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說出版的概念及其衍變。要說清楚“出版”（publish）這個詞的來源，需要把歷史跨度拉大一些。

橫跨歐亞非的羅馬帝國，官方語言是拉丁語。拉丁語中publicare一詞，有公開、通報之意。公元476年西羅馬滅亡，分解成十個獨立政權。其中高盧地區被法蘭克人占領。所以這一地區的語言就復雜了一些：土著的高盧人本來有自己傳統的凱爾特語，羅馬統治數百年又推行了拉丁語，法蘭克人又帶來了日耳曼語。在幾種不同語言的混雜融合下，該地區逐漸形成了一種新語言：法語。法語中有publier一詞，也有公開、昭告之意。

公元1066年，隸屬法蘭西的諾曼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蘭，法文后來在英格蘭上流社會中流行。14世紀中葉，英語中出現了publish，也有布告、昭告之意，當然與拉丁語及法語有血緣關系。14世紀末，這個詞開始在圖書發行領域使用，表示向社會傳播。15世紀中葉古登堡印刷術問世后，這個詞開始在出版領域廣泛應用。18世紀50年代，日本人把“publish”譯作“出版”。19世紀末，“出版”一詞從日本傳入中國。而此前中國學者大多使用“刊行”“印行”等傳統詞匯。

最早使用“出版”一詞的中國人，是被譽為“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的思想家黃遵憲，時間是1879年。當時他是駐日外交官。1896年清政府頒布《嚴禁翻刻新著書籍告示》，其中用詞還是“刊印行世”。1899年，嚴復翻譯彌爾頓《自由論》時，仍將Publish譯為“刊布”。但在1903年付印時，在《凡例》中則使用了“出版”。至1914年民國政府頒布《出版法》之后，出版一詞才開始廣泛使用。

雖然出版這一概念的出現只有數百年，但是人類的出版活動卻已存在數千年。這里就涉及到了如何認識出版行為、或如何給出版下定義的問題。可是在不同歷史階段，出版物的形式變化很大，所以我們很難從外在形態上去定義出版。

如果從本質上去認識出版，可以說，出版是把有價值的信息、通過規范化方式、通過某種載體向公眾傳播的行為。所以，出版活動至少需要具備這樣幾個基本要素：

一是傳播的信息要對公眾有價值。這是出版活動的基礎。信息可多可少。少則一句話，多則一個龐大復雜的知識體系。用前幾年一句流行語來說就是“內容為王”。

二是傳播范圍要面向公眾。你寫一首詩，寫得再美，鎖在抽屜里，或只給你女朋友一個人看，那都不能叫出版。

三是傳播方式要規范。要采用社會普遍接受的規范表達形式。比如通過規范的文字表述以及圖表、圖形、圖片等。

四是要借助于某種載體。口耳相傳不行。數千年來，各種古老的出版物載體形式變化很大，如石碑、石板、泥板、銅鼎、銅板、龜甲、竹簡、木牘、莎草紙、羊皮紙、貝葉、錦帛等都曾作為載體，后來發展到紙張，近年來則興起了數字載體。

文字是人類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發明。它是人類思維能力產生飛躍的重要標志。它使人類告別了愚昧和膚淺，對人類文明發展進步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

文化傳播方式有多種，比如建筑、音樂、舞蹈、戲劇、繪畫、雕塑、服飾等都具有文化傳播功能。但是毫無疑問，主要承擔者、第一主力軍是文字，特別是向社會提供知識服務的出版物。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孫豹曾有“三不朽”說法：立德、立功、立言。實際上“德”的標準因時而變，“功”的成果得失無常，真正的不朽只有立言。

在文化傳播各種方式中，文字傳播范圍最廣泛、時間最久遠、思想最深刻。文字首先便于攜帶和流傳。絲綢之路茶馬古道可以隨身攜帶大量典籍。你總不能把一個建筑物或一個雕塑扛過去。人類可考的文明史，基本上都源自文字傳承。同時文字又是一種抽象的表達方式，形而上，能把人類最抽象、最深刻的概念、思想、邏輯都充分表達出來。

英國哲學家波普有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假如地球上人類的物質文明遭到毀滅，但是圖書還在，那么人類文明成果很快就會恢復；如果圖書也不在了，那么人類文明成果的恢復將是漫漫長夜。

人類早期創造的文明有許多。但是，有的文明有文字記載，得到傳播，并且對推動人類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那么這個文明就成為了永恒的存在；而沒有文字記載的文明，或雖有記載、但找不到它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痕跡，那么這個文明就會消失在茫茫歷史塵埃中，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達爾文1871年在《人類起源和性選擇》中提出了人類走出非洲觀點。可是僅此而已，非洲的文化成果初級得可憐。當然這里不包括地中海沿岸的非洲地區。那里是另外一種文明形態。

再比如印第安文明。瑪雅文字是美洲留下的唯一古文字。16世紀西班牙人進入中美洲，直接導致了瑪雅文字覆滅。最早有記載日期的瑪雅文，是刻于公元292年一塊石碑上的銘文。所以瑪雅文字至少使用了1500多年。但是，美洲在哥倫布發現之前，是與世隔絕的封閉社會。瑪雅文字也沒有傳播到其他民族和地區。所以非洲也好，印第安也罷，他們肯定創造過不少文明，至少在維持種族生存方面，也必然在種植、養殖或漁獵方面有一定成就。可惜沒有廣泛傳播的文明軌跡。

古巴比倫是蘇美爾人在兩河流域建立的國家，在5000多年前就已經相當繁榮。但是在公元前538年，被崛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滅亡。古巴比倫文明自此謝幕。蘇美爾人生存過的遺跡被黃沙掩埋。1756年，丹麥派出一支6人組成的探險隊前往中東。中途死了5個人，剩下一個人叫尼布爾，到達了伊朗境內波斯波利斯。在那里，他在有2000多年歷史的波斯王宮遺址中發現了一些楔形文字。他抄錄下來研究多年，終于破解了這種文字。原來這種楔形文字最初也脫胎于象形文字，經過蘇美爾人3000多年的使用和改進，字形結構逐漸簡化和抽象化，轉變為音節符號。蘇美爾人在法律制度、宗教、文學、數學、天文學、建筑等諸多方面的文明成就，以及該文化對周邊地區文明的發展起到重要的啟蒙和推動作用，都是通過楔形文字記載和傳播的。現存4100年前的《烏爾那木法典》和3800年前的《漢謨拉比法典》，都是楔形文字寫成。尼布爾的研究成果于1772年發表，使蘇美爾文明重見天日。

再說說古埃及文明的傳播。1799年7月，拿破侖帶領法國軍隊在埃及開羅附近作戰。中尉布撒爾在指揮士兵修工事時挖出一塊長107厘米、寬76厘米、厚30厘米的石碑，上有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草書和古希臘文書寫的相同內容的銘文。此地阿拉伯語叫拉希德，而法國士兵誤傳為羅塞達，故而石碑被命名為羅塞達石碑。

再說法國有一個神童叫商博良，5歲便翻譯古文，12歲開始發表作品，18歲獲得博士學位，19歲成為教授，并開始破譯羅塞達石碑。在破譯過程中，又遇到了被稱為“第二塊羅塞達石碑”的腓力方尖碑。經過不懈努力，商博良解讀古埃及象形文字取得重大突破。1822年，32歲的商博良把自己的成果公之于世，從此揭開了古埃及燦爛文明的神秘面紗。古埃及從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31個王朝的歷史發展面貌，從象形文字中噴薄而出。

古希臘文化對人類文明影響巨大，與數量眾多的出版物有直接關系。如《荷馬史詩》不僅是文學藝術的高峰，在歷史、地理、考古和民俗等許多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是研究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9世紀希臘社會和邁錫尼文明的重要史料來源。柏拉圖被學界尊崇為古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甚至是整個西方文化史中的偉人，與他撰寫了《理想國》《政治家篇》《法律篇》等一系列扛鼎之作密切相關。亞里士多德被稱為古希臘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絕非浪得虛名。他留下了400多部作品，如《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修辭學》等。此外還有600多部作品署名不完整，但被學界推測為亞里士多德主編。他的著作構成了一個龐大知識體系。其作品量大并不奇怪，因為他是帝師，亞歷山大支持他建設了一個龐大的研究院。

希臘文明向世界傳播，有兩個重要時期：一是希臘化時代，二是阿拉伯帝國時期。

希臘化時代300年，有兩個圖書館必須介紹。一個是亞歷山大圖書館，建于公元前259年，托勒密一世推動建立，是古代世界第一座最大的綜合性圖書館，擁有豐富的古籍收藏和手稿真跡，如古希臘詩人荷馬的全部詩稿，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的手稿真跡，西方醫學奠基人希波克拉底的著述手稿，大學者亞里士多德的手跡等，藏書量曾達70萬卷，被譽為人類文明世界的太陽。圖書館幾經劫難，斷斷續續存在了800年，對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發揮了巨大作用。所藏書籍大多用莎草紙或羊皮紙書寫。莎草紙由盛產于尼羅河三角洲地區一種植物的莖制成。這種紙在干燥環境下可以千年不腐，所以在西方一直使用了4000多年才退出歷史舞臺。現存年代最近的莎草紙實物文件，是一份1057年的教皇敕令，和一卷書寫于1087年的阿拉伯文獻。

另一個堪與亞歷山大圖書館相提并論的，是帕珈馬圖書館。亞歷山大帝國崩潰后，形成了100多個獨立政權。其中位于小亞細亞西部的帕珈馬王國，制定了文化立國的國策。可是托勒密王國壟斷了莎草紙生產，而且禁止出口。于是帕珈馬王國便發明了羊皮紙作為書寫材料。帕珈馬圖書館建立后，藏書量曾達到20萬卷，對推動希臘文化的傳播和促進西方世界在文學、藝術、美術、雕刻、歷史、科學等各方面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阿拉伯帝國是阿拉伯人建立的地跨亞非歐三大洲的伊斯蘭國家。公元7-8世紀，阿拉伯帝國一方面在擴張過程中廣泛搜羅世界各地的書籍，另一方面實施了一個持續100多年的翻譯運動，把所收集到的古希臘、古羅馬、古印度、古波斯、古埃及、猶太等各種古文明著作，全部翻譯成阿拉伯文字，使阿拉伯帝國迅速集東西方先進文明于一身，不僅大大促進了自身文化的飛速發展，也把大量珍貴的文物典籍、乃至在歐洲早已失傳的學術著作保存下來，如歐幾里德、托勒密的數學、天文學著作，希波克拉底、蓋倫的醫學著作，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人的哲學、邏輯學著作等等。到中世紀晚期，這些著作又被譯回歐洲語言，對推動世界文明發展產生了巨大作用。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談》、喬叟《情郎的故事》、塞萬提斯《堂吉訶德》等都深受阿拉伯文學影響。

印度文明的傳承主要依賴梵文。梵語是一種語言化石，是全球唯一沒有經過變形或演變的遠古語言，是一種史前世界語。《吠陀經》是印度最古老的作品。其中《梨俱吠陀》成就最高，價值最大，是印度文學的源頭，對印度社會生活和文化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梨俱吠陀》產生于3000多年前，收詩1028首，由梵文寫成。大約從2500年前開始以貝葉作為載體。在世界各種古文獻中，梵語文獻數量龐大，僅次于漢語，遠超希臘語和拉丁語。在貝葉上書寫的除了梵文，還有巴利文、藏文等多種文字。

談出版，必須提及的一個重要事件，就是1448年古騰堡印刷術的誕生。它給人類帶來了一場媒介革命，被認為是現代史上一件大事，對推動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宗教改革。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是歐洲宗教改革的標志。星星之火，之所以快速燃遍歐洲，得益于印刷術的強力助推。在馬丁·路德之前150多年，英國思想家威克里夫在英譯《圣經》過程中，曾提出過同樣的宗教改革意見，但是沒有印刷術助力，無果而終。

中華泱泱五千年文明史，蔚為壯觀。從后來蒐輯到的4500多個甲骨文和3700多個金文文字來看，漢字在商代即已形成體系。但是，中華文明依然呈現了夏商周斷代囧態。即便如此，如果從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開始尊重文化，保護好出版物，那么中國古籍的面貌也會完全不同。因為在隨后的春秋戰國500年間，諸子著說，百家爭鳴。承載各種思想學說的書籍廣泛傳播。然而歷史不幸，遭遇了秦始皇，一邊焚書坑儒，一邊頒布《挾書律》，嚴禁民間和個人擁有書籍，使中華文化遭到一次滅頂之災。所幸有一位知識分子伏生愛書心切，冒著殺頭危險，暗將述錄唐堯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書》藏在墻壁夾層內，逃過焚燒之難。可是22年后，當漢惠帝廢除《挾書律》時，伏生掘開墻壁，發現只剩29篇尚可辨析，其他書籍已無法辨認。

在秦始皇之前，是否也發生過類似的文化浩劫？無法推測。但秦始皇之后又發生過十余起文化浩劫，卻是記入青史的。所以中國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能夠完整流傳到今天的百無一二，絕大多數由于各種原因，湮滅在歷史長河中。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民族的一大痛楚。

雕版印刷形成于隋，活字印刷出現于宋，可是服務社會的功能發揮得十分有限。《永樂大典》是2000多位學者、6年多時間完成的一部規模宏大的百科全書，是14世紀之前中國歷史文化的集成，共22937卷，11095冊，3.7億字。可是，只有一部，還束之高閣。因為它立項于朱元璋時代，朱棣對它興趣不太大。100多年后，嘉靖皇帝愛不釋手，并且還要把它帶進棺材里，這才匆忙組織人馬再抄一份留在世上。然而世上也沒能留住，逐漸丟失，遇到戰亂則大規模丟失，命途多舛。目前國家圖書館只剩161冊，丟了99%。

《四庫全書》也類似。先在全國廣泛征集各類典籍，然后由360多位官員學者組成編委會，再從全國遴選3800多位書法家從事抄寫，歷時十年，最終形成7.9萬卷、3.6萬冊、8億字的文化集成。完成之后，又用5年時間抄寫6部，分別放置，供皇帝御覽。此時，雕版印刷技術問世已逾千年，活字印刷也已700余年。但是，不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各方面發展迅猛，得益于出版物的強力支撐。特別是漢字激光照排技術于1985年研制成功，1987年5月22日，第一張整頁輸出的中文報紙誕生，標志著我國出版業邁出了數字化。數年后，整個出版業“告別了鉛與火，迎來了光與電”，鼠標取代了紙筆，“作者手稿”成為了歷史概念。

2018年全國新聞出版、印刷和發行服務（不含數字出版）資產總額22664億元，營業收入18503億元，利潤1363億元，同比均有增長。新版圖書25.22萬種，重印書28.55萬種。總印數95.43億冊，增長3.24%。據不完全統計，目前資產總額超百億元的出版傳媒集團有17家；主營業務收入、資產總額、所有者權益三項均超百億的出版集團有6家。

近年來，隨著紙質圖書實物量增長幅度漸次趨緩，數字出版異軍突起。十二五期間出版業總營收增幅70.5%；其中數字出版增幅達到318.7%。數字出版新產品、新業態、新服務模式蓬勃發展，已經成為拉動行業快速發展的新引擎新動力。

進入本世紀以來，人類正在經歷一場文明形態大遷徙。數字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我們走來，深刻改變著整個社會生態。傳統出版業必然要在這場文明形態大遷徙中脫胎換骨，以全新的產品形態和服務方式，完成自己的蛻變。但是，不管形式上如何變化，承載文化傳播的使命永遠不會變化。（本文為作者在北京印刷學院的講座講稿，編輯刊發時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