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世家大族經濟和政治地位的迅速膨脹，很快就轉化成為一種強勁的精神力量。這就是與日俱增，日益強化的門第觀念。門第觀念的核心是建立在經濟條件極為富庶和政治勢力極為強悍基礎上的家族優越感；它以家族的自尊和排他為基本出發點，以不同流品之間的嚴格界限為基本表現特征，以婚姻、名諱和家教為主要表現形式，充溢于士族生活的各個角落。它是士族階層經濟和政治上獲得空前膨脹的精神化、觀念化的產物。這里著重談《世說新語》一書所表現的士族門第流品意識。

  初讀《世說新語》時，有一疑惑久未得解：為何有晉一代詩壇祭酒陶淵明竟然不得入《世說新語》中[i]？經深入把玩《世說》，方悟此乃《世說》編者及當時盛極一時的門第流品意識使然。陶氏一族晉代以陶侃最為知名[ii]，但也常受人輕辱。《世說新語·容止》“石頭事故”條載庾亮畏見陶侃，而溫嶠勸亮往之言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余嘉錫箋疏引述李慈銘言，認為“溪”當作“傒”，為“雞”之誤，乃前人對江西人之蔑語，猶呼北人為“傖父”。陳寅恪則以為“溪”為溪族，乃高辛氏女與畜狗所生后代。陶侃及陶淵明一族即出于溪族[iii]。周一良也支持陳說，并認為：“所謂溪人者，多以漁釣為業，如唐代蠻蜑漁蜑之比。”[iv]劉敬叔《異苑》（《津逮秘書》本）：“釣禨山者，陶侃嘗釣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織梭，還掛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其山石山猶有侃跡存焉。”《世說新語·賢媛》亦載：“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所以周一良先生說：“蓋陶公正是漁賤戶之溪人，故貴顯后猶不能逃太真之輕詆。”[v]可見“溪狗”為人們對陶氏家族為狗裔的蔑稱。正因為陶氏祖先有這樣丑史，所以它一直受到人們（尤其是世家大族）的蔑視和嘲弄。

陶氏家族的地位變化始自陶侃。其經過十分艱辛：

 陶公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仆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發委地，下為二髢，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嘆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乃返。逵及洛，遂稱之于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劉注引《晉陽秋》：“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陰截發，賣以供調。逵聞之嘆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又引王隱《晉書》：“侃母既截發供客，聞者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于張夔，羊晫亦簡之。后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世說新語·賢媛》）

   陶母截發留賓，傳為千古美談。但時過境遷，后人往往從道德和倫理角度，注意到陶母之賢德[vi]，卻往往忽略了故事的原汁原味，是著意描繪和烘托出一個寒族家庭奔向貴族社會的堅定決心和艱難歷程。陶母的絲絲烏發，未嘗不是寒門對于士族那種盛氣凌人的傲慢態度的強烈控訴。然而可悲的是，士族的強大勢力使得寒族盡管心有不滿，卻又不得不惟命是從，亦步亦趨，按照士族的理念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人生道路。正因為陶氏家族的卑微出身，才使得盡管陶侃已經開始步入上流社會，但其他高門貴族仍然將其視為寒門。

   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陶氏家族的郡望至今仍然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疑案，這本身就不是世家大族應有的缺憾。《晉書·陶侃傳》記載：“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宋人汪藻《世說敘錄·世說人名譜》中收錄名門族譜凡二十六種，未見陶氏在內；另有二十六族無譜者，陶侃、陶范在列其中，未言郡望[vii]。直到唐代，陶家的郡望才在有關的姓望材料中被肯定為江州尋陽郡。北京圖書館藏位字七九號唐寫本《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和斯坦因敦煌文書第2052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中均在江州尋陽郡下載有陶氏家族[viii]。可見陶家的郡望也只是因為陶侃的功業和陶淵明后來的名聲而被肯定下來。在晉宋時期，陶氏家族還是被人蔑視的小族。這一點，在《世說新語》中不乏例證：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世說新語·方正》） 

陶胡奴即為陶侃第十子（或言第九子）陶范。余嘉錫此條箋疏云：“《侃別傳》及今《晉書》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于清議，致修齡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氏本出寒門，士行雖立大功，而王、謝家兒不免猶以老兵視之。其子夏、斌復不肖，同室操戈，以取大戮。故修齡羞與范為伍。于此固見晉人流品之嚴，而寒士欲立門戶為士大夫，亦至不易矣。”陶侃、陶范官居要位，煊赫一時，尚受此不恭，陶淵明一彭澤小令，自然屬小人之列，豈能與士族大角爭勝并列哉？類似情況又如：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劉注：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世說新語·方正》）

顧炎武有云：“晉、宋以來，尤重流品。”[ix]正是因為流品的嚴格界限，才會出現在士族眼中，寒族小人連巴結大族的資格都不具備。在這種環境之下，有沒有一個顯貴的家族背景就會受到截然不同的禮遇：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后遇于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張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于時，而使至如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雖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世說新語·方正》）

王忱之所以對張玄前倨后恭，就是因為開始并不知曉張玄為吳中豪族；而一旦得知，便如饑似渴了。晉人流品之嚴，于此可見一斑。強調流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士族謀求政治權力壟斷的一個方面。此如近人王伊同所說：“高門巨族，以泰山壓卵之勢，陵忽寒士，稍攖其鋒者，驅迫有司，排抑多端，固以自尊，亦所以隱操政柄，明持物望耳。”[x]如：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床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夜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于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世說新語·方正》）

周顗、周嵩兄弟為汝南周浚之子。周氏在汪藻譜中雖然在無譜二十六族中，但《世說新語·賢媛》所載李絡秀為門戶計嫁給周浚，知周氏必當大族。且該條劉注亦引《周氏譜》，則汪藻偶漏耳。而刁氏一族則又在汪譜無譜二十六族之外，顯系寒小之族。刁協本想借助周氏家族擠入政權核心，不想為周嵩嚴厲拒絕。此即王伊同所謂“隱操政柄，明持物望”者也。劉應登評：“仲智如恚弟之泣別，責兄之容佞，其言似正，亦大不近人情矣。”[xi]蓋未解此中蘊藉。

[i]雖說彭澤由晉入宋，與劉義慶等人相近。但至《世說新語》編纂的元嘉十六年（439）前后，陶淵明已經作古。而晚于陶氏去世的謝靈運卻能出現在《世說》書中。可見這不是原因。

[ii]陶侃為陶淵明之祖，歷代本無異辭。清代全祖望《陶淵明世系考》、洪亮吉《后蕭陶氏族譜》及閻詠《左汾近稿》等相繼懷疑陶淵明非陶侃后裔。但經錢大昕《跋陶淵明集》諸文考證，今人多從舊說。參見袁行霈《陶淵明年譜匯考》、王孟白《陶淵明年譜簡證》（載劉躍進、范子燁編《六朝作家年譜輯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

[iii]說詳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載《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iv]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5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v]同上。

[vi]如元代秦簡夫《陶賢母剪發留賓》雜劇著意渲染信義的重要等。另有闕名《截發留賓》雜劇，遠山堂《劇品》著錄。已佚。

[vii]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思賢講舍本《世說新語》附錄。

[viii]參見王仲犖《〈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和唐耕耦《敦煌四件唐寫本姓望氏族譜（？）殘卷研究》，二文載北京大學中古文化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二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可惜研究陶淵明生平籍貫的學者似乎并沒有注意到這些材料。

[ix]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三《流品》。岳麓書社1994年秦克誠點校黃汝成《日知錄集釋》本。

[x]王伊同《五朝門第》第199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

[xi]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凌濛初刻四色套印本《世說新語》劉應登評。

（原載《天中學刊》 200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