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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盛長先生口述、陳紹武先生執筆）          

       葉盛章，字耀如，民國元年（1912年）生于北京，長我十歲。

       他入富連成社學戲之前先上了一年多私塾，后來才被送到朱幼芬先生主辦的福清社科班學花臉戲，開蒙戲是昆曲《蘆花蕩》，演張飛。不久，福清社報散，我父親才不得不把他和四哥盛蘭收進自己經辦的富連成社里來。為這事，我父親是頗費了一番斟酌的，本來，他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入自己主辦的科班里來，免得因此而遭到非議，但又一想，如果把他們再送進另一個規模較小的科班，一是教師力量薄弱，難學到好處；二是擔心別的科班不會辦得太長，倘乎再報散，他們的學業就會受到更大的影響。蕭長華先生深知我父親的難言之隱，便再三勸我父親：與其讓孩子們到別處學藝，莫如干脆讓他們進富連成，只要待他們不特殊，一切按科班的規章制度辦事，是不會有人說閑話的。我父親思之再四，最后才決定讓他們進了富連成。

       盛章入科以后，蕭長華先生覺得他學花臉不如學丑更適合他的條件，于是就給他改了工。文丑戲，由蕭長華、郭春山先生給他說；武丑戲，由宋起山、勾順亮、還有位沈先生教。由于本人刻苦用功，接受能力也快，學習成績很顯著，經過幾年的培養與鍛煉，終于達到了文武昆亂不擋的地步。文丑戲，他能演湯勤（《審頭刺湯》）、蔣干（《群英會》）、樵夫（《問樵》）、崇公道（《女起解》）、教師爺（《打漁殺家》）、金祥瑞（《失印救火》）等許多戲，就連一般丑角演員不會或不常演的戲如《定計化緣》、《張三借靴》、《連升店》、《跑驢子》等，他也拿得下來。另外有些戲是他的絕活兒，別人很難演到他演的程度，如《宦海潮》中的師爺、《梅玉配》里的楊先生、《一兩漆》中的茍陰陽等等，他都有絕技加在里面。就拿《一兩漆》這出戲說吧，他演儐相茍陰陽，扮相就很古怪，出場時掛著一根大棍子，唱弋陽腔，唱著唱著，只見他把頭一抬，嘴上掛的白髯口往上一翹，直立沖天，而在觀眾不知不覺中，他卻走了既快又帥的“硬僵尸”躺在臺上了，那真叫干凈利落快！
他演武丑，更是出類拔萃、獨樹一幟了。為了讓他在這方面有突出的成就，我父親又讓他于出科后就教于老前輩王長林先生門下。因為王長林老先生是蕭長華先生義父，三哥不能直接拜他為師，否則就跟自己的老師平輩了。父親考慮再三，最后決定讓三哥拜在王老先生之子王福山的名下為徒，而稱王老先生為師爺，實際上，授業的還是王長林老先生。老先生很賞識盛章，把自己很多拿手戲都手把手地傳給了他。他擅演的武丑戲很多，諸如《楊香武三盜九龍杯》、《佛手桔》（《盜銀壺》）、《大俠白泰官》、《智化盜冠》、《藏珍樓》（《白沙灘》）、《銅網陣》、《時遷盜甲》、《三岔口》、《歐陽德》，以及他獨創的劇目《酒丐》等等，此外，他還能演猴戲。
       他的武功底子特別深厚，各種基本功都非常磁實。他翻跟頭沒一點聲音，無論翻什么花樣兒，落地時都象一團棉花那么輕。如演《時遷偷雞》，有一場從樓上翻下來的戲，他走的四個“小翻兒”接一個“提”（統稱“小翻提”），落地時不是并著腿而是叉著腿，我們管這個動作叫“小翻插花”，他翻得特別漂亮，落地時沒一點聲音。他的矮子功更是有口皆碑的，他演《三岔口》中的劉利華，蹲著身兒走“矮子”，能從上場門走到下場門，有時還要轉幾圈“圓場兒”。他的“矮子”走得快，跑得穩，比平常人走道兒快得多。不光走得快，還得做其它動作，象劉利華摸著黑兒去撥門時，又要用水碗澆門軸兒，又要從腰里拔刀、插刀，而這一切動作，都是蹲在那兒偷偷摸摸做出來的，既快又準。還有一個戲更見功夫，就是老本的《武松殺嫂》里武大郎顯靈的一場戲。他演武大郎，當武松到靈堂祭奠武大郎的亡魂時，他先是藏在桌子后面不露面兒，及至演到武大郎顯靈的情節時，他突然從桌子后面竄到桌子前面，還要翻一個“吊毛兒”。這個動作的難度是很大的，一則因為桌子上面支著白帳子，帳子下面擺有牌位、蠟扦兒、香爐和供品，竄高了要碰著帳子，竄低了會碰著桌子上擺的小道具（砌末），這個尺寸是很難掌握的。再則，武大郎是個“三寸丁”，演武大郎的人一舉一動都得走矮子，即使是竄桌子、翻“吊毛兒”也不能把身子伸直，否則就喪失了真實感。盛章的功夫是一般人比不了的，每演此劇都能完滿地做出這一套動作，從來沒出過差錯。
       除此之外，他還有許多絕技。如在《打瓜園》中扮演陶洪，這個掛白髯口的山西老英雄不但長得前雞胸后羅鍋兒，而且還是個瘸子。戲里有繁重的開打場面，無論怎么打，他也不失角色的形體特點，可見功夫只深。他演《酒丐》里的范大杯，更有許多新的創造，不僅能在軸桿兒（即在臺前吊上類似單杠一樣的鐵桿兒）上做出“倒卷簾兒”、“千斤墜兒”、“三掉險”等難度極大的驚險動作，而且還加上了從四張桌子上走“臺撲”翻下的動作以及“單刀兩桿兒”、“單刀槍”、“單刀劍”、“單刀拐”等一系列復雜多變的開打。他的開打與眾不同，可以用快、帥、穩、準、狠五個字來概括。他的這種快速打法，是揉進了武術中長拳的技巧并加以戲曲程式化而創造出來的新的打法。
        在《三岔口》中有場“打瓦”，也是他的一手絕活兒。劉利華與任堂惠對打了一陣以后上了房，任堂惠揭下兩塊瓦來砍劉利華，劉利華要用手在腦門子上接這兩塊瓦。當時只聽“叭”的一聲，兩塊瓦就粉碎了（因為事先用火燒紅以后又用醋淬過火的，很酥，一碰就碎），劉利華倒臥在地，順著手指縫兒往外流血（其實是事先準備好的彩蛋兒，用時一擠，里面的紅水就從棉花團兒里流出來了），這手絕活兒要求兩個演員配合得默契，一個得扔得準，一個得接得準，否則就出不來那種效果，反而要鬧出笑話來了。
        盛章口齒伶俐，嘴皮子有勁，白口念得快、脆、火爆，真象炒料豆一樣，字字清晰，句句入耳，形成了武丑行當的一種獨特的念白方法。他演各類丑角，從來不在舞臺上胡亂抓哏或追求節外生枝的噱頭。他反對把丑角演成低級庸俗令人生厭的“滑稽蛋兒”，借以嘩眾取寵。他從來是從劇情出發，嚴肅認真地揣摩各種角色的內心活動，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人物的鮮明個性來，決不容許自己脫離人物性格，而去單純賣弄技巧。他演《時遷偷雞》有一場“吃火”的特技，這手絕活兒是王長林先生親傳給他的。開始練習時，曾經因為一時沒掌握要領而燙過滿嘴燎泡，后來則完全掌握了這套以火紙代替熟雞的吃火（即吃雞）技巧：火紙入口即滅，再拿出來還能著，從雞頭吃到雞尾，中間還穿插上塞牙的細節，十分細膩生動，雖然完全是假動作，卻能使觀眾信以為真。能做到這一點，除了他的技巧圓熟而外，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在于他向生活汲取了養料，并時時以時遷這個賊頭鼠腦的特定人物的性格為依據，設身處地地體驗了角色的心理狀態，因而才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我三哥稱得起是位全面發展的京劇丑角表演藝術家，他那高深的藝術造詣來源于他的勤學苦練。他的成才之路給人提供的啟迪之一是：要想得到真才實學，必須有堅韌的毅力和堅定的決心，并且一定要持之以恒。盛章正是一條性格十分剛強的硬漢子。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天津南市的一家戲院演《酒丐》，他在軸桿兒上走“三掉險”時，由于桿兒上面纏的帶子松了，他的腳尖兒沒勾住鐵桿兒，人從桿兒上掉了下來。他本想就勢來個“戳頂倒立”，可是沒掌握好重心，左右手的勁頭兒不一致，當時一只膀子就戳傷了。回到后臺以后，他讓傍他的演員袁世湧（另外幾個演員是高盛虹、李盛佐和徐世臣）給他摸摸，看看出了什么毛病？袁世湧會正骨，用手一摸，壞了，原來他的一只膀子脫了臼。我三哥當即說：“你給我托上去！”
        袁世湧說：“你可得咬住牙呀！”三哥點了點頭說：“來吧！”世湧這時使勁兒往上一托，只聽“咔”的一聲，傷膀子當時就復了位，不過，這只肩膀眼瞅著可就腫起老高來。人們擔心他的身體，勸他不要再演了，可他說什么也不肯罷休，二話沒說，抄起刀來咬著牙忍著疼，硬是把這出戲演下來了。觀眾們看他帶傷堅持演出，很是感動，不斷地以更熱烈的掌聲鼓勵他。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我三哥盛章是多么堅強。
        總之，我三哥盛章在丑角藝術上的成就是不同凡響的，如果說他已經在丑行、特別是武丑行當中攀上了一座高峰，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流派，空派不是過譽之辭。縱觀京劇發展近二百年的歷史，以一個丑角演員自立班社（金升社）、獨挑大梁者，大抵只有盛章一人。因為他的功夫極好，漸漸地在觀眾當中盛傳起關于他的種種近于傳奇性的說法。譬如有人說他的功夫不在燕子李三（舊社會里的一名義盜）以下，也會飛檐走壁。其實這是以訛傳訛的無稽之談。他的功夫固然是好，可從來不做為非作歹之事，慢說是飛檐走壁，就是自家的房頂他也從來不想上去。也別說，有回我們家鬧賊，他倒真的上了一回房，不過，那可不是飛上去的，而是爬梯子上去的。結果，把蟊賊們給嚇跑了。
        我三哥為人耿直規矩，不茍言笑。作為一個生活在舊社會里的戲曲藝人，盡管沒有多高的文化，但他卻有很強的愛國心。淪陷時期，他不甘心做亡國奴，每天都要偷聽來自重慶中央電臺的廣播，對抗日時局的發展是很關注的。
有一年夏天，他領著我的幾位姐姐、表姐們去中山公園游玩，他們正在起士林茶座喝茶休息的時候，突然來了五、六個日本浪人，舉起照相機就要給我的姐姐們拍照。我三哥一看，登時就火兒了，他站起來走到日本人面前說：“你們不能隨便照相，她們都是我的親屬。”日本人依仗著自己是侵略者，用手一撥拉我三哥，蠻橫地說：“什么親屬不親屬的，只要我們高興，愿給誰照就給誰照！”當時嚇得我的姐姐們站起來忘起士林屋里藏躲，那群無賴嬉皮笑臉地往里追。三哥氣得忍無可忍，把兩只胳膊一橫，擋住了他們的去路。日本人惱羞成怒，忽啦啦一下子圍住了我三哥，這個一拳那個一腳地打他、踢他。可是，讓他們感到奇怪的是，打了半天一下兒也沒打著我三哥，相反地卻多少不等地被他打著了。他們見情形不妙，才慌慌張張地逃掉。在場的中國人都很欽佩我三哥的勇氣，其中也有熟識他的觀眾不無擔心地勸他：“葉先生，您快逃吧，這群混帳王八蛋是不會吃這種虧的，他們準是叫憲兵隊去了。”我三哥一抱拳說：“謝謝諸位的好意，好漢做事好漢當，咱們中國人越怕他們他們就越欺負咱，就得跟他們斗！”人們又勸他說：“話是那么說呀，可眼下他們勢力大，您一個人也敵不過他們。聽我們勸，快走吧！”我三哥見這些同胞說得懇切，就帶著我幾位姐姐徑自回家了。
       1939年春天，我們應上海天蟾舞臺之約，準備去南方演戲。彼時，北京前門車站警務所和行李房的一幫漢奸們就放出話來威脅我們：“葉盛章要去上海，那他可得請客。不然的話，只要他的戲箱從鐵路上走，咱們就都給他倒上硝鏹水！”其實，他們的這種惡劣行經是由來已久的，有的班社就吃過他們的虧。可我三哥不吃他們這一套，他說：“合情合理的要求咱們可以接受，這種無理要求一定不能接受。咱們托運戲箱，該花多少錢就花多少錢，公事公辦，但是要想讓咱們花錢賄賂他們，沒門兒！咱們可不能留這個例，不然的話，那些小戲班兒怎么辦？要送禮充其量也只能送他們幾張戲票，便宜他們白看場戲而已。”
那幫地頭蛇見我三哥不理他們的茬兒，就氣了。有天晚上，我們在廣德樓（即今前門曲藝廳）演戲，車站警務所去了幾個偽警搗亂，故意叫倒好兒。我三哥一看是他們，就知道他們別有用心，于是親自從后臺走到前臺與他們辯理。那幫依仗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作威作福的狗漢奸哪講什么道理，沒說上幾句話就要動武，眨眼之間六、七條漢子就把我三哥圍了個水泄不通。我三哥深知自己武功好，手也重，平常決不跟別人動手，可這次實在是把他惹急了，他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終于還了手。那幾個草包哪是他的對手，盡管折騰得挺厲害，可誰也甭想碰著我三哥一下。他手疾眼快，閃轉騰挪，緊這么一忙活，好幾個偽警都被他打倒在地。他一面打一面說：“你們幾個混帳東西還有點兒中國人的味兒嗎？依仗著日本人的勢力欺負中國人，你們算錯翻了眼皮啦！”那些挨了打的偽警們哪敢再跟他較量，一個個狼狽不堪抱頭鼠竄，但他們還要打腫臉充胖子，沖我三哥嚷：“小子，除非你坐飛機去上海，那算你還能落個囫圇尸首；如果還想坐火車走哇，哼，爺爺們非把你碎了不可！”我三哥哪肯示弱，接了一句：“好吧，咱們騎驢看唱本--走著瞧，只怕你們嚇死也不敢動葉某人一根毫毛！”
        我三哥根本沒把那種無恥的恫嚇放在心上，過了幾天，仍然帶著我們全班人馬坐火車去上海。出發的那天，我們陸續到前門車站去上車，車站上有兩個入口處：一個掛著“中國人行”的牌子，由警務所的偽警把門兒；另一個掛著“皇軍軍官行”的牌子，由日本憲兵把門兒。我因為怕出意外，先走了一步，特意到入口處去等我三哥，可是，等了好久也沒見他來，直到快開車的時候，才見事先雇好的一輛小轎車載著我三哥來了，讓我感到奇怪的是：這輛車沒在中國人的進站口停，而是在日本軍官入口處停下來了。正在我疑惑不解的時候，只見從汽車上走下一個日本高級軍官，這個人中等個兒，鼻子底下有一小撮兒日本胡兒，身穿一套日本軍裝，腳上穿著大馬靴，腰間挎著馬刀和王八盒子槍套，戴著肩章和綬帶，腋下還夾著一個公事包，氣勢洶洶，不可一世，下了車大步流星地闖進了日本軍官進站口，兩個把門兒的憲兵還給他打了個敬禮。我細這么一端詳，好么，不是別人，正是我三哥。當時可把我嚇著了，這要讓日本人看出破綻來哪還有命？可我也不敢聲張，只好獨自進站上了軟席車。我三嫂早就坐在車上了，見了我還一個勁兒地問：“五弟，你三哥怎么還不來呀？”我不敢把實情告訴他，只得支支吾吾地說：“誰知道是怎么回事呀，不過，您放心，他主意多，不會出事，說不定也許改了主意坐飛機走了呢，到了上海咱們準能見著他。”三嫂聽著我這些沒頭沒腦的話，只是搖頭嘆息，也不可奈何。
       開車之前，警務所的偽警以查票為名來到我們車上，看見我以后就問：“哎，你是不是葉老五？”我說：“是呀。”他們又問：“怎么沒看見你哥哥葉盛章呀？”我說：“誰說不是呢，我們這兒不也正找他嗎？”他們很狡猾，生怕上了我的當，就帶著命令的口吻說：“那，就請跟我們辛苦一趟，到各節兒車廂里轉轉！”說實在的，當時我也正為三哥的處境擔心，正想找個機會看看他究竟躲在哪節車廂上吶，所以就陪著他們去了。從軟席、硬席一直找到軟臥，哪兒也沒找著我三哥的影子，最后走到一節兒車廂的車門口兒，他們停住了腳步，不敢再往里走了。這節兒車是個暸望車，車后有個半圓形的玻璃窗，窗前架著一挺重機槍，車內的陳設很考究，有沙發椅和辦公桌。這節兒車是專供日本高級將領乘坐的，車門口站著兩個戴鋼盔并扎著一圈兒柳樹枝子的日本野戰軍士兵。那幫漢奸們一看這種陣勢，嚇得哪還敢上前？我趁勢從車門兒往里面一看，嗬，我三哥正翹著二郎腿在沙發里看一張日文報紙吶，幾個偽警不住地嘟囔：“奇怪呀，這個葉盛章怎么會沒來呢？他能上哪兒去呢？”我心里總算有了底，可也故意跟他們搭訕：“可說呢，他到底兒上哪兒了呢？他要是不去，我們就是到了上海，這戲可又怎么演呢？這個三哥，可真讓人著急呀！”這群壞蛋聽我這么一叨咕，更加信以為真，只好悻悻地滾下了車。
        車開到浦口站停了下來，整列火車被分割成幾段輪渡。這時，我從車窗上看見三哥自己走到餐車里去吃飯，他只跟我對了對眼光可并沒理我，我更不敢跟他打招呼。就這樣，他躲過了偽警的刁難，一路平安地到達了目的地上海，然后乘汽車到了我們下榻的旅館，這才脫去了日本軍官服換上了華服。事后我們問他：“你的膽子怎么這么大呀？居然敢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冒險化裝到上海？”他笑了笑說：“你們知道這個道理在哪兒嗎？主要是因為我知道日本軍隊最講究服從，下級是不敢盤問上級的，一般的大佐就沒人敢問，何況更高級的軍官呢，你們看著我戴的是哪一級肩章？少將！他們誰敢問？真要是有人敢問，我就揍他們！”
        他說這話不是吹牛，他還真的打過日本人，那是在我父親去世以后的事情。彼時，蕭長華先生幫著我們托人在永定門外為我父親買了一處高崗做墳地，我們把父親安葬在那兒，修了一座墳塋。北京淪陷以后，突然有一天，來了一個名叫白鳥的日本商人，其實也是一個軍官，把一大片墳場地，包括我家的墳地在內全給強占了，過后還圍上了鐵絲網，并強令我們遷墳，說什么要建一個“平衡倉庫”。那時候，我們民族有個風俗，別的事情都可商量，唯獨占用墳地這種事情，除非萬不得已，一般是沒有什么商量的余地的。于是，我們就到法院起訴了白鳥。說起來我們也太天真了，偽政府在日寇的卵翼下茍且偷安，哪能為中國人做主？所以我們的官司只能打輸而不能打贏。我三哥當時沒發作，強咽下了這口氣。幾天過后，他沒跟家里任何人商量，就扮成了日本軍官的模樣，雇了輛小汽車，直奔白鳥公司。下車后他噌噌地往門里走，把門站崗的日本兵看他的氣派很大，也沒敢盤問他。他進院之后闖進了白鳥的辦公室。當時屋子里有很多人正在商量事情，我三哥進去以后二話沒說，從辦公桌后面一把把白鳥揪了出來，當著眾人的面兒三拳兩腳痛打了一頓，把他打了個鼻青臉腫。有意思的是，白鳥挨揍時連眼皮都不敢抬，更不用說還手了，不光干挨揍，嘴里還一個勁兒“唉咦”“唉咦”地叫個不停。我三哥打痛快了以后，扭頭就走，白鳥和他手下的職員們一直送出鐵絲網，站成一排，沖著我三哥的屁股鞠了九十度的大躬。
       他回家跟我們說起這件事，我們在一陣開懷暢笑之后，也不能不為他的這種冒險舉動感到后怕。我們不禁擔心地問他：“你這么冒失地只身深入虎穴，萬一讓他們看出破綻來，不就沒命了嗎？”他苦笑了一下，搖搖頭說：“嗨，這就看誰能把誰唬住啦，我抓住他們的弱點，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加上氣比他們壯，他們就沒有不怕的。”沉默了一會兒，他又感慨系之地接著說：“只恨我沒有機會跟著抗日的隊伍走。倘若有人介紹我參加游擊隊，我寧可不唱戲了，也要使出我這身武藝，狠狠地揍日本鬼子！”
        從以上這幾件事上可以看出，我三哥很有些'士可殺不可辱'的英雄氣概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這在當時的京劇界也是不乏其人的，象梅蘭芳先生在上海蓄須明志，程硯秋先生棄藝到青龍橋務農，以及周信芳先生編演新戲《徽欽二帝》、《明末遺恨》等，都是他們愛國思想的具體反映。
        由于我三哥脾氣過于耿直，所以也曾得罪過一些人，甚至因此影響了他的健康。1957年那場盡人皆知的政治風暴，也曾沖擊過他。到了1967年，更瘋狂的血雨腥風終于把他推向生命的絕壁懸崖。在一個陰霾的拂曉，人們在龍潭湖里打撈上一具遍體鱗傷、四肢僵硬、但腹中無積水而頭蓋骨卻有一個窟窿的尸體，經過辨認，才知道這是“畏罪自殺、自絕于人民的反動藝術權威”葉盛章！然而這位連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犯了什么罪的京劇表演藝術家，才只活到五十五歲的年齡呀！那些置他于死命的“英雄豪杰”們大概不會因為沒有用他們的“搶”到手的錄象機把他那身瀕于失傳的絕技錄下來而感到對人民欠下了一筆永遠償還不清的債，并因此覺得羞恥吧？！
        每想起我三哥的音容笑貌，我的心里都非常難過。他如果能熬過那場浩劫，親眼看到跳梁小丑們的覆滅下場該多么好！我相信，他一定會以百倍的熱情，把自己的全部技藝無保留地傳給下一代，使我們的京劇藝術、特別是武丑藝術得以發揚光大。
        所幸的是，到底還有他的幾個傳人，總算繼承了他的一部分藝術遺產。其中受益最深的當推著名武丑演員張春華，其他如艾世菊、閻世喜、劉世亭、谷春章、翟韻奎、郭韻華、劉習中以及我大哥的兒子葉金森，也都經過他的悉心傳授。
        他的兒子葉鈞，因身材比較高大，沒有繼承他所從事的行當，而是學了武生。

（明天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