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美妤

地鐵站口那些破敗無助的無家者臉孔，公共住宅里為孩子學費發愁的母親，鷹架上領不到最低時薪的墨西哥男人。妳以為這座城市充滿機會，是的，它是充滿機會，但只有其中一些機會能幫妳租個房子、繳清賬單，而那種機會不屬于孑然一身走進來的底層人群。

記得在2013年，我赴美進修之前，去找大學時的美國籍導師閑聊了一晚。我即將走進他生活過的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和紐約市，聊到紐約，老師沉重地提起那里有太多令人絕望的貧窮，有太多人活在一無所有的困頓之中。

「紐約不是充滿機會嗎？他們住得起紐約，不就已經比全世界多數人都來得有優勢了嗎？」我不解地問。

「去了妳就知道了。」

我確實知道了。

地鐵站口那些破敗無助的無家者臉孔，公共住宅里為孩子學費發愁的母親，鷹架上領不到最低時薪的墨西哥男人。妳以為這座城市充滿機會，是的，它是充滿機會，但只有其中一些機會能幫妳租個房子、繳清賬單，而那種機會不屬于孑然一身走進來的底層人群。

歡迎來到外界看不見的美國。這是世界第一強國對待它最脆弱的人民的方式。

貧窮長在看不見的「美國夢」背面

作為最大的移民國家，「美國夢」（American Dream）一直是各地移民投奔這塊夢土的理由：自由、平等、各憑本事。美國夢深植于美國的立國精神中，它榮耀個人主義，應許階級流動。

如同《推銷員之死》中WillyLoman那段名言：「那男人知道自己要什么，便走出去并得到它。走進叢林，然后出來，才21歲，他就是有錢人了！」

在美國夢信仰里，英雄不怕出身低，擺脫歐洲舊世界的規則，只要冒險、進取，就能贏得成功。然而如今，不僅階級流動僵化，個人主義價值觀更使人們傾向怪罪窮人自己不努力。

貧窮真的是因為懶惰、犯錯、努力不夠嗎？或是毫無選擇余地的階級復制？又或者，是結構性的制度剝奪，導致窮人無法翻身？

中文版甫上市的《窮忙：我們這樣的世代》（The Working Poor: Invisible in America）讓我們看見美國夢的黑暗面。

作者謝普勒深入地訪談投入勞動市場的窮人們，他并不輕率歸因，而是全面地呈現與分析個案的處境，亦擴及每個故事中的不同角色，相當嚴守報導倫理。從謝普勒的文字中，我們看見上面那三種因素的交會：從報稅（多么殘酷的字眼）起頭，窮人為了拿到退稅以支付賬單，時常遭到不肖業者詐騙；也有人曾毫無頭緒地被國稅局追稅，怕得從此寧可花大錢找會計代辦。

來到社福制度，可以發現國家制度本身對窮人如何不友善——例如書中一名個案：「克里斯蒂完成培訓課程后，每小時的工資多了十美元，而她的食物券配額則每個月少了十美元。」

來到個案，少數族裔、失能家庭、低學歷移民和無證居留的打工仔等等，個案們的處境開始層層迭迭地揭示所有導向貧窮的狀況加乘。

如果妳自幼生活在單親、貧困、家暴、性侵的環境里，以致身心狀況不良甚至殘缺失衡，無法專注學業而教育程度低，懵懵懂懂地在少年時又當了媽媽，肩上扛的債務不知為何還會自動累加，那就算妳兼好幾份差賺錢，也擺脫不了貧窮。

遠不只有貧窮的貧窮

對于負擔不起昂貴夢想的人們，購買日常的「小確幸」，幾乎已是乏味生活里僅有的樂趣。對于現實痛苦難以承受、與社會主流斷裂的人們，服用麻醉自我的成癮物，也似乎成為少數可暫時逃脫的出口。

值得深思的是，每個貧窮的受訪者都告訴謝普勒，他們之所以困頓是自己造成的。是自己軟弱，自己做了錯誤的選擇，自己亂花錢，自己太瞎不懂找好男人。那是一部分原因沒錯，但追根究柢，為什么？為什么他們更常做出所謂的錯誤抉擇？又為什么，他們沉溺于不必要的消費或酒精、藥物上癮？

對于負擔不起昂貴夢想的人們，購買日常的「小確幸」，幾乎已是乏味生活里僅有的樂趣。對于現實痛苦難以承受、與社會主流斷裂的人們，服用麻醉自我的成癮物，也似乎成為少數可暫時逃脫的出口。

造成這些的原因無他，正是貧窮。

貧窮也會使人生病殘疾。住在高污染工廠旁、空氣布滿粉塵的破舊漏水老公寓，會使孩子容易有氣喘等問題；家長沒錢沒閑買新鮮食材回來料理，快速便宜喂飽小孩的方法就是給他們高熱量的垃圾食物，于是孩子自然營養不均衡、過胖，在學校也易遭霸凌。貧窮讓人連健康都成了奢望，更是一種惡性循環，讓人無法找到薪水更好的工作，昂貴的醫療支出更容易導致債臺高筑。

而窮人對于風險的承受力極低，富人能用一場小手術復原的傷，換成付不出醫藥費的窮人，會落下終身傷殘。其它事情也一樣，這么簡單比較好了，芭莉絲希爾頓并沒有因為高中沒念完又做過一堆蠢事而活不下去，但一個家里負債的黑人女孩，只要一小件蠢事就可能毀了，遑論出車禍、患慢性病這種大事。活在貧窮中，才是真正步步驚心。

美國中產階級間盛行窮人「懶惰不工作，只會生孩子，靠社會福利養」的說法，然而從謝普勒的記述中，我們看見一周工作40到50小時，經濟狀況卻依舊糟到必須仰賴社福救濟的窮人——怎么能說他們懶呢？

美國曾有獨立媒體計算，在麥當勞全職的基層工作能不能過活，答案是不可能。基層工作的低薪造成實際上難以度日的貧窮人口遠遠超過政府劃的貧窮線，像書中提及的沃爾瑪超市這類大企業，對基層員工只付政府規定的最低時薪，甚至臉不紅氣不喘地偷走員工超時工作的加班費。人們卻贊賞偷竊勞動力的企業家，鄙視領微薄時薪的工人。

謝普勒描述的種種職場困境，令人想起芭芭拉．艾倫瑞克在《我在底層的生活》中指出的，窮人不只遭受結構性的剝奪，他們的生活成本也更加昂貴。

你租不起正常的公寓，就找不到正常給薪的全職工作，而去住旅館更貴。你沒有可用的廚房，就要負擔更貴的外食。你沒有銀行戶頭，就要多付額外的手續費、匯費，每次交易都帶來耗損。你買不起象樣的汽車通勤，只好買有毛病的二手車，花更多錢和時間在維修。你因為期限前繳不出賬單而要多付滯納金。你還不出貸款以致信用紀錄不良，于是下次貸款利息變得更高。

驅逐黑暗，由點亮微光開始

真正的平等尚未企及，政府制度性對窮人不利、企業技術性剝奪勞工權益的情況依舊嚴峻，而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能從自己身邊展開反思、匯聚改變的力量。

念完研究所后，我背著100萬臺幣的學貸再次回到職場。這一百萬給了我相當程度的壓力，讓我在昂貴的紐約每個月付房租時心都在淌血。然而我們的起跑點從來不同——《窮忙》書里的工作窮人，無法冀盼我拿的20美元（約臺幣600元）時薪，無法想象念研究所，更無法擁有我背后那種可靠的父母，在收入不穩定時默默替我繳了每月要攤還的貸款。

謝普勒認為，富裕國家的窮人比貧窮國家的窮人更難過，因為，他們看得見自己有多窮。他對工作窮人的細膩剖析，也許最直接的，就是帶給讀者（文化資本夠高、閑暇夠多而足以閱讀本書的我們）這一份同理：

真正的平等尚未企及，政府制度性對窮人不利、企業技術性剝奪勞工權益的情況依舊嚴峻，而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能從自己身邊展開反思、匯聚改變的力量。

這本書在美出版后5年，美國便爆發了「對抗1%超級富豪」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并蔓延多國。臺灣近年貧富差距同樣擴大，勞動非典型化、青年貧窮化的狀況更是普遍，從《窮忙》點亮的微光開始，也許臺灣社會亦能逐漸正視問題、邁開改革的步伐。（劉美妤 / 端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