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蜀道難》寫到:“ 蠶叢及魚鳧, 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 不與秦塞通人煙。” 隨著李白曠世名篇的傳頌，古蜀歷史神異詭譎也給世人留下了不可捉摸的印象。我們知道，古蜀國歷史分為先蜀“蠶叢—柏灌—魚鳧”三代，后蜀“杜宇—開明”王朝。前者相當于考古學夏商時期的三星堆文化，后者相當于考古學上的東周巴蜀文化。在古蜀國歷史的考古發現中，三星堆遺址作為最重要的古蜀政治中心型都邑無疑受到了極大的關注。

三星堆古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分布面積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歷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區發現的范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巨大的青銅人面像、造型奇特的青銅面具、發式各異的青銅頭像、高大神奇的青銅神樹、黃金制作的“權杖”等文明要素，無不向我們展示著這一文明形態的獨特魅力。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成都平原乃至整個中國青銅時代文明圖景的認識。李學勤先生曾經指出：“三星堆發現的重大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的估計。實際上，這一發現在世界學術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與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價值和作用應當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來認識”。

三星堆遺址博物館外景

本網記者 齊澤垚/攝

如此規模巨大、文明形態突出的燦爛文明究竟來自于何方？歷來為學界所關注。就目前而言，關于三星堆文明的來源主要有三種意見：本土文化說，夏商移民說，外域入侵說。

施勁松認為，三星堆文化作為一種青銅文化，其鮮明特征就是有大量種類豐富、風格獨特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的出現，標志著成都平原進入了青銅時代。也正是這些青銅器所具有的獨特面貌與內涵，使三星堆文化與同時期的其他青銅文化相區別。三星堆文化的青銅器主要出自1986年發現的兩個祭祀坑。雖然目前尚未發現生產這些青銅器的作坊，但由這一青銅器群的龐大數量和鮮明的地域特點，可以推定它們是在當地生產而非域外傳入。他通過自己的研究認為，包含著新技術、新觀念的域外文化與有深厚積淀的本土文化相碰撞，可能導致了成都平原文化和社會的深刻變革，并成為早期國家形成的契機。（施勁松，《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

向桃初認為，三星堆文化的內涵很豐富，出土遺物種類很多，突出表現其文化面貌主要為陶器、銅器和玉器。通過對這幾類遺物文化淵源的分析，我們發現來自中原地區的夏文化因素在不同的文化層面上特征突出，顯示了夏文化在三星堆文化內部結構中的主導地位。他分析：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從長江中游經三峽西遷成都平原、征服當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時西遷的還有鄂西川東峽區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可以說是以夏文化和鄂西川東峽區土著文化的聯盟為主體的考古學文化。（向桃初，《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與夏人西遷》，《江漢考古》2005年第1期。）

霍巍從“廣漢三星堆文化與古代西亞文明”的視角分析認為，以三星堆青銅文化為代表的光輝燦爛的古蜀文明, 是悠久的華夏文明的組成部分。但是, 中國文明的起源地并不限于中原一個中心, 而是有若干中心區域。它不是由一個文化中心向四周傳播, 而是通過各個區域的相互交流和逐漸融合, 才最終奠定了華夏文明的共同基礎。這個過程中, 也同樣不能排斥對相鄰外來文明因素的吸取和融解。古蜀文明正是在廣泛吸取周鄰優秀文化因素的墓礎之上, 形成與中原文明有聯系、又具有相對獨立性的、高層次的文明中心。結合三星堆青銅文化整個文化面貌的內涵分析, 他認為, 這一文化是在土生土長的古蜀文化的基礎之上, 既吸收了中原殷文化的因素, 又可能吸收了來自西亞古老文明的因素形成的一種復合型文化體系。三星堆文明對于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具有獨特的貢獻，其具有東、西方文明的許多共同特質，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燦爛結晶。(霍巍，《廣漢三星堆青銅文化與古代西亞文明》，《四川文物》1989年第S1期。)

以上三種觀點是有關三星堆文化來源問題上比較典型的說法。這些觀點都各具特色，為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探討提供了全新的視野。應該說，在諸多觀點中古蜀與中原的關系, 特別是古蜀王國與夏商周三代的關系, 歷來是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而追究解決問題的本源，還應該按照考古發掘所呈現的學術信息進行還原。

三星堆博物館內景 本網記者齊澤垚/攝

《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對有關三星堆文化的來源做了較為清晰的闡釋：

廣漢三星堆遺址的發掘表明, 以小平底罐、高柄豆、烏頭形勺等器形為代表的這類文化遺存, 在川西平原是自成系列的一支新文化。這支文化的上限在新石器時代晚期, 下限至商末周初或略晚。除第一期遺存外, 二至四期遺存和過去已被大家所認識的春秋戰國時期以柳葉形青銅短劍、煙荷包式銅錢、三角形援銅戈為代表的巴蜀文化相銜接。故有人將這類文化稱之為“早期巴蜀文化” 或“早期蜀文化”。從三星堆遺址發掘的情況來看, 至遲在二里頭文化時期, 蜀族就與中原有文化交往; 商、西周時期, 交往更為密切。（《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10期。）

青銅戴冠縱目面具 本網記者 齊澤垚/攝

三星堆遺址二號坑出土的遺物中, 青銅大型立人像、人頭像、面具、神樹等, 具鮮明的地方特色, 在殷人統治區及其他地區都未曾發現, 應是蜀地的產品。玉戈、玉緩等玉石器則與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同類器相同。自1931年以來, 這類玉石器不論是成品、半成品或是下腳料, 在遺址內屢有發現, 也應產自本地。兩祭祀坑出土的垂、尊等禮器, 器形雖與中原殷文化地區所出接近,說明當時蜀和中原有一定的經濟、文化交往, 但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而更接近陜南漢中城固、川東巫山、湖南岳陽以及湖北棗陽、沙市等地出土的同類器, 表明這些地區商代晚期文化的共性。（《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05期。）

綜合以上觀點，我們可以看出，三星堆文化獨具地方特色，具有極強的本土原發性特色，但是伴隨著文明的演進，中原文化、中亞文化都先后與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產生了多樣態的聯系，從而助推三星堆文明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三星堆考古發現震驚世界，三星堆文化來源的多維度探討更為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論提供了重要佐證。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網采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