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7月7日），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之變，結束了和李建成、李元吉的恩怨，從表面上看，似乎大局已定。不過，事實上并非這么簡單，李世民的內心還有一點恐懼，他擔心自己能不能守得住以殺兄屠弟而奪來的天下。

玄武門之變后，秦王府的部將們群情激奮，要求誅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百多位僚屬，以斬草除根、永絕后患。因為這些人在之前曾出謀劃策，商量著怎么除掉李世民。李世民起初也是抱著這樣的想法，但有一個人改變了他的看法，他就是尉遲恭。

尉遲恭的意見很明確，所有罪孽都在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如今大局已定，不宜在動干戈，否則將殘局將不可收拾，而讓天下人感到心寒。

尉遲恭這番話一出，受到眾人的紛紛指責，還有人懷疑他是婦人之仁，貪圖美名。但是李世民不這么想，這個意見讓李世民冷靜了下來。他意識到此刻的自己已經不是秦王了，而是在不久的將來要成為的大唐的新主人。

李世民深知帝王之道，沒有被個人恩怨所左右，更不會被群臣的情緒所左右。于是他發出兩道命令，這讓群臣們十分吃驚：第一便是赦免玄武門事變中東宮、齊王府的將士。這當中最著名的便是李建成的心腹馮立、謝叔方和薛萬徹三人；第二便是召回老對頭魏征，任命魏征為詹事主薄。

李世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知道如今的秦王府已經是一潭死水，他需要幾條活蹦亂跳的鯰魚，去攪一攪這一潭死水。當時，李世民的手下有這么三種人，急需敲打敲打。

第一種人是為李世民賣命的人。這些人是大唐的開國功臣，享有至高的榮譽，他們躺在功勞簿上，飽食終日，不思進取。他們會在在酒足飯飽之后，懷念一番過去激情燃燒的歲月，甚至不時地擺擺譜子。

第二種人是拋頭顱、曬熱血而一旦事成之后便居功自傲，甚至不惜犯顏抗上。這撥人跟第一種人的區別在于，他們仗著自己的功勞有時候太有個性，太有自己的想法，讓李世民感到很難駕馭，還時時鬧出很多難題。但是他們并不清楚，一個再有涵養的人也經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拿過去的功績來擺臉色，更何況是將臉面看的比天還重要的天子。

第三種人不是秦王府的嫡系，而是從李建成、李元吉身邊拉攏過來的人，他們會慶幸自己識時務，投機成功，把底牌聰明地壓在了李世民的身上。但是他們還可能會第二次、第三次下注，一直到輸光了為止，而一旦輸掉，恐怕還不只是身外之物那么簡單。

秦王府里的這三種人絕不在少數，如果長期放任這這種情緒滋長，不管不問，那么這些悍將們將不再安于職守，終日緬懷在往日榮光，或是貪圖僥幸之功，無論對他們，或是對李世民自己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隱患。

因此，李世民不顧群臣的反對和不滿，任命了原來的對手魏征、王珪等人的新官職，這是在向他們傳遞一個信息，李世民用人看的不是過去的功績和關系，而是才能、品行和忠誠。只要是具備了這些品質，都會不拘一格地提拔他們。

李世民這種做法無疑是向玄武門事件中的功臣敲響了警鐘，讓他們牢記，今天的功勞，并不是一輩子的鐵飯碗。這其中的道理，像房玄齡等人便會立刻領會，而那些不能領悟的人，最終在多年以后受到了應有的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