

    后記中三個年輕人手拉手闖蕩世界的親愛密和睦，讓我們感到了人性的陣陣暖流。田林是寫人生路上的故事，也最終熱愛這人生路上的行走，因為每個人都會在這行路之上品味出這樣或那樣真切的感受，就像詩人的精彩“恰是沒能說出的、眼球之外的體味”（《創作談·不要問我從哪里來》）一樣。

    下崗曾一度成為時髦題材，田林并未步其后塵而是獨辟蹊徑。《洼地》是田林的近期創作，依然是與人性欲望相關的故事。然而人類的欲望不僅僅只局限于愛情，這篇作品就是站在一種樸素的下崗工人間的感情上來表達的。

    作品避開了簡單的苦難，而是透過馬子良這位下崗職工的眼睛，鋪展了一幅崗下的自救。自救，很重要，盡管工作的戰場從機器隆隆的車間，變成了園林處填平洼地的原始勞動，但這是一場生存之戰，更是一場尊嚴之戰，一場自信之戰，一場精神之戰。田林的筆觸是簡練的，在這群文化不高、有著這樣那樣缺陷的工人身上，田林勾畫出了一個昂揚飽滿、單純團結的群體。田林又是細膩的，他善于捕捉人物內心糾結的各種復雜情緒，之于馬子良，重在寫他的善良和倔強、正義和熱情，以及感傷和自足，在大段的心理獨白中，彰顯其盡管地位卑微，但絕不向生活彎腰的可貴品質，特別是在金錢面前的不貪婪和踏實做人的原則，以及不懼權威，又有些暴躁的秉性，鮮活而立體。

    之于莫仁智，重在寫他作為一名曾經的廠領導，頭腦活泛知人善用，下崗后盡管又做了一名私企的中層領導，但他的內心依然活躍著對工友和工廠的深情，果斷攬下可讓五十名工友有飯吃有錢掙的改造工程，沉穩大氣中見出了智慧。

    之于園林處的肖處長，田林既不縮小他的官氣，也不夸大他的高尚，而是精心設計了這個人物身上心存的良知，在似明晰又神秘的感覺中，達到一種對理想主義的官場闡釋，于是使得作品有了一種抗衡腐敗、抵制不正之風的智慧型較量，這成就的取得，實在是與田林深厚的文字功底密不可分。

    結尾處莫仁智家門黑乎乎的大鎖，顯然又是田林的留白，在讀者多樣的想象中，它也許是莫仁智交給馬子良的最大支撐和鼓勵，又也許是一次逃離，這是一個找不到“主”的案件，田林的高明就在此處。總之，在這欲望的追求中，田林已經不知不覺引領我們，走向了一個極為康健和陽光的大道，也是對人精神境界不能下崗的肯定。一如“洼地”的象征：“洼地只是形式的位置，人的尊嚴正是在填洼過程中得以證明與實現”（《創作談·菊花遍地》），又如廠花的啟悟：“菊花的溫馨，是生活中的一抹陽光，它是無比珍貴的相互取暖”（《創作談·菊花遍地》）。

    《美麗黃羊》很現代，是一場權力掩蓋下的私人欲望人性的較量。這篇作品頗有些神話和巫術色彩，“美麗黃羊”已經成為一種寓言，一種警示，和一種救贖。田林在觀照生態環保的同時，更多觀照人類內心的環保，以荒誕、幽默的手法，寫了廠長李明啟為促成廠子破產，為打通省國資委的審批，不惜一切代價向上行賄的故事。隨著那只黃羊的出場，田林就越來越像一位講評書的高手了，迭宕起伏，引人入勝，有生靈間息息相通的黃羊的殉情，有馬波用公羊與黃羊混雜的過關，有為公羊鋦油偷換換柱的冒險，有送黃羊葬于草原的真誠，而這一切，都是緊緊圍繞馬波這個人物內心展開的，那么激烈的心靈自我搏斗，那么真切地反省和救贖，始終讓我們對人性的善充滿著希望。

    小說結尾關于破產隆重而喜慶的反諷，實際上恰恰是在嘆息國有資產如此一一縮水和轉移的觸目驚心，而孫處長受黃羊群誘惑終于身陷沼澤身亡的悲劇，就像一場力量的大比拚。人性中丑陋的貪婪，無疑就是葬送自身的“沼澤”，一如驚雷閃電留給人類深重的思考：“那些未曾言說、隱約期間看似荒誕的事物，其實才可以真正穿透文體堅硬的表層，并給人以更為新奇豐富的感受”（《創作談·黃羊黃羊真美麗》）。

    《落雪之城》有著鮮明的地域特色。田林作為一位承德本土作家，他熟悉和熱愛自己的故鄉，那五千年紅山文化和三千年山莊文化所給予的深厚積淀，正是田林展翅翱翔的精神養料，所以田林的小說總是把基于生活的故事扎根在承德的土地上，無一不具有承德風物的神韻。顯然這是作家田林對家園無法割舍的真切之情。誠如田林所言：“我生在承德長在承德，血液里流淌的是塞外的地域文化，因此從人物性格上決不可能是江南水鄉的‘小橋流水人家’，而是北國的‘燕山雪花大如席’”。毫無疑問，這“落雪之城”的整體意向就是對承德最親切和溫暖的表達。當然并不是僅限于此，“大家常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樣講只是一個方面，美國作家福克納自然是把郵票大的一塊土地推向了世界，體現了地域特色，但更重要的是他從地方性體現了人類情感的普遍性和哲學思考，只有這樣的思考才會成為真正的、觀照人類的作品”（《承德日報·獲獎歸來訪田林》2004年9月13日），而這樣的學習和思考，才是田林作品意蘊豐厚的所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田林靈魂深處，對于曾經幾十年工廠生活經驗和深情，已經潛在決定了《落雪之城》中許多人物的生存環境和精神指向。這是田林取之不盡的寶藏。我相信有了這寶藏，田林一定會走得更遠。

    田林因工作需要曾停筆十年，但這并沒能阻礙他終會成為一名作家。作為我們塞外承德升起的一顆新星，六年時間創作了一百多萬字如此高質量的作品，其間包括小說、散文、隨筆、文藝評論，且得到各級刊物發表并獲獎。田林的創作始于青年，盛于中年，歷經了生活更多的洗禮與大量中西文化的閱讀，從而使我們看到這飛躍的必然。他的創作是自覺的毫無功利的，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他對生活脆弱的敏感與心懷之善良，恰是一個作家的靈魂所在。具有這樣一種品質的人，也許，只能去當作家，設若讓他去經商，也許，真就會走麥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