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在一次訪談中，直言不諱地批評黃仁宇：我認為黃仁宇非常糟糕，余先生學問很好，不應該教出這樣差的學生來，我一點也不佩服他。

一向溫文儒雅的金老先生如此犀利評語，令人詫異。黃仁宇，何許人也，中國史學界“獨行俠式”的特殊人物。他的老師余英時，被中西方學界推崇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雖說，黃仁宇比余英時大了12歲，但古語稱“聞道有先后”，兩人一直保有持久長青的“亦師亦友”關系。

黃仁宇肖像插畫

2000年1月8日黃仁宇在美國去看電影時心臟病發辭世，結束了他多彩多姿閱歷豐富的人生。最具戲劇性的是，辭世之前，他還含笑對格爾說：“老年人身上有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拋棄軀殼，離開塵世。”

今年6月25日正是黃仁宇誕辰百年的日子，不論是史學界還是民間，都沒有什么紀念活動。“他人在海外，不像大陸高校里的老先生們，有很多弟子張羅宣傳。”中華書局人文圖書編輯室副主任徐衛東感嘆，“從1982年《萬歷十五年》出版至今，36年了，大陸沒有為他舉辦過一個大型活動。”

“黃書是非”的古今之爭

如果你不知道黃仁宇，應該知道他的著作《萬歷十五年》，這本書自1982年中華書局首推之時，就風靡已久，在豆瓣圖書分類下的中國史項中，常年占據前十爆款；作為嚴肅的歷史學專著，被選為美國大學教材，廣泛傳播在世界“象牙塔”。但令其真正成名，走進大眾視野，還得歸功于《人民的名義》，不但劇中人物三番五次地提及，高小鳳更憑借著熟讀這本書，一舉攻陷了不貪財色的高育良。

初讀《萬歷十五年》之時，小編一度懷疑作者是外國的漢學家。因為這本書的行文風格與敘事角度和中國學者撰寫的歷史著作大相徑庭，事實上，在黃仁宇之前，我們不知道歷史還可以這樣寫，它似乎只能在象牙塔之內乏人問津；但黃仁宇之后，不僅明史走入了公共閱讀的視野，整個歷史學都在大眾范圍內引起一場又一場關注熱潮。

黃仁宇沒有套用唯物史觀的框架，而是從小處著筆，將大歷史“切成薄片”，專門寫“16世紀末某一年發生在中國的事”。他選中了1587年，“中國歷史上無關緊要的一年”，從明代官吏繡金線，喇嘛寺白鶴到司禮官低沉的唱名，野心勃勃地闡清一個延續數百年的難題。

《萬歷十五年》自1982年中文版出版至今，幾乎成為大陸史學界最暢銷的讀物之一，各版統計下來，應該有300萬冊。自問世以來，它影響了幾代讀者，從學者到作家，從商人到官員。許多讀者認為，黃仁宇的獨特視角和研究方法，實際上比國內某些著名歷史學家強很多。

歷史類暢銷書《萬歷十五年》

然而，就是這本最能代表黃仁宇的著作《萬歷十五年》，最初在美國并不被視為歷史學術著作，充其量算是通俗讀物，據說出版時多次遭拒，后來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后，被名作家厄普代克推薦，才于1982和1983年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歷史類好書的兩次提名。而在國內，揆諸各方意見，黃仁宇的治學方法不夠嚴謹可能是其備受詬病的主要原因，演繹的成分多，引用史料過于隨意，文學色彩濃，較多詩意的發揮，因而其論證過程與結論往往經不起嚴格的推敲。

被批評“半路出家”，“不倫不類”的學者黃仁宇，驟然處理數百年、上千年的大歷史架構，總讓歷史學者覺得過于冒險。在臺灣李敖的眼里，這位被讀者喜愛“還不錯”的史學家黃仁宇，與另外兩位史學大家余英時、許倬云都不過是鬼畫符而已，一如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雖然一紙風行，但學術界并不覺得它除了普及之外，在學術上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貢獻。

《萬歷十五年》英文版

兩極分化的爭議至今未休，歷史學家江政寬認為《萬歷十五年》是“以文學手法撰成的歷史著作”，盡管生動，但歷史想像發揮過了頭；王汎森則批評他的“中國大歷史”寫法“有時未免作了太過印象化的概括，讀來竟像是一個外國人在描寫中國”；而龔鵬程的評價則不客氣得多：“我讀黃先生書，輒為其缺乏中國思想、文學、藝術等之常識所驚”，“技僅止此，便欲縱論上下古今，可乎？”

當然，馮象曾說過，“越是專家，往往意見越是偏頗，標新立異，脫離大眾趣味；高王凌也贊嘆說，黃仁宇是不可企及、無法代替和無法效仿的，在于他將自己獨特經歷揉進了自己的研究，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擁有最多的讀者。

雖說黃先生對中國歷史的學術貢獻，不足以讓其成為學界普遍認可的大師，但他的性格和創作狀態，則讓其在世界讀者群中產生遠勝于專家們的震撼力、影響力和布道效果。在史學同行中他更像一個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評的讀者群中他則更像一個思想者。難怪會在漫天的毀譽中成為一個新學科的研究對象：那個新學科叫作“黃學”，而那個學科的書被戲稱為“黃書”。

是戰地記者又是史學大家

黃仁宇本身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被史學大家余英時稱為“奇俠”式的學者。有生之年，他留過學、參過軍、當老師、做學問，一本《萬歷十五年》，讓他被譽為最會講歷史的作家，更被戲稱為“歷史學界的瓊瑤”。

19歲的黃仁宇

看《黃河青山》里黃仁宇年輕時的照片，形象氣質和通常人們心目中“溫文爾雅有著真性情”的人文學者形象相去甚遠。那時，他是軍人，學的是工科，絕沒料到中國社會的天翻地覆會影響到他日后的命運，以致要背井離鄉到美國，以30多歲的高齡半工半讀，從頭研究歷史。

黃仁宇于湖南長沙長大，自十四五歲起（1932年）就開始向當地報紙投稿，寫作熱忱自此從未間斷。當時《湖南日報》副刊，連續登載他寫的世界名人傳記，每篇都有他自己手繪的人物畫像。1936年，黃仁宇考上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不久抗戰開始，他放棄讀了一年半的大學學業，從軍報國，報考軍校。在尚未進入軍校就讀的5個月空當中，他在長沙《抗戰日報》覓得記者一職，并在抗日戰場上隨手寫下的一些戰地通訊，取名《緬北之戰》。

事實上，緬北之戰后，黃仁宇并沒有很快跳出他的軍人職業生涯，抗戰結束后赴美到陸軍參謀大學就讀，畢業后在國防部任職，后又加入駐日代表團，以團長副官的身份駐守東京。似乎在34歲之前，一直隨波逐流，1950年退伍后再次赴美留學，攻讀新聞系，后轉學至歷史系，依靠自我努力，成為一代有體系、有價值的歷史大家。

他之所以立志成為歷史學家，與父親的遭遇有關。他的父親來自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曾加入“同盟會”，投身革命，但十多年的動亂讓父親厭惡革命，最終只是在時代的夾縫中茍活幸存。黃仁宇曾說：“父親讓我自覺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

黃仁宇與妻子格爾

然而，黃仁宇的人生總是充滿傳奇色彩，48歲時在南伊利諾大學擔任助理教授的他，與夫人格爾完婚，并育有一子。1979年3月，62歲的黃仁宇，被紐普茲大學在正教授職位上解聘。美國人設計出FTE（全職教書等量單位），按照選課學生數、課時數、學生的不同身份折合為某個數量，“不考慮該門功課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師的等級、資歷深淺或專長，一切都是由電腦來計算”。黃仁宇的FTE從沒超過0.40000，而當時的平均數字是1.0000。

于是，花甲之年的黃仁宇被辭退，整個家庭陷入經濟上的困境，除了到救濟機構尋求幫助外，他還靠寫作賺取生活費。正是這時，黃仁宇開始動筆撰寫《黃河青山》，歷經三年完成，定稿后未作修改并束之高閣，直到二十年后去世時才付梓出版。他在《黃河青山》回憶錄中寫道“我被開除了。這是侮辱，也是羞恥。這件事實會永遠削弱我的尊嚴”。因此這本書也被評為“是一本孤獨憂憤之書，是寫個人失敗和國家失敗的結合”。

除《萬歷十五年》、《黃河青山》外，黃仁宇比較賣座的書還有《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等。在這些著作中，“大歷史”是一個屢被提及的詞。黃仁宇認為：惟有大視野才能見到大歷史，整個中國的歷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內在規律和聯系。而這一“大歷史觀”，影響了幾代幾國人。

黃仁宇與妻子格爾

黃仁宇的傳奇人生，造就了他對歷史異于常人的視角和寫法。今時今日，是非爭議，不是為了對逝者橫生指責，而是重新審視作品及所謂的“黃仁宇現象”。任憑時光流轉，黃仁宇的作品仍為學術界提供了“走出去”的啟示。

1956年黃仁宇（右）與其弟黃競存的合影。當時，年屆三十八歲的黃仁宇尚在密歇根大學，一邊打工賺錢，一邊攻讀新聞系的碩士，而其弟早已獲得博士學位，正執教于圣母大學。

后來，黃仁宇的弟弟黃競存在《我的哥哥黃仁宇》一文中回憶道，仁宇兄辭世那天是由他夫人格爾駕車到二十多英里外的一家電影院去看一部文藝影片，片名叫《雪降洋杉》，這部影片根據一九九四年間一部最暢銷的小說編攝的，講述一個當地新聞記者查訪法庭審問一件命案。仁宇兄對寫小說有興趣，他去看這影片，不是純粹為了娛樂，而是要把文藝著作和電影兩種媒體相互比較，有研究的性質。

仁宇兄常說：“我一生經歷過中外各階層的生活，不論是治世亂世，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現在我個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無憾。”這種看法，和他最后一天和格爾嫂所講的話，如出一轍。

在《黃河青山》（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01版）的封面上，赫遜河畔的老人黃仁宇倚著躺椅，背向讀者，遠眺高山大川，好像在俯瞰歷史。

就像他19歲時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