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天涯》2017年全年征訂，108元六期，包六次快遞。點擊左側購買。

雙雪濤的小說《飛行家》以平行敘事的手法，講述兩家三代人的命運起伏，語言、節奏、結構安排成熟、老練，結尾處的“飛升”，讓整個小說從沉重的敘述中升盈而起，境界為之一變，闊大而悲憫，可以說是近來難得的有分量的中篇。

本文首發《天涯》2017年第1期。此處為節選，欲讀全文請點擊文末“閱讀原文”購買紙本雜志。

飛行家

雙雪濤

一

1979年，李明奇第一次來高家時，高立寬十分光火，并不是因為李明奇當時穿了一條喇叭褲，系著一條花皮帶。當然這樣的儀表也許是個起因，最主要的是，高立寬從李明奇出生就認識他，還有他的兩個弟弟李明耀和李明敏，還有他的六個妹妹，名字無法列舉，但是確有這么一大家子人，就住在高家后面那一趟房。再后面就是1967年修的紅旗廣場。廣場原是日本人修的，鋪的大理石磚，據說是從阜新開山運來的大石，建好后日本人在廣場放了一群鴿子，中國人第一天都給逮走，回家吃了。第二天廣場上又放了一群鴿子，還有幾個日本兵，端著槍看鴿子，中國人才知道鴿子是喂的，不是吃的。廣場的四周是日本人的銀行和辦公樓，后來日本人走了，這些東西就都留給中國人，1967年在大理石廣場上立了一座毛主席像，施工時鴿子就都飛走了，再沒回來，就此稱為紅旗廣場，因為主席像的底下有一排士兵，為首的一個戴著袖箍兒打著一面迎風招展的紅旗。李明奇一家就比鄰廣場，與高家的后窗戶隔了一條馬路。房子大概三十幾平米，也是日本人留下的，舉架很高，墻窗足金足兩，跟高家一樣，是印刷廠分配的住房。不同的是李明奇的父親李正道自己做了一個隔板，搭在半空，也就是說，憑空蓋了一層吊鋪，墻上嵌進五個臺階，一家十一口人，女的住在底下，男的住在上面，安排得蠻好。

高立寬看不上李明奇除了他的儀表，還有重要的一條是李明奇的父親李正道過去是高立寬的徒弟。高立寬是市印刷廠的高級技師，拿手的本事是古版印刷，一通百通，所有關于印刷的活計都難不倒他，在廠里很受尊敬，廠長見面也要給點根煙再開口說話。受尊敬不光是手藝，高立寬是個老黨員，1936年就入了黨，那時說叫共產黨，更通用的名字叫地下黨。高立寬因為是個苦出身，讓人一說，心一橫，就入了地下黨，偷著印傳單，他印的傳單比別人的都好，色澤鮮艷，歷久彌新。高立寬雖然小時候沒讀過書，不過在印刷廠里認了字，字認得多了，還能措個詞，上級派下來的口號，他有時候給改改，鼓動性更強，上級后來給他寫了一封信，說真是行行出狀元，沒想到有人還是天生印傳單的料。那時他不是高師傅，還是小高，小高就印了兩年傳單，期間蹲了一次國民黨的大獄，蹲了一次日本人的大獄，都挨了打，日本人那次打得略狠，一只眼睛瞎了，出來之后便被喚作獨眼小高。解放之后，獨眼小高高興了一陣，不過也沒覺得如何，新世界新氣象，他還是在印刷廠印東西。沒過幾天，他才品出這個新世界不一般，那個給他寫信的上級當了副市長，一天把他想了起來，給他廠里打了電話問還有沒有他這個人，是不是犧牲了。回答說，人在，還是搞印刷，只是眼睛瞎了一只，過去調色是瞪著兩眼，現在是一只眼，調得依然沒問題。市長就派人把他接去，還提醒他把信帶著。聊了一會，把信拿回，拍板讓他去干部學習班，學習幾個月就當副廠長，高立寬當即說，我只有一只眼，不好看，另外也不是當官的料，嘴笨不說，一看人多就哆嗦，當年參加革命不為當官，現在有了新中國，自己已然高興，還是繼續當工人為好。市長說，你這一只眼是為革命丟的，欠你一只眼，該還，你又有點文化出身又牢靠，這樣的好機遇不可浪費，不干也得干，明天就去學習班報到。

高立寬從市政府大院回來，心里不舒服，把徒弟李正道找到家里來喝酒。李正道第一次去師傅家喝酒，拎了半只熟雞一瓶白干，兩人把雞掰碎，邊吃邊喝，高立寬說，正道，你這雞不錯，哪買的？李正道說，師傅，買不著，我自己烤的。高立寬說，你當工人白瞎，開個店能發財。李正道說，我烤一只得烤半天，開店準賠死，給師傅吃正合適，下次給您烤只兔子。高立寬心里高興，覺得這徒弟不但會烤雞，每次說話都讓人舒服，就喝了一大口酒，給他講了些印刷的門道，李正道歪頭聽著，時不時把雞的好位置遞給高立寬。高立寬喝得有點快，想起要傾訴的事情，說，今天去了趟市政府，心里不舒服。李正道說，師父你這話怎么說的，今天您被大轎子接走，廠里都炸了鍋，您是老革命，過去您也不說。高立寬說，這玩意說個屁，有人腦袋大，旁人一眼就看見，有人屁股圓，總不至于天天脫褲子給人看。李正道說，您說的是。高立寬說，市政府那個院子，過去是日本人的地方，我這只眼就是在里頭打瞎的。墻上還有日本字兒，沒刷干凈。這個干部班我是不想去，可是不去不行，市長得罪不起，不過別看我就一只眼，可是看得清楚，我啊，去也白去，河里游的扔馬路上，一步也走不了。這天喝到半夜，李正道就睡在高立寬家，兩人腳對腳，高立寬鼾聲如雷，李正道一宿沒合眼，第二天天一亮，就爬起來給高立寬沏了一大缸子茶，去上班了。

高立寬的看法沒有錯，人貴有自知之明。學習班上除他之外，都不怎么識字，有幾個比他說話還笨，說的一口方言，除了自己誰都聽不懂。還有一位有鴉片癮，中途犯了癮，倒在地上亂滾，讓人送回家了。高立寬雖然相貌有些缺陷，可是儀表堂堂，寬肩闊背，一張方臉，說話雖然不比授課的老師，可是硬要說兩句，也是能說出兩三點，就這分出兩三點，不是一鍋粥，就壓死了人。可是他的問題就出在喝酒上。去了半個月，大醉十天，打傷了兩個同學，把一個巡查的老師也打破了腦袋。不單是醉人彪悍，是高立寬從小跟北市場的老師父學過點把式，要不然也不能兩次大獄都活著出來。打傷同學是小事情，打傷的那位老師去過延安，是比高立寬資格更老的老革命，不但是老革命，要命的是還是一位女同志，愣讓高立寬揪著頭發走了半個走廊，最后拽下一大塊頭皮來。這位女同志包著腦袋，連夜給組織寫了一封信，從太平天國說到十月革命，從十月革命說到義和團，從義和團說到延安整風，總之是用血的教訓確信無產階級的隊伍里也藏著流氓，需要徹底地改造。高立寬卷著鋪蓋揣著休學的證明回了印刷廠，這回沒有大轎車，自己坐公交回來的，李正道把鋪蓋卷接過，什么也沒問。實話說，師父好酒，李正道早知道，師傅喝酒之后喜歡動手，他也知道，他就挨過幾次打，有一次在飯館喝到一半，師傅喝得興起，把他連人帶椅子順著窗戶扔到了大街上。這還是自由自在的時候，到了學習班關起來，心里憋悶，半夜跑出去喝酒，醉酒鬧事，都在情理之中。李正道是山東人，家里吃不上飯，父母餓得走不動，他一人揣著一包種子跑到東北來種地，四十年河壩決了堤，把地沖了，他就跑到市里來，先是在舊書店給人打工，夜里睡在門板上，白天賣書碼書，也認了幾個字，后來幾經輾轉，到了印刷廠。要說無產者，他比高立寬更合格，只是沒蹲過大獄，沒跟市長通過信，但是他酒量大，不鬧事，心靈手巧，也知道時局變了，就像發大水，雖然啥都沒了，一地的泥巴，可也是新的機會。到了傍晚，高立寬終于說話，正道啊，明天給師傅烤只兔子。正道說，好，明晚拎您家去。高立寬說，我手欠，把人打了，這學習班念不下去，市長把我保下來，讓我反省反省，下周再去，實在是要把人折磨死。正道一邊把裁紙刀擦好，擱在工具箱里，一邊說，要不我替您去？高立寬噌地站起來說，你情愿？正道說，看您這么遭罪，我心里難受。高立寬說，得去一個月，見天兒關在屋子里講馬克思列寧，晚上大門都上鎖，你行？正道說，我試試，不行的話您來接我。高立寬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說，行咧，算我欠你一回，明天我去趟市委，把這事兒辦了，你家是山東哪來的？正道說，山東蓬萊曲南縣李家村，我爸我媽都讓日本人殺害了。這句和事實有點出入，李正道的爹媽是餓死的，不過如果日本人不來，不打仗，不征兵納糧，也餓不死，所以從根上說，也不算撒謊。高立寬捉住李正道的手握了握，說，徒弟，以后就算我結了婚，有了孩子，家里也算你一口。明天最后一遭，市委的門兒我再也不進了。李正道有點感動，也有點內疚，決心明天把兔子烤得好一些。

握手是個新事物，高立寬在學習班學的。

所以1979年李明奇來家，就算高雅風不說，他也知道這是李正道的兒子，倆人長得一模一樣，瘦高，挺長的脖子，眼窩深陷，像個德國鬼子。打過招呼李明奇掏出個手絹，把椅子擦了擦，坐下，白色的喇叭褲貼在木椅子上，只坐了一個邊兒。高立寬心想，德行，看你憋的什么壞。高雅風二十三歲，在變壓器廠工作，長得不太好看，眼珠子有點突出，牙也有點往外噘，頂著嘴唇。但她是高家姐弟三人里最能說的，雖然年紀不大，一旦讓她說起來，便蹺起腿，一只手拽著腳腕子，眉飛色舞說幾個小時也行。就靠這張嘴，說動了老師，給她弄了一個假病例，于是沒有下鄉，初中畢業早早就進了變壓器廠，每個月領二十多塊工資，工齡比同齡人都長。可是1979年秋天的這天下午，高雅風老老實實坐在李明奇旁邊，沒有說話，她怕她爸，就像是八哥看見貓，再怎么抖機靈也是沒用的。她看著大姐高雅春前后忙活著給李明奇倒茶，心里一邊覺得果然是親姐，平常怎么鬧還是給她些面子，一邊嘴癢癢想說點李明奇的好處，可是看見高立寬濃濃的擠在一起的眼眉，又都咽了回去。

李正道去了學習班，真個一個月沒回來，高立寬依舊耍著光棍，白天上班，晚上喝酒，這點工資都捐了飯店，高立寬喜歡請客，因為工齡長，段級又高，工資比別人多，主要是喜歡那個熱熱鬧鬧的氣氛，喝完酒去澡堂子一泡，泡完倚著澡堂的大長皮椅子聊天，修腳，喝半夜的濃茶。過了十天，差不離把李正道這個人忘了。一個月之后，李正道回來，他看見李正道理了個新發型，頭發長了，梳得很齊整，先前有點連鬢胡子，都剃光了，穿著一身藍色的的確良中山裝，一頭扎進了廠長的辦公室。高立寬心想，你個什么東西？我的手藝你才學了點假把式，去了趟學習班就自己換了身皮，回來不先見師父，跑到廠長那里露臉，等你換上工作服，我再拾掇你。他沒想到，往后將近二十年，李正道再沒穿過工作服，先是在高立寬的車間做副主任，主抓生產線改造，伺候幾個俄國人，然后又做了全廠的工會主席，抓思想改造的工作，三反五反都是他領頭，揪右派的時候他第一個寫了材料，把廠里幾個搞古版印刷的老師傅點了名，“文革”前，他已經是副廠長，市里的毛選都是他主持印的，還去周邊的地級市傳授過先進經驗。高立寬看在眼里，沒覺得多么不舒服，一個人是哪塊料，活著活著就會顯露，這個李正道就算沒有這個機會，遲早也得跳出來，成個人物，單說每次講話不拿講稿，說得條條是道，主席的語錄張嘴就來，高立寬就覺得比自己強了不止兩條街。況且李正道每次見到他，都叫師父，搞幾次運動，也沒刮著他。高立寬有時候叫他李廠長，他不讓，說，叫我正道，沒您沒我。還算吃過了炒菜，沒忘了大馬勺，高立寬心想。不過這二十年過去，直到“文革”來臨，把李正道打下馬，牛棚沒蹲，廁所也沒讓他掃，只是抄了幾次家，游了幾次街，坐了幾次噴氣式飛機，剃了陰陽頭，不再讓他印毛選，工作呢，回到車間，換上工作服當工人。這二十年間，高立寬對李正道還是有幾點不滿意，第一，沒完沒了地生孩子，前前后后生了九個，管生不管養，一心都在工作上，這九個孩子見天兒在街上亂跑，穿鞋沒有腳后跟，大的帶小的，毫無規矩，不成體統。第二，自打學習班回來，再沒給他烤過兔子，那天晚上李正道說改天給他烤兔子，一直沒有兌現，高立寬的直覺告訴他，兔子比雞好吃，可是一直沒吃著，干等了二十年。第三，李正道自己爬上吊鋪，把自己吊死之前，沒有找他商量。一個人要死，是個大事，大事應該和人商量，李正道沒和誰說，在外面挨了一頓打，回家給九個孩子挨個洗了遍澡，就自己爬到吊鋪把自己吊死了。當這么多年干部，到最后死得這么草率，死前也沒把他當朋友，高立寬意見很大。

高立寬喝了一口茶，看著他的老婆趙素英，終于說了話，掌柜的，給下鍋面條。趙素英比高立寬大，大四歲，相貌一般，個子矮，裹過腳，還結過一次婚，也在印刷廠工作，這些都不是問題，因為高立寬的眼睛算個殘疾，所以算是般配，何況趙素英前面那一轱轆婚姻，沒有孩子，丈夫暴死，來了高家之后，三年一個，生了兩個女孩兒一個男孩兒，高立寬感到滿意。唯一的問題是，趙素英性格慢，高立寬性格急，結婚之前不知道，結婚之后才發現，實在太慢，兩根電線桿子能走半個小時，你這邊火上房了，她那邊歪在炕頭睡著了。做飯好吃，但是從買菜到做熟，得幾個小時，高立寬餓得跳腳，喝多了酒打她，沒用，你打完她，正在氣頭上，她把摔碎的碗筷收拾好，坐在板凳上開始聽匣子了，穆桂英掛帥。高立寬后來想起過去的資本家，覺得自己在新中國雖然已經翻身做主人，可是又落到這個慢性子手里，于是給她起了個外號，叫掌柜的。掌柜的趙素英從板凳上站起來，到廚房拿了一個大面板，撂在炕沿上，又從廚房拿了一個大鋁盆，上面用屜布罩著。幾個人都能聞到鋁盆里的堿酸味兒。今天包餃子吧，趙素英說。高立寬心頭一驚，家里的錢給趙素英管，掌柜的管錢，天經地義，趙素英節儉，存折在哪他都不知道，只知道趙有個小手絹，里面包著零錢，他要買酒，趙就折開手絹，拿出一張零票子給他。今天竟然吃餃子，而且看來早有準備，高立寬心里有點矛盾，一方面他覺得趙不應該對李明奇這么重視，不給他好臉，他要是識相自己走掉就是；另一方面，餃子就酒，越喝越有，他一邊琢磨著，一邊從炕里頭把小方桌拉了過來，擺在了炕中央。

二

大姑打電話把我叫醒的時候，我剛剛睡熟。挨到凌晨三點，還是不困，就下樓買了一瓶啤酒，喝到第三瓶，終于有點困意，趕忙到床上趴著，也沒有馬上睡著，啤酒脹肚，五點鐘起來撒了一大潑尿，才睡下。北京的冬天不比家里，每天霧氣昭昭，凍人不凍水，到了夜里從窗戶縫里滲進一股陰冷，這啤酒喝得有點作妖，直打哆嗦，只好把自己深深地裹在被子里。第二天是周六，約好了陪領導踢室內足球，我在大學時是個足球健將，司職右邊鋒，能甩牛尾巴，現在胖了三十斤，換好運動服就出一身汗，不過也沒關系，踢球不是重點，重點是踢完球喝酒，喝酒也不是重點，重點是聽領導講他在大學時是個足球健將，左右腳七十米長傳，點對點。問題就出在，因為睡得比較晚，以為得混到天亮，手機沒有靜音，清早七點半，大姑的電話打進來，我其實剛剛進入深睡眠，忘了自己身處東四環附近的一家出租屋里，腮幫子發緊，以為自己睡在家里那張硬邦邦的單人床上，后來單人床不見了，夢見自己在高考的考場，政治題怎么想也想不出，伸脖子想看別人的，別人都離我很遠，且用胳膊把卷子蒙住，急得我想把自己腦袋揪下來。就在這時電話響了，我一激靈坐了起來。哎，是小峰嗎？我一聽就知道是大姑，雖然已經兩年沒聯系過，但是她的錦州口音辨識度太高，尾音永遠是挑上去，像唱歌一樣，而且不說喂，說哎，好像對方接聽讓她覺得很突然。我說，大姑啊。大姑說，你個死孩子，過年也不說給大姑打個電話，你奶天天念叨你。我說，大姑，我還沒睡醒，一會給你打回過去吧。大姑說，別撂，大姑不是讓你還錢，有正事兒找你。我就怕她說這個，大學的學費是大姑給我拿的，畢業五年了，錢我一直沒還，其實一共三萬，想還也還了，不過她給我拿錢的時候說是給，沒說是借，我就認為是一種捐獻，欠的是情，不是錢。我大姑是我爸姐弟幾個條件最好的，也愿意當家主事。后來她有時候和我聯系，讓我去看我奶，從北京到錦州倒是不遠，只不過錦州確實沒什么好玩的，我奶八十歲之后就有點糊涂，見了也跟沒見差不多，從沒去過，大姑就在電話里說，我也不讓你還錢，就讓你來看看你奶，就你這么一個大孫子，你也就這么一個奶，哪天她死了，我跟你說，這么大歲數的人，放個屁都可能過去，到時你想見就得看照片了。她這么一說，我覺得難過，馬上答應去，放下電話又覺得太麻煩，終歸還是沒去。可一回味，這個不讓還錢有點微妙，似乎還是借給我，只是不著急要，本質和過去有了區別。我說，大姑，你給我卡號，我一會把錢給你打過去，這么多年算上通貨膨脹，我給你打四萬吧。大姑說，你這孩子聽話就能聽半句，我沒說錢的事兒，我說有正事找你。我說，您說。她說，你二姑夫李明奇丟了。還有你哥，李剛，也丟了。我口渴，沒有水，只好喝了一口昨夜剩的啤酒，說，啥？啥叫丟了？大姑說，就是找不見了，倆人上周五早晨一起出去吃豆腐腦，然后就再沒回來。我說，報警了嗎？大姑說，你哥是個啥人你不知道？去年剛放出來，你二姑說了，李明奇跑之前跟鄰居借了錢，現在鄰居天天敲他們家門，所以是處心積慮，咱們別報警，自家人找自家人，先找找，實在不行再經官。我說，那您坐火車去沈陽吧，我在北京給您打打下手。大姑說，狗東西，你大姑腰脫五年，還不是你爸死的時候護理你爸累的，你趕緊給我回沈陽找去，找不見我把你奶送回去。這句話有分量，主要包含兩個往事，第一是我爸得癌的時候，我媽六神無主，我剛剛考上大學，我大姑從錦州過來主持局面。一天晚上抬我爸去做介入檢查，把腰閃了，再沒好。第二是，我爸去世之后，我大姑看我家這個情況，就把我奶接走了，給我和我媽減輕了巨大的負擔。我說，姑，我不是推脫，我是學法律的，現在在銀行當法務，不是搞刑偵的，專業不對口，另外我奶在您那住慣了，您也說了她老人家身子骨脆，經不起折騰，咱們不要意氣用事。大姑說，你是翅膀硬了，還教你大姑怎么做人了？我跟你說，公檢法不分家，你馬上回去把你二姑夫和你哥找著，要不然我給你奶買張火車票，去你單位靜坐，別看她糊涂了，腿腳比我好使得多，你自己掂量。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我給領導打了個電話，說下午的球去不了，一咬牙，順便請了一周的年假。本來這個年假答應我媽，帶她去香港玩一圈，她天天在家看TVB的劇，想去香港吃吃便當。實話說，我也想去，想去迪士尼，坐坐半空中翻滾的那幾個器械。有些人恐高，我家人從來不恐高，而且有個特點，喜歡上高，我爸活著的時候，一跟我媽生氣就自己上房頂坐著。我媽說，你是猴子變的？我爸也不言語，坐到天黑，下來，氣就全消了。領導聽說我要請年假，有點不樂意，我手里壓著六七份合同，還沒改完。但是工作了三年，我一次年假也沒請過，他帶著老婆孩子全世界的景點玩了一半，有時在國外遙控我加班，所以我第一次張嘴，他也沒提出大的異議，讓我注意安全，心別玩散了。

到沈陽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七點。家里沒人，電飯鍋還熱，刷好的碗擱在水池邊上，還有水珠。十二月的沈陽正式進入冬天，我家是個老小區，暖氣沒有分戶，大家誰也不交錢，但是如果一點暖氣不給，又怕凍死幾個，鬧成新聞，于是就給一點，手涼的時候能摸出一點溫度。我媽那雙深紅色的羊毛拖鞋擺在地上，已經瓢得不成樣子，好像兩只烤地瓜。這還是我上班第一年春節時在無印良品給她買的，我媽說送鞋不好，好像是暗示她應該改嫁。我說全沒這個意思，是現實主義的考慮。我媽腳干，一到冬天腳后跟就開裂，襪子的毛屑滲進裂紋里，看著很不舒服。這兩年事情多，沒有注意她的腳怎么樣，是不是穿上羊毛拖鞋之后有所改善。我走進自己的屋子，一張單人床、一個木書柜、一把能旋轉的塑料椅、一盞舊臺燈。椅子背后是衣柜，曾經比我高，現在到我下巴，衣柜頂上擺著我的儲蓄罐。一只微笑的小豬。我在椅子上坐了一會，一晃半年多沒回來，我拉開抽屜，里面擺著鋼筆和鋼筆水，還有我初中時買的打口帶，一個老外吹的薩克斯。每次回來都很匆忙，這個抽屜已經好久沒有拉開過，里面還有我小時候的作業本，還有從小學到高中的同學送給我的賀卡。我一點點翻看，在緊底下，沒有記錯，我收藏了一張便箋，上面寫著：小玲，我今天臨時出差，你給小峰做飯，饅頭在冰箱里。旭光。我爸生病之前，職業生涯的后期，經常被派到各個村莊去修理拖拉機，這個便簽就是那時候留下的。家里我爸做飯，這點可能跟一般家庭不同。

窗戶沖東，窗外是一個大酒店，擋住一天中大部分時間的光，只有到傍晚時分，夕照的日光經酒店的窗子反射，才能照進屋內一點。這時酒店的窗戶亮了三分之一，大多拉著簾子，有一扇沒拉，一個保潔工人在里面鋪床，雙手抻著被單，用力一甩，罩在一張潔白的雙人床上。

門響，我媽回來了。我推上抽屜從房間走出來，我媽正在脫鞋，她彎著腰抬頭看我，說，你怎么回來了？我說，遛彎去了？她的頭發又白了一片，眼袋也比上次見她大了一圈，體型倒沒怎么變，還是微胖界人士，穿著褪了色的紅羽絨服像一只棕熊。跟樓上的二嫂去廣場了，她說。她每天活動的區域不會超出周圍兩公里。我說，媽，你知道二姑夫和我哥丟了嗎？我媽說，知道，你二姑前天給我打了電話，你吃飯沒？我說，在車站吃了，倆大活人咋說丟就丟了呢？我媽說，我問你，這十年，你跟你二姑夫你哥說過幾句話？我回想了一會說，我爺去世的時候說了幾句，我爸去世的時候說了兩句，其他的想不起來了。我媽說，我再問你，你爸有病的時候，他們來過幾趟？我說，想不起來了。她說，來過一趟，你爸住院一個月了，說不出來話了，他們來了，坐了二十分鐘，買了兩斤蘋果一盤香蕉，扔了二百塊錢，就這么一次。我說，啊，我都忘了。我媽指了指自己的腦袋，我從小記性不好，丟三落四，但是這種事我記得清，一樣一樣都碼在光底下。我說，光底下？她說，就像光照著，那么清楚。我說，陳芝麻爛谷子的事兒就別說了，明天我去看看我二姑，你去不去？我媽瞪著我說，你就為這兒回來的？我說，啊，我大姑早上給我打的電話。我媽說，請了假？我說，請了年假。我媽說，香港還去不去？我有點愧疚，走過去拍了拍她的胳膊說，媽，明年。我媽說，行，要不是你爸死了，我指著你？說完走進自己的房間，把門鎖上了。

我媽過去是個十分溫和的人，聽我爸說，我媽年輕時是個開心果，雖然有點任性，但是十分招人喜歡，梳著一條黝黑的大辮子，一打撲克就偷牌，見誰都笑。工廠倒閉之后，倆人自謀生路，我媽變得陰郁了一點，老房子被拆遷，住到郊外的棚戶區去，我媽又陰郁了點，回遷之后，房子沒有陽光，樓道無人清掃，樓上住著一些以打架斗毆為生的少年租客，直到父親去世，這一重擊，使我媽徹底變成了一個陰郁的中年女人。不過她也沒有完全放棄，想要去香港，便是一種努力，可惜我讓她失望，想來想去，我在心里恨起大姑的餿主意來。

第二天一早，我媽的房門沒開，我站在房門口聽了一會，她應該是起來了，不過沒有電視機的聲音，也許就是在坐著。我找東西吃，飯已經做好了，一盤西紅柿炒雞蛋，一小碗雞蛋糕，都溫在電飯鍋里。一個棕色的電話簿，放在飯桌上。我翻開，是我爸的字跡，記著很多地址和電話號碼，我找到二姑的地址和電話，不知換是沒換，看字跡至少是十年前寫的。鐵百東，第一個胡同右拐，看見一個賣布鞋的門臉再右拐，二單元三樓，黑色盼盼防盜門。鐵百就是鐵西百貨商店，位于鐵西區的中心，我小時候去過，每到周日人山人海，對面是一家新華書店，有兩個開放式的書架，其余的書都在售貨員的背后，想看或者想買，需讓售貨員扔過來。小本的其中幾頁寫著好多數字，軸承六個，螺絲八盒，折葉七盒，汽油三桶，底下寫著一個字：欠。看樣子是當年做工人時記的賬。我敲了敲房門說，媽，本我拿上了。沒有回答。傳來一聲窗簾的滑動聲，不知是拉開還是拉上。我穿上羽絨服走出門去，把電話簿揣在懷里。

幾乎沒怎么變，還是一個十字街。除了新華書店消失了，變成了一家必勝客。鐵西百貨沒有了，變成了一家小超市。我在里面買了兩箱牛奶。那家做布鞋的店還在，也做壽衣。幾個老人穿得圓滾滾，戴著帽子手套坐在院子里聊天。二樓三單元，確有一扇黑色盼盼防盜門。上面貼滿了小廣告，像一張波普藝術的畫。門旁邊有一個三元牛奶的木箱，上面寫著：高雅風。我敲了敲門，沒人答應。又敲了敲，一個聲音說，誰？我說，二姑？那個聲音說，誰？我說，小峰，高小峰，你侄兒。那個聲音說，我侄兒？然后聽見拖鞋蹭到門口的聲音，那個聲音說，勞駕你把貓眼的廣告撕了。我撕下，聽見里面說，真是我侄兒。門開了。

二姑變得很小，像一只猴子。不過確實是我二姑，我意識到即使她變成一只老鼠，我也能認出她來。她的頭發掉了一半，不是整個的一半，是間或的一半，挨著另一根頭發的頭發掉了，不過還是努力朝一邊梳著，看著更顯稀愣愣的。兩腮塌進去，臉上都是老年斑，牙也掉了許多，笑起來牙床隔著嘴唇駑動，走路時腳在地上拖著，抬不起來。房子的格局跟我記憶中一樣，中間是廳，兩側是南北雙臥。她引我進南屋，北屋是我哥的房間，我小時候去玩過，還睡過他的床。不過現在門關著。南屋的床上有兩個包子，一個吃了一半，露出酸菜和雞蛋，另一個僵硬了，像一團水泥。電視開著，一個女人在唱歌。我過去知道她得了風濕病，難以下樓，現在回想，知道這件事已經是很久之前，于我卻好像是昨天的消息。她的手變形了，像雞爪，用三根手指鉗著一杯水遞到我面前來。

二姑說，來就來，還買啥東西？你媽挺好的？我說，挺好。二姑說，你愛聽歌，還是愛看電影，電影頻道有電影。我說，都沒關系。二姑，大姑給我打了個電話。二姑說，上次見你，是你爸出殯，五年前？我說，五年前。二姑說，也是冬天吧，我哭得太厲害，好多年不出門，一出門就是這種事，你多擔待。我說，二姑，你這說的啥話，不哭才有問題。二姑的房間很小，收拾得很干凈，地上的紅色地板已經不紅，但是沒有灰塵，她身上穿著一件黑色棉襖，有點大，但是袖口沒有一點污漬，腳上穿著紅襪子，看上去是嶄新的。二姑回頭指著窗外說，小峰，你瞧見那里有個煙囪沒？我伸脖子看，說，瞧見了。確實有一個煙囪，暗紅色，在一百米開外，沒有冒煙，側面鑲著一排鐵梯子。二姑說，就是這個東西，把你二姑妨了。我說，二姑，我沒太懂。二姑說，就是這個煙囪，妨了你二姑的命，病老不好。我沒有言語。二姑說，你現在出息了，在北京做頭臉人，去找人說說，把這煙囪扒了吧。我說，二姑，我雖在北京，就是個銀行職員，管不了煙囪。我看這煙囪不冒煙，梯子也銹了，你不碰它，自會有人扒它。二姑說，我也這么想的，可是十五年了，它還在那妨我。前兩天給你媽打電話，你媽說你現在不得了，一個煙囪治不了？二姑沉吟了一會說，不該跳舞。我說，啥？二姑說，這輩子就讓跳舞毀了。我說，不是煙囪？她拿起包子看了看，又放下說，煙囪是煙囪，跳舞是跳舞。年輕時跳舞，遇見你二姑夫，這是第一毀。上班后跳舞，跳了一宿，出了一身汗，直接去上班，讓風掃了，鉆進骨頭縫，得了風濕病，這是第二毀。教會了你二姑夫，我跳不了，他一直跳，終于人跳沒了，這是第三毀。這輩子就毀在跳舞上，小峰，你餓不，去冰箱里拿點東西吃。她這么一說，我還真有點餓了，站起來走到廳里，拉開冰箱門，發現里面滿滿當當裝的都是包子。我把門關上，回頭看她，她眼睛盯著電視機唱歌的女人，用腳尖輕輕打著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