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侯孝賢電影《海上花》

賽金花以淫邪之身，顛倒八國聯軍統帥，扭轉國運，是20世紀中國最曖昧的神話之一。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

從這個視角出發，許多青樓女子亦成為救國神話的人物。中國歷史上，妓女群體的位置始終十分尷尬，不過在清末民初的變局中，有時輿論也會網開一面，國族話語在對妓女的愛國熱情進行征召時，她們也有可能成為“女界”“四萬萬同胞”的一分子。然而，即使是在特殊背景下，妓女群體的自我救贖也是極其曲折艱難的。此間的縷縷遺恨與不堪之情，文學作品里屢見不鮮。妓女與女學生，這兩種身份迥異的女性自近代女學漸興以來，就不時相遇，碰撞出諸多世間奇事。

今日微信來自黃湘金老師的新著《史事與傳奇——清末民初小說內外的女學生》，內容有刪節。

壓抑與救贖清末民初小說中的妓女和女學生 黃湘金

到了近代，專寫妓女之事的狹邪小說蔚然成一大宗，且“光緒末至宣統初，上海此類小說之出尤多”，散見于其他題材的小說中的妓女形象自是不少。其足跡并不局限于青樓、戲館等傳統場所。與此同時，初初成長起來的女學生亦不斷拓展活動空間，她們的足跡與風塵女子時有交叉。出入于歷史與小說文本間，妓女與女學生這兩種身份迥異的女性不時相遇，碰撞出諸多新奇之事，青樓女子也因此呈現出別樣的風貌。

1909年，孫玉聲續寫《海上繁華夢》，敘甄敏士十年之后重返上海，與朋友在酒樓上歡聚。他偶至欄桿旁俯瞰道路上諸色相：那馬路上的風景，雖是馬龍車水，依然不改繁華，但出局的那些妓女大半俱改坐包車，也有橡皮輪的，也有三彎式的。那車夫俱是抬轎龜奴改充，或一人前挽一人后推，或一人前挽兩人后推，橫沖直撞的甚是猖獗。那從前飛也似的轎子卻反不甚多見。至于男女的裝束，男的多了些皮鞋、草帽不中不西之人，女的多出許多梳辮子、戴金絲眼鏡的，混充著女學生，卻又涂脂抹粉，異樣妖嬈，現出那不公不母的怪狀，心中好不詫異。十年之間，海上繁華依舊，高級妓女的出行已由乘轎改為包車，其裝束卻摹仿文明女學生。回想前塵舊事，甄敏士一時有滄海桑田之感，在詫異的同時，深感失望：“中國若照這樣鬧去，文明的皮毛尚是七差八搭，貽笑外人，文明的程度更是去題萬里，將來不知竟成一個何等世界！不覺感慨萬分，在陽臺上倚立多時，一言不發。”在這里，青樓女子服飾的變化不僅見證了時光的流轉，還與文明程度的高低息息相關，更與國家前途、民族自信心聯系在一起。1900年上海南京路與浙江路交匯處

晚清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市妓女一直引領交際場中的服飾潮流，甚至成為良家女子的模仿對象。早在1869年，有人即在上海的報紙感嘆：“女衣悉聽娼妓翻新，大家亦隨之，未解何故？”連上海女性對脂粉的特別喜好，據說始作俑者亦是名妓林黛玉：“光緒時，滬妓喜施極濃之胭脂，因而大家閨秀紛紛效尤，然實始于名妓林黛玉，蓋用以掩惡瘡之斑者也。妓女出于職業需要，在外貌和服飾上爭奇斗艷，卻儼然成為時尚先鋒，令大家女子起而效之。清末上海名妓影像明信片

與妓女相比，女學生的著裝是全然不同的風格。女學堂在開辦之初，在服飾上一主樸素淡雅，這既是培養賢母良妻的教育目標和“啟發知識、保存禮教兩不相妨”的女學宗旨下的必然要求，也是為了減少女學阻力的必要之舉。《女子師范學堂章程》即規定：“學堂教員及學生，當一律布素（天青或藍色長布褂最宜），不御紈綺，不近脂粉，尤不宜規撫西裝，徒存形式，貽譏大雅。女子小學堂亦當一律遵守。”而在1910年初奏定的《女學服色章程》里，對女學生制服的樣式、尺寸、顏色、布料有了更為具體、更加嚴格的規范，而這些細密的條文，也成為地方官員和女學主事者約束學生著裝的依據。清末女學生照片

在上述章程出臺前后，各女學一般都對學生衣著有類似的規定，如北京的惠仙女學堂，雖然學生大半是“華族貴胄”，但總辦飭令各學生“一律穿竹布衫兒，別的衣服，不準任意亂穿”，并且“嚴禁各學生，不準留海兒發”；上海務本女學則規定，“帽鞋衣褲，宜樸凈雅淡。棉夾衣服用元色，單服用白色或淡藍。脂粉及貴重首飾，一律不準攜帶”。

隨著女學生群體的影響力日見增長，作為流動的風景，她們最先映入路人眼簾的即是其清新質樸的裝束，與濃妝艷抹的妓女形成鮮明的對比。更重要的是，“腹有詩書氣自華”，女學生的優勢，乃在知識的掌握，她們是文明開通的代表，是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寄托，那種由內到外的自信，在旁人看來便是分外動人的氣質。1915年《婦女雜志》有文在批判女學生時，便透露出其身份與裝束的特殊意味：

我國前途絕大之希望，實托命于青年女子之身，而求學者之宗旨，竟不過爾爾，無惑乎流俗之眼光，視此“女學生”三字，謂含有可以炫世、可以驕人之意味也。其不獲入校肄業者，則并其舉動服飾而模仿之，曰：“此學生派也”，“此學生裝飾也”。在追摹“學生派”和“學生裝”的女子中，有很大一部分即是青樓女子。女學生們的詩書才華和內在氣質，是妓女們短時期內難以擁有的，于是，這種對于女學生的艷羨和好奇，最為直觀的便是服飾上的追摹，據《清稗類鈔》所載：

女學堂大興，而女學生無不淡妝雅服，洗盡鉛華，無復當年涂粉抹脂之惡態，北里亦效之。故女子服飾，初由北里而傳至良家，后則由良家而傳至北里。此其變遷之跡，極端相反者也。前處“良家”指大家閨秀，而后者則限指新式學堂中的女學生。妓女模仿女學生裝束，既有對女學生學堂經歷的好奇，同時又有勾欄曲院中顧客們的趣味驅動。如1910年蘇州九勝巷有土娼名阿招者，“矯作女學生裝束，引蝶招蜂，學界之冶蕩者多受其蠱惑”。即使邊遠地區，此風亦盛。1911年暑假，有女學生赴呂四旅游，“其地屬通（南通）海（海安）兩境”，“非通都大邑，無山川名勝”，卻見“有三五成群紗衫草帽游行河上、頗似女生妝飾者。問之，則妓女也”，因而感嘆“傷風敗俗，莫此之尤”。清末《北京畫報》中的女學生

妓女效女學生裝的故事，在清末民初的小說中并不鮮見，如《紅菜苔》中的土娼愛寶，“因為有幾分姿色，又極愛文明的裝束，時常打著辮子，穿著皮鞋，喬扮那女學生的模樣”。南京某校教員崔生，在秦淮河畔邂逅一位女子，“一似女學生裝束，年可二八，真所謂玉精神、花模樣，大有瀟灑出塵之概”，遂一見鐘情，后來方知原是風塵中人。

妓女們模仿女學生裝束，既招致效顰捧心之譏，有時又有以假亂真之效，在冶游者眼中，更有蕩人心魄之效。陸士諤《新上海》第36回敘浙江富戶之子姚錦回，父親逝后，兄弟分家，他“一竟在父兄手里拘束著，不敢放縱，一旦脫了羈絆，便想到上海來活動活動”。亂花迷眼，卻對女學生垂涎不已，“我瞧女子中惟女學生別有一種豐韻，與凡脂俗艷自爾不同”。曾士規貪慕他的錢財，慫恿自己的三姨太扮女學生勾引姚錦回。三姨太原是妓院里大姐，起初頗不愿意，經不住曾士規的央告，只得依計而行。這番裝扮，立見奇效：（三姨太）向著衣鏡里一瞧時，宛然是個女學生了。打扮剛才完畢，恰恰士規進房。三姨太笑問:“你瞧如何，可充得過女學生么?”士規道:“好極，好極！女學生那里有這樣的漂亮，真是天女臨凡呢！”姚錦回原是曾家的熟客，見了三姨太此番打扮，“眼睛前頃刻覺著一亮，嘴里頭忍不住，不禁叫出一聲‘好’來，回頭見士規在旁，究覺著有點子不好意思”。三姨太的變裝帶來的陌生化效果，讓姚錦回驚艷至于失態，足見學生裝的魅力。但三姨太面對曾士規的賞嘆，“只是微笑，并不答話”。她的反應或許只是故作矜持，可也能說明大姐出身的她并不是完全贊同男子的審美觀——妓女的濃妝和女生的素雅，在她心中并不是像姚錦回般高下立判。

另有一些女子，當她們迫于生計，無奈走上賣身之途時，扮作女學生則不失為捷徑，如《最近官場秘密史》中徐太守的千金徐天然小姐，被東席先生業秀才引誘失身，并被騙走所有珠寶。徐太守病故后，天然苦苦支撐門戶半年多，業秀才音信杳無，丫頭引兒勸她舍身為妓，“天然小姐躇躊了好幾天，除了這一條路子，竟然無法可施”，可是在張園一連三天始終無人問津。此時引兒又出謀劃策，讓她改扮為女學生，“替天然小姐梳了一條辮子，穿了一身無色的衣服，裙兒系的低低的，倒別有一般風韻。手里拎了一個小小皮包，坐了馬車，如飛的望張園去”。

小說中風塵女子與女學生的遇合，除了裝束上的比較和效仿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女學生的行跡出沒于風月場中，甚至與娼妓直接往來，與其身份構成巨大反差，如《民呼日報》的新聞： 寧垣某女學堂學生中，有著名十姊妹者。以不嫁為名，實則日事閑游。上月在秦淮河，坐花舫，打麻雀，甚至飛箋召妓，采烈興高，若忘其為學生，且忘其為女學生者，未免太放誕風流矣！而該學監督則置若罔聞云。在清代社會和文學中，秦淮河是一個極其曖昧的場所，集結了聲色犬馬的放縱和家國興亡的悲涼，由此成為良家閨秀的禁地。女學生涉足于此，是其活動空間拓展的體現。民初有女生即在詩歌中記載了秦淮夜游之事：二分明月十分秋，閑向秦淮作夜游。記得星期諸姊妹，醵資齊泛木蘭舟。這種賞玩，必定是在課余閑暇進行，而且必須在夜幕的掩蓋之下，如在白天便會成為男性的品評對象，引來眾多猜疑。她們泛舟的目的，只是為了欣賞月色秋光，與男性的冶游有本質的不同。民國時期的秦淮河

類似于《民吁日報》中所記，小說中女子叫局吃花酒的情節也并不鮮見，如短篇小說《新舊婦人》中的新派女學生自新稱：“總之，男界所有的頑意兒，我們女界都有。難道只許男界吃著［喝］嫖賭，就不許女界嗎？”《黃繡球》里畢太太稱上海的女學生，“吃起大菜來，也不妨同著幾個青年留學生，詼諧百出，叫個把局開開心，香賓酒灌了幾瓶，白藍地喝了一杯”。《俠義佳人》中的女報主筆毛真新，“專門提倡女權，凡有害于女子的權利，我們都要痛論其非。女人也是人，男人也是人，怎么女人就不能同男人享一樣的利益？比如男人嫖婊子叫局，怎么女人就不許嫖婊子叫局？”并得意地向女友敘說她在酒店叫局的經歷：薇仙大笑道：“你何妨去嫖嫖看，做個女嫖界的老前輩。”毛真新道：“我嫖雖沒有嫖過，叫局卻叫過。有一回我同一個朋友去吃番菜，我就寫條子叫了兩個局來。誰知他們進門，見我們是女子，就有點不大愿意。我倒溫言低語，同他們說笑，他們卻懶洋洋的，懶得回答。后來拿起琵琶來唱曲子，唱的那聲音，低的就如蚊子叫一般。看他那樣子，真是討厭。動了我的氣，被我把桌子一拍道：‘真賤人，我抬舉你，叫你來唱個曲子，免得受男子們的輕薄，你們倒這樣不知抬舉。我們難道沒有錢給你們么？怎么見了我們，就如見了閻王，見了男人，就如見了性命？混帳東西，給我滾出去。’我這幾句話，竟把兩個婊子嚇的屁滾尿流的逃了去了。”在晚清，女學會、女學堂、女學報本是三位一體的關系，互不可分。女報主筆毛真新將妓女呼作“賤人”“混賬東西”，其中體現出來的不僅僅是聲色消費者凌駕于消費對象之上的支配地位，更蘊含著女子在獲得知識之后，面對無知無識且處于道德底層的風塵女子那種顯而易見的優越感。

當然，并不是每位涉足風月場所的女學中人都表現得如此咄咄逼人。香海（諧音“上海”）昌中女校的南黨學生，以謝沉魚為首，合力鬧了一次風潮，把學監李夫人趕走，從此獲得了運動、上課、請假諸種自由，“吃吃小華園的茶，瞧瞧新舞臺的戲。有時興之所至，連清和、迎春諸坊，也漸漸有沉魚輩的足跡了”。謝沉魚曾與鶯娘、紅鸚、雪雁同赴東薈芳瀟湘館，一訪《繁華報》上的花榜狀元林黛螺。諸人擺好臺面，飛箋召妓，“酒過一巡，四個局兒陸續俱到，彼此略談了三五句，便相互猜拳，開懷暢飲，各人唱了一出幫子調，清脆喉嚨，頓觸動他們唱歌的興致”。四個女學生所唱，乃前禮拜音樂課上所撰新歌《好女兒》，吩咐林黛螺琵琶伴奏。三人唱罷，紅鸚壓軸：紅鸚想：“要輪到我壓末的《小妹子》咧。”就按了G調，高聲唱道：“好女兒，好好好！二十世紀新風氣，雌伏雄飛，端的女中豪。某總會，品品簫，一曲琵琶，勝比風琴妙。瀟湘蘅蕪，大喬與小喬，個中阿嬌真個嬌。我便化作男兒，也應魂為銷。男女界限破除了，運動自由，主義堅抱牢。酒地花天，及時行樂最逍遙。偌大幸福，大幸福，如今分半屬吾曹。好好好！”唱至此，黛螺的琵琶聲也戛然而止。一番當歌醉酒，作樂陶情，不知不覺，房間里電燈，漸漸的發亮了。歌詞中的“好女兒”與行樂場面相互映照。在此處狂歡中，女學生們已達物我兩忘境地。她們高歌至夜，其樂融融。歌詞中的學校，也成為無邊自由的福地，行動由心，可以四處評花品柳，可以醉酒當歌。在強烈的反諷中，女學生的神圣、尊貴完全被消解，她們與歌聲中的“大喬與小喬”無論在形跡還是精神上已區別不大。在讀者眼中，唱歌之人與伴奏之人雖然身份職業不同，但品行上實可等同看待。

在小說結尾，作者又告訴我們描寫女學界種種丑狀，乃出于“愛女學，重女學，保護女學，成全女學”之意，“望女學也深，不覺責女學也切”，“故不憚辭費，寓規于諷”，此乃譴責、黑幕小說中的習見聲口。事實上，在清末民初小說中有一個被反復渲染的主題，即那些盲目追求“野蠻文明”“自由結婚”的女學生，最終成為任何人都能攀折的路旁花柳；那種風氣敗壞的女學校，則變成荒謬絕倫的淫窟或“臺基”。

從晚清到民初，女學堂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文學作品的女學生，或孜孜于學業，或追求時尚；而小說中由來已久的妓女逍遙風月場里，笑面逢迎，她們濃妝艷服，或略施粉黛效女生裝。青樓女子偶爾會與女學生相逢，或被逼視，或同樂未央，但在大多數時候，她們與女學生被分隔為兩個不同的世界。如何跨越鴻溝，真正體驗女學生的校園生活？對于青樓女子來說，這是值得她們不斷努力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