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時代的“大咖”都很難免于或“捧”或“罵”的遭遇，清代袁枚，作為康乾時期文化領域首屈一指的“當紅炸子雞”自然也不大可能幸免。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主人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浙江慈溪。生于康熙丙申年（1716年），卒于嘉慶戊午年（1798年），乾隆四年(1739年)進士。袁枚其人才智精明、文采超凡，無論是詩、文創(chuàng)作，還是詩學思想都能獨標一格，備受時人稱許。曾與同時期文士趙翼、蔣士銓比肩，并稱“乾嘉三大家”；更與大學士紀昀齊名，人稱“南袁北紀”，風頭可謂“一時無兩”。

但是世間之事就是這么有趣，美名常常會與罵名相伴生。當世人發(fā)現(xiàn)較難在這位“大咖”的文學成就上置喙時，其行事上的特立獨行以及觀念上的獨異氣質(zhì)便極易進入眾人的視野，成為攻訐他的要害點。

開館設堂廣招女性弟子，便是袁枚一生中招致世人非議最多的一大“污點”——

同時代詩論家趙翼（字耘崧，號甌北）與袁枚在文學上的彼此推重，是康乾文壇上的一段佳話。趙翼曾以“今日藝林談此事，教人哪得不推袁”來表達對袁枚的仰慕，袁枚也用“何時同做蕭郎客，君奪黃標我紫標”之句，來抒發(fā)自己與趙翼如芝蘭同氣相求，力求在創(chuàng)作上共同努力的心懷。才氣上，趙翼極為真誠地夸贊袁枚：“八扇天門詄蕩開，行間字字走風雷。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來?！毙懒w之意溢于言表。但同樣是這位先生，卻單單在招收女弟子的問題上，對袁枚的做法與人品表達出強烈的不滿。最有名的段子是，他甚至要當著袁枚的面，向巴拙堂太守揶揄他，稱其“為妖法太狂”，“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

好在揶揄歸揶揄，畢竟彼此間情誼深厚，趙翼多少還能給袁枚留下些顏面。至于他者，批評起來就常常不會留情了。清代學者章學誠公開斥責貶損袁枚及其女弟子：“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yōu)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為所誘，征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 而為邪人撥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在《丙辰札記》中，類似的批評還有很多，如第 35則中“奈大家閨閣，千金之體，理宜如何珍惜，而顧以偶解五七字句押韻之語，不異呈身露面，甘拜傾邪小人，纖詭輕薄、毫無學問之無品文人，屈居弟子，聽其品題，自以為幸”。其言辭之犀利鋒銳，真可謂扎心之至。

還有更甚者！文人朱庭珍甚至因為袁枚招收女弟子的做法，一并連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成就也否決掉了：“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為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滑為自然，尖酸佻巧為聰明，諧謔游戲為風趣，粗惡頹放為雄豪，輕薄卑靡為天真，淫穢浪蕩為艷情，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p>

……

“罪人”也好，“無品文人”“鄙俚淺滑”也罷。面對質(zhì)疑與謾罵，袁枚始終恬然坦然、灑脫曠達。袁枚曾作過一首《絕命詞》來宣誓自己的人生姿態(tài)：“賦性生來本野流，手提竹杖過通州。飯籃向曉迎殘月，歌板臨風唱晚秋。兩腳踢翻塵世路，一肩擔盡古今愁。如今不受嗟來食，村犬何須吠不休?！毙αR盡由你笑罵，我只求不負我心。

然則袁枚天生就是個能夠獨樹一幟的叛逆?zhèn)€體嗎？他的血液里天生就流淌著敢于挑戰(zhàn)俗世觀念的不羈因子嗎？當然不是。在當時男權文化依然強悍的大背景下，袁枚之所以能夠用一派真心、真情來愛重并體察女性群體，不能不說跟他個體的生命經(jīng)驗密切相關。

袁枚是在與家族女性共處的融融氛圍中一路成長起來的：祖母柴氏，在袁枚20來歲時才離世，其生前，最喜歡的事情之一就是借助講故事的形式，把自己的生活體驗和感受分享給袁枚，這些體驗和感受日后成為袁枚關于女性生命認知的重要啟蒙；母親章氏，性情寬厚，“慈和端靜”，其謙和的為人姿態(tài)與灑脫恬淡的詩性氣質(zhì)深為袁枚所著迷；姑母沈氏，“少嫻靜，喜讀書”，許多“史書稗官”都是由她口傳心授給袁枚，以至于在袁枚正式入學之前，“漢、晉、唐、宋國號人物”就已經(jīng)“略皆上口”了。

上述的經(jīng)歷，一方面使得他對女性的良好學識、聰明才智有著頗為直觀的認識和感受；同時，袁枚與女性長輩之間的深厚感情也使得他對女性有著一種自然的親近愿望，更能理解和體恤女性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遭遇——

袁枚是家中唯一男孩，上有大姐二姐，下有三妹四妹。因為年齡相近的緣故，袁枚與三妹袁機在性情與情感上最相投契，自小常在一起玩樂、學習，感情尤其深厚。成年之后，袁機囿于封建禮教所倡導的貞節(jié)觀，決然將自己“投身”于不幸婚姻的愚癡所為以及女兒成姑、鵬姑早寡的經(jīng)歷都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他的女性觀。在著名的《祭妹文》中他沉痛地指出造成袁機悲劇人生的真正罪魁在于禮教之荼毒，也深深自責于沒能及時在觀念上為袁機開蒙與“祛魅”：“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仳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jīng)，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jié)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在《女弟素文傳》中，他以極其溫暖的筆觸描繪了袁機的美好，“枚第三妹曰機,字素文,皙而長,端麗為女兄弟冠。年幼好讀書,既長,益習于誦。針衽之旁,縹緗庋積。”生命可貴！美好的生命更是不容恣意摧殘！！大概在袁枚想來，假如袁機可以不受禮教的戕害，能夠懂得“貴生”、懂得為自己活著的意義，那么也許她生命的光彩不會早早熄滅。文章結(jié)尾處，袁枚寫到袁機的死狀：“前一年,高氏子死,妹亦病,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死,年四十。枚在揚州,聞病奔歸,氣已絕矣,目猶瞠也,撫之乃瞑?！?貌似冷靜的述說中，嘆惋之情溢于筆端，令讀者讀來不勝唏噓?？梢钥隙?，袁機的悲劇對袁枚日后下決心開館設堂廣招女性弟子是有巨大影響的。

四十四歲那年，袁枚辭官回家，在江寧買下一座舊宅，改名“隨園”。此后開館授課，廣收女性弟子。世人多愿以一己之心妄加揣度，認定必是袁枚品性上的輕薄、狹邪驅(qū)使。但是，在了解到袁枚的生命過往，并且能夠本著善念去猜想的話，那么也許袁枚開館設堂廣招女性弟子的結(jié)論就能夠相對清晰了：閱盡人事之后，袁枚已然清楚地意識到，生命至為可貴處，正在于自在與從容。如果能夠為生命、特別是被重重觀念枷鎖桎梏著的女性生命開辟出一片自由天地的話，他是甘愿“踢翻塵世路”，以一肩來“擔盡古今愁”的。調(diào)動她們生命深處的“性靈”，呼喚她們意識深處的自覺，讓她們始終沉睡著的生命力量覺醒起來，袁枚認為這是他生命中的應有使命。

明末以來，開館設堂招收女弟子者，袁枚并非個例。如：明末李贄收梅澹然為弟子；清初毛奇齡收徐昭華、馮班收吳綃、尤侗收張蘩等，但都只是僅招個別而已，影響不大。到了袁枚，其女弟子不僅人數(shù)多達四十余，且袁枚還敢借個人影響來大造聲勢：兩開湖樓會不說，還要在自己的詩作中引用女弟子詩句、要為女弟子的詩集作序、要選刊女弟子詩集等等。其做法雖不算是絕后，但肯定是空前無疑。

根據(jù)王英志在《性靈派研究》中的統(tǒng)計，袁枚女弟子中有蘇州6人，吳江4人，常熟3人，太倉1人，松江2人，丹徒1人，江都2人，杭州12人，紹興2人，嘉興1人，揚州2人。為后世所熟知的女弟子，包括：蘇州的金逸、吳江的嚴蕊珠、汪玉軫、常熟的席佩蘭、太倉的畢慧、鎮(zhèn)江的駱綺蘭、丹徒的鮑之蕙、紹興的潘素心等。因為袁枚的推助得法，隨園女弟子的名氣之大、整體實力之強，在中國女性詩歌史上都算巔峰。

袁枚女弟子的詩詞創(chuàng)作集中收錄于《隨園三十種》、《隨園三十六種》、《隨園三十八種》等叢書中，成為隨園文苑中相當悅目的“仙葩”。

圖片提供：金英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