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人早在北宋時就以善于經商名聞于世，周淙在《乾道臨安志》中說杭州人“善于圖利”，“習俗浮薄，趨利而逐末”。歐陽修《有美堂記》則說杭州“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余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云杳靄之間，可謂盛矣”。南宋建都杭州以后，臨安成為全國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外地商人紛紛奔赴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商業都會來淘金，于是城中從事商業經營的人數日趨龐大。據時人記載，臨安有四百十四行，每行大約數十至百戶。其中城區從事工商業的戶數有4萬余家。一家以5口計，則達20多萬人。這在中國都城發展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的，遠非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唐代長安、北宋東京所能望其項背。另據《馬可波羅行紀》所說，杭州“城中有商賈甚眾，頗富足，貿易之巨，無人能言其數”。

經商在過去為士大夫們所不屑，唐代甚至還有士大夫家婢女以主人與商人接觸為可恥的傳說，但在宋代，商人則被士大夫傾心接納，以禮相待，并積極投身到經商逐利的行列之中。據張氏《可書》記載：

在當時，有的士子由于仕途不順，轉行專門從事商業貿易經營的，甚至有些還是學術上具有相當造詣的學者，如臨安城中開經史書籍鋪的陳起，就是一位在文學上頗有造詣的知名詩人。畫家李東，在理宗時也曾在御街出售他畫的《村田樂》《常酣圖》之類的大眾化畫作。而各地來都城臨安的舉子們，也趁進京趕考的時機，順便進行一些商業活動，賺一點路費補貼家用。《西湖老人繁勝錄》就載：

吳自牧《夢粱錄》也說：

即便是佛寺中的僧尼，也受到了全民經商之風的沖擊，明目張膽地加入到商人、高利貨者的行列中來。陸游《夜泛西湖示桑甥世昌》一詩，就鞭撻了臨安僧人嗜利經商的現象：

婦女經商的現象也很普遍。葉適就曾作詩歌頌一位開酒店的女掌柜—朱娘，他在詩中描述說：“憶昔剪茅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為鄰。自言三世充拍戶，官拋萬斛嗟長貧。母年七十兒亦老，有孫更與當壚否？后街新買雙白泥，準擬設媒傳歸好。由來世事隨空花，成家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猶夜出，驚嘆落月西南斜。橋水東流終到海，百年糟丘一朝改。無復歡歌撩汝翁，回首尚疑簾影在。”由此可知，朱娘酒店位于西湖南山路的長橋旁邊，至女掌柜朱娘時，已經三世了。

甚至太上皇也有經商盈利的嫌疑。據岳珂《桯史》卷八《袁孚論事》所載，宋高宗把皇位禪讓給兒子孝宗后，孝宗窮天下之養以奉父親，為其建造德壽宮，數倍大內，巧麗無匹。但太上皇仍不滿足，在宮內設立小市，出售私釀的酒。為此，右正言袁孚向孝宗報告德壽宮私自賣酒，有違國家法律。太上皇趙構聽后大怒。孝宗得知這個消息，立即召集大臣袁孚商議，說：“昨天太上皇聽后大怒。宮中夜宴時，太上皇派人送來一壺酒，并在酒壺上御筆親書‘德壽私酒’四字。”于是，這件事就此擱置不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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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名《全民皆商的都會》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會常務理事、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