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文章里，小編介紹了《金瓶梅》的原本和抄本的相關情況，但是這樣一部大書，只靠手抄顯然是流傳不下來的，更不可能靠手抄而聞名天下使人盡知的，小編認為《新刻金瓶梅詞話》就是歷史上的第一次刻本，對此很多人持反對意見，那么咱們就一起來分析一下。

新刻金瓶梅詞話

要說明萬歷丁巳所刻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就是初刻本，首先要說明的是對于“新刻”一詞的理解。

“新刻”的確可以理解為在原刻的基礎上重新刊印。

書林清話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一在述其“刊刻之名義”時曾對“新雕”，“新刊”作了這樣的解釋：“刻板盛于趙宋，其名甚繁。今據各書考之又曰新雕，乃別于舊板之名。《瞿目》校宋本《管子》二十四卷，每卷末有墨圖記云‘瞿源蔡潛道墨寶堂新雕印’是也。又曰新刊，亦別于舊板之名?！短斓摿宅槨啡龖c元六祀孟春建安魏仲舉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是也?！?/p>

劉輝先生即據此義而認為詞話本是二刻：“正因為有原刻在前，故特別標明此為‘新刻’，列于每卷之首?！?/p>

但是，時至明代，特別是在刊刻戲曲、小說時，“新刊”、“新刻”的含義往往有所變化，“新刊”，“新刻”特指初刻的清況也屢見不鮮。

即以葉德輝的《書林清話》來看，也有將“新刊”指為初刊的，如云：

匯刻詞集自毛晉汲古閣刻《六十家詞》始……國初無錫侯氏新刊《十家樂府》：南唐二主（中主四首，后主三十三首），馮延已《陽春集》(宋嘉裕陳世修序，序謂“二馮遠圖長策不矜不伐”云云)、子野(張先)、東湖(賀鑄)、……皆在毛氏宋詞六十家之外，載王士禎《居易錄》十三。此刻世不多見，《匯刻書目》既未載，《邵注四庫簡明目》亦未及見。(卷七)

這里提到“新刊”的《十家樂府》顯然是初刻。除此之外，我們不妨再舉數例來證明明清時所說的此類“新刻”即是初刊。

①《水東日記》卷二：

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時，松江士子新刊孫鼎先生《詩義集說》成，請序。先生卻之，請之固，則曰：“解經書自難為文，近時惟東里楊先生可當此。況六經已有傳注，學者自當力求。此等書吾平生所不喜，以其專為進取計，能怠學者求道之心故也?！?/p>

②《真州四部稿續編》卷十二《為胡元瑞序》：

余為胡元瑞序《綠蘿軒稿》，僅寓燕還越數編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十種至，則眾體畢備，彬彬日新富有矣。

③《警世通言敘》：

隴西君，海內畸士，與余相遇于棲霞山房。傾蓋莫逆，各敘旅況。因出其新刻數卷佐酒，且曰：“尚未成書，先為我命名?”余閱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說法度世之語，所濟者眾。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從臾其成。時天啟甲子臘月豫章無礙居士題。

④《禪真逸史》第二十一回：

每年春秋二社，羊家為首，遍請村中女眷們聚飲，名為群陰會。羊家新刊一張十禁私約刷印了，每一家給與一紙。又于士谷神祠張掛禁約，各家男子，都要循規蹈矩，遵守內訓，犯禁者責罰不恕。稍違他意，便率領兇徒打罵，因此人人怕他。

⑤《蕩寇志》第一百三十六回：

只見那塊石碣抬到面前，張公與賀、蓋等四人一齊觀看。賀太平道:“此非古跡，確是新鐫。”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假如我們再打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可以看到大量冠以“新刻”、“新鐫”、“新刊”的小說大都是初刊本。

如《新刊按鑒編纂開辟演繹通俗志傳》、《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新鐫全像孫龐斗志演義》，《新刻按鑒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全漢志傳》、《新刻續編三國志后傳》、《新刻增異說唐后傳》、《新刻全像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等，它們是不同于《重刻西漢通俗演義》，《重刻京本增評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等標為“重刻”的作品的。

根據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僅以“新刻”兩字是難以斷為即是“重刻”的?！靶驴獭笨赡苁侵钢匦路蹋灿锌赡苁侵赋醮涡驴獭?/p>

那么，《新刻金瓶梅詞話》究竟是重刻還是初刻呢？

主“重刻”論者（不管是“二刻”還是“三刻”論者）主要是依據當時一些早期筆記中談到的都是二十卷本的《金瓶梅》，而沒有談到十卷本的《金瓶梅詞話》來加以推斷，并無一條實證。這里，我想重要的還是要依據文本本身的事實來說明問題。而現存的《新刻金瓶梅詞話》的文字即清楚地告訴我們，它即刊刻在萬歷末至天啟年間，其刊刻的時間正合當時各家所說。

當時談到《金瓶梅》刊刻情況的實際上只有三家。

一是謝肇淛的《金瓶梅跋》說：“此書向無鏤版。”此跋當寫于萬歷三十四年丙午（1606）或之后，因這一年袁中郎曾寫信給他要書：“《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此跋收在謝肇淛的《小草齋集》中。該集卷首葉向高序作于天啟六年丙寅（1626），故一般說來，謝肇淛到此時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

萬歷皇帝

二是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曰：“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帆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摯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p>

馬仲良“榷吳關”時在萬歷四十一年癸丑（1613），此時由馮夢龍開始慫恿書坊刊印，未果，但“未幾時”，在“吳中懸之國門”。這個“未幾時”是個不確定說法，我們也無法考定沈德符寫這條材料的具體時間，只是知道當在萬歷四十七年（1619）三月丘志充任汝寧知府之后，因為文中提到“丘旋出守去”一語。換句話說，多半是寫在天啟年間。

三是薛岡的《天爵堂筆余》卷二說到“往在都門，友人關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見示，余略覽數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巖叟以刻本全書寄敝齋，予得盡覽”。這里的“關西文吉士”，當為文在茲。這是因為，據乾隆《三水縣志》卷十載，文在茲于萬歷二十九年辛丑（1601）登進士后，“初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二載以終養歸卒”，故當時或以后，人們稱他為“文吉士”，都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再考察薛岡，他是荃呂縣人，《荃呂縣志》云：

能詩，尤工于古文。以事避地客京師為新進士代作考館文字，得與選，因有盛名。年八十，集其生平元旦除夕詩為一卷，起萬歷庚辰，至崇禎庚辰，身為太平詞客六十年，名重天下，亦盛事也。晚年歸鄲，構居鑒湖東岸，葺閣以攬勝，自號天爵翁。

根據他的《元旦除夕詩》中的《己酉元日》、《歲朝春序》等，可以證明他生于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主要活動于萬歷、崇禎年間。

《鄲縣志》所說的他“以事避地客京師”在哪一年呢？

據《元旦除夕詩》可知當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至三十年（1602）間。因為其中《丁酉除夕》詩自注云：“是日立春。以上皆在家?！倍∮希慈f歷二十五年（1597）。而下一年的《戊戌除夕》及《辛丑除夕》皆注云：“時在都下。”直至《乙巳除夕》則云:“時在嵩縣。”乙巳，為萬歷三十三年（1605）。以下則云輾轉太和、蕪湖、清江浦等地。

薛岡在京時，文在茲也在京城考試，做翰林庶吉士，他們確有可能在“都門”相交。因而薛岡所見的“抄本不全《金瓶梅》”是在萬歷二十六年（1598）至三十年（1602）間從文在茲那里所得。

“后二十年”只是個約數。薛岡在天啟七年（1627）給文在茲的侄子文翔鳳寫《與文太清（翔鳳）光祿》信時亦稱“二十年肝膽”，說明他與文家兩代人的交情有20年左右。

總之，從薛岡的這段話中，至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第一，從“往在都門”的萬歷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間（1601——1602）到“后二十年”，當在天啟一年至二年間（1621—1622），換言之，這個初刊本當在天啟年間收到。

第二，從字里行間來看，薛岡于“后二十年”看到的《金瓶梅》與當初從文吉士那里看到的“抄本不全”的《金瓶梅》沒有什么兩樣，他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應該說是一致的。有人認為，薛岡在這段話中引了東吳弄珠客的一段話，證明他前后讀到的是崇禎本系統的《金瓶梅》而不是詞話本系統的。這實際上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崇禎本卷首固然只有這篇序，但在詞話本前同樣也有這篇序，薛岡說“簡端序語有云”云云，只是指出在序語中有這樣一段話，并沒有說簡端只有這一篇序的意思，所以這是不能說明問題的。

根據上面所用的一些“外證”材料的分析，與原本、抄本一致的初刊本真正“懸之國門”，當在天啟年間。

下面，我們再找“內證”，即用《新刻金瓶梅詞話》的文本實際來證實這一點。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借用馬征先生的一段文字：

1986至1987年，筆者和魯歌先生一起進行了一項煩瑣而浩大的工程：把《金瓶梅》的各種版本匯校一遍，發現這個詞話本為避皇帝名諱，改字的情況很突出。我們統計，從第14回到61回，刁徒潑皮“花子由”這個名字出現了4次，但第62. 63. 77. 80回中，卻一連13次將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這是為了避天啟皇帝朱由校的名諱。由此可窺，從第62回起，它必刻于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歷九月初六日以后。

天啟皇帝

這一事實，的確有力而生動地說明了《金瓶梅詞話》刊刻的過程：假如這一百回的大書從萬歷四十五年（1617）由東吳弄珠客作序而開雕的話，刻到第五十七回時泰昌帝朱常洛還未登基，所以正文中“強奸了常娥”之“常”字還沒有避諱，而刻到第六十二回時，天啟帝朱由校已經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諱，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吳巡檢”尚未避崇禎帝朱由檢的諱，故可確證這部《金瓶梅詞話》刊印于天啟年間。

崇禎皇帝

這樣，結論當是：這部《新刻金瓶梅詞話》即是初刊本，刊成于天啟年間。這是因為：

第一，刊印于天啟六年丙寅（1626）的《小草齋集》中的《金瓶梅跋》明說“此書向無鏤版”。

第二，今存此書避天啟而不避崇禎之諱，即說明它刊于天啟年間。

第三，初刊于天啟年間的結論與沈德符、薛岡的說法也相吻合。

第四，“花子由”之名的前后不同的情況即反映了一種呈“初刊”狀的原始面貌；反之，假如是“重刻”的話，當一律避諱，且在前面的“花子由”會首先引起注意而改去。

第五，目前未見《新刻金瓶梅詞話》之前有原刊（假如有的話）的文本，也未見有相關的紀錄，認為之前有原刊的觀點全憑推測不足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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