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我們常常把“陰謀”兩個字掛在嘴邊，用來形容那些見不得光、暗地里使用的手段。而與“陰謀”相對立的，則是“陽謀”，是指堂堂正正、經得起在太陽底下暴曬的謀略。

什么樣的謀略是“陽謀”？什么樣的謀略又是“陰謀”呢？

先來說“陽謀”，三國時期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當時天下群雄并起，有諸如袁紹、呂布、袁術、劉表、劉備、孫策等諸侯，其中的袁紹在實力上更是遠遠比曹操強大。然而朝廷政令一出，群雄無不奉詔而行，為何？難道他們不知道是曹操架空了皇帝，把皇帝當成了傀儡嗎？不，他們都很清楚！他們之所以接受朝廷的封賞和調令，是因為曹操在明面上占據著大義的名分，你如果反我那便是反朝廷，我就可號令天下而共討之。曹操的手段堂堂正正，是擺在明面上的，這種謀略就是陽謀。

什么樣的謀略是陰謀呢？魏國皇帝曹睿死后，幼子曹芳即位，大將軍曹爽把持朝政。司馬懿假裝病重，騙取曹爽放松了對他的警惕，等到曹爽等人外出前往高平陵時發動政變，誅殺了曹爽，這就是徹徹底底的陰謀。我的手段和方法不能被你知道，如果被你知道了就不靈了，這就是陰謀的特點。

再比如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將君臣之間的矛盾擺在臺面上，徹底解除大將們的兵權，這是陽謀；朱元璋為除掉功臣設立錦衣衛，密探遍及朝野，羅織罪名，一手炮制了“胡惟庸與藍玉案”，這是讓人心驚膽寒的陰謀。

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過程中，有兩本書堪稱是“陽謀”與“陰謀”的代表性著作。一本是《孫子兵法》，講“陽謀”，論述的是軍事，也是做人和做事，因此很多商人對《孫子兵法》極為推崇；另一本是《資治通鑒》，講的是“陰謀”，論述的是政治與軍事的謀略，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滿篇都是誅心之語。

《資治通鑒》這本書呢，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編年體通史”，什么叫做編年體呢？就是史書的記載是按照時間的順序依次記述的。這不同于《史記》《三國志》等“紀傳體史書”。

比如在《史記》中，有“陳涉世家”這一篇，專門就是為了記述陳勝此人的生平，圍繞著人物形象的塑造來寫史書。而在《資治通鑒》當中，同一年代同一時間里，各色歷史人物紛紛登場。

《史記》的作者是司馬遷，《資治通鑒》的主要編著者是司馬光，所以史學界歷來將兩本書并稱，有“史家兩司馬”的說法。司馬遷創作《史記》，我們可以理解為這是一位史官對于其使命的堅持，對于歷史記錄的忠誠。而《資治通鑒》的創作目的則不同于《史記》，有句話是這樣說的：“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資治通鑒》被創作出來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讓人們通過學習過去發生的歷史，用來應對現在發生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將《資治通鑒》稱為“帝王之書”，因為司馬光等人在編著《資治通鑒》的時候側重于描寫政治斗爭的過程和軍事戰役的策略，人物形象在書中已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書中人說的話、做的事以及產生的結果。成王敗寇都有一個復雜的過程，這些事都在《資治通鑒》中被放大了。

我們現在去讀《資治通鑒》，會看到歷史之黑暗，人性之復雜，斗爭之血腥，生命之脆弱，在深深的思考之后，誰又能否定它是一本“陰謀之書”呢？

《資治通鑒》的書名是宋神宗御賜的，宋神宗的一句話我覺得用來形容《資治通鑒》最為貼切不過了。他說：“至于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奸宄，厥有履霜之漸。”

“履霜”的出處是被稱為“大道之源”的《周易·坤卦》，原文“初六，履霜堅冰至”，用來比喻由此及彼，見微知著。在事物的初期，從最微小的細節處看到事態的未來發展，這正是《資治通鑒》想要教給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