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于龍場悟道，提出“心即理”的思想，這是陽明心學的發端。在平定寧王之變后，王陽明又提出了“致良知”三個字，作為自己學說的要害與主旨。他的所有學說及思想，如心外無理、知行合一等，都歸匯到“致良知”里，得到了總結、提升和融會貫通。正如王陽明自己所述：

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練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王陽明《傳習錄》）

在提出致良知宗旨后，他自己不斷身體力行，并在實踐中進一步確認了致良知宗旨為圣門之傳。當時有人請他去講學，問他除了良知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講，他立刻回答道：

除卻良知，還有什么說得！（王陽明《傳習錄》）

晚年，王陽明在征思田途中，寫信諄諄教導兒子，強調：

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王陽明《傳習錄》）

致良知是王陽明心學的最終歸宿，致良知說的提出，表現出他的思想在心學方向上的發展更加成熟，也使得格物及知行合一說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使得王陽明將他的全部思想概括為“致良知”。

“致良知”包括兩重含義，并最終導向陽明心學的終極目標。

一、至極其良知

在《傳習錄》上中，徐愛曾錄了王陽明說的如下一段話：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傳習錄》）

這一段事實上包含了王陽明后來致良知說的某些基本觀念。在這一段中，王陽明提出，“致良知”即“充其惻隱之心”，以使得“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這其實是吸收了孟子“擴充四端”的思想：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上》

以及：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孟子·盡心下》）

致良知就是擴充自己發現于日常意識中的，處于本然狀態尚未達到明覺的良知，使阻礙障蔽良知的“私意”、“私欲”全部去除，使良知達到明覺狀態，其全體得以充塞流行、毫無滯礙。從這個意義上說“致良知”，與“知行合一”、“行是知之成”密切聯系。

在《大學問》中，王陽明對“致良知”的“致”字進行了解釋：

致者，至也，如云“喪致手哀”之“致”。……“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謂充廣其知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傳習錄》）

王陽明在這里將“致”訓做“至”，“至”指至乎極，有極點之意。因此 致知就使要達到“知至”的目的，使自己心中的良知達到極點。《大學問》又說：

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致矣。（《傳習錄》）

可見，致與極相通，指經過一個過程而達到極點、頂點。用于良知，則指擴充良知至其全體。

使良知至其極點，就是“充拓”致其極。王陽明曾說：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個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傳習錄》）

由此看來，良知有本體，有發用，如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兄，這是良知本體的自然表現，但并不是良知本體的全體，因為良知于此時并未自覺。只有從這些發見的良知進一步充擴至其極點，良知本體才能向其自身全體呈露出來。而從反面來說，良知本體不能呈露，乃是由于私欲障蔽了良知。

因此，致良知的功夫，從其積極的方面來說是擴充良知到其極至，而從其消極方面來說則是去除私欲對良知的障蔽。人無不有良心發現，但此發現還不是良知完完全全的本體，需要有一個致知的過程。王陽明因此指出：

誠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者，卻不依這個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個良知便不去做，則這個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得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傳習錄》）

這里也說明致良知就是把心之良知“擴充到底”。

既然良知被遮蔽的原因是“知得善者，卻不依這個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個良知便不去做”，那么去除良知之障蔽的方法自然是“知得善者，便依這個良知做去，知得不善，便不去做”，這便是王陽明所說的：

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為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為；意在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為。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于正，為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于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傳習錄》）

致知在于格物，而格物也就是實實地去進行為善去惡的道德踐履，這正是前面所說的事上磨練，知行合一。而格物又不是去物上求知窮理，因為“心外無物”，所以王陽明說：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傳習錄》）

又說: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傳習錄》）

可知格物即是格心。王陽明認為格物不是格外物，而是在自己的心上用功：

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傳習錄》）

二、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王陽明將致良知訓為“至極其良知”，但致良知思想的意義僅由至極其良知并不能完全表現出來。致良知思想的另一層基本意義是依良知而行，以正天下之物，而這是王陽明更為強調的一面。王陽明在給顧東橋的信中說：

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傳習錄》）

可見，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王陽明在虔州時，陳九川問如何致知，王陽明回答道：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 ，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里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

可見，實實落落依著良知做去，依照良知去實行、實踐，把良知所知貫穿落實于行動中去。良知在這里表現為一定的規范、準則，不僅自己的行為要符合良知的規范，而且要使天下事事物物都符合良知的規范，即“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王陽明在答顧東橋的書信中說道：

必其于溫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溫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于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奉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后謂之格物。（《傳習錄》）

可見所謂格物，就是要依照良知使事事物物都歸于其應然狀態，成為其所應當成為的樣子，就是“格不正以歸于正”。正如王陽明所說，父子之間理當有仁，則正之以仁；君臣之間理當有義，則正之以義；夫婦之間理當有別，則正之以別。這正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致良知在這里表現為一種擔當與氣魄，即要以吾心之良知為準則，使天下事事物物皆歸于正，若做到了這一點，便是圣人的境界。

所以致良知指向了陽明心學的究極目標——圣人。

王陽明創立心學之前，從他少年時以讀書學圣賢為第一等事開始，到與湛若水共倡立志成圣人之說，再到龍場時思考“圣人處此，更有何道”，可以說他的關注點始終在如何成圣人上。而自龍場悟道，他所創立的心學便視成圣為題中應有之意。其“知行合一”說、“致良知”說，無一不指向圣人之境。王陽明教導學者要立必為圣人之志，如《傳習錄》：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愿立志。”先生曰：“雖說不立，未是必為圣人之志耳。”對曰：“愿立必為圣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為圣人之志矣。”^{（《傳習錄》）}

成圣的基礎是人的先天良知，良知是人人都有的，因此王陽明認為人人都可以成為圣人。《傳習錄》下記載了王陽明的一段話：

先生曰：“人胸中各有個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圣人。”（王陽明《傳習錄》）

王陽明甚至進一步肯定滿街人都是圣人：

一日，王汝中出游歸，先生問曰：“游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都是圣人，滿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游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是常事耳，何足為異？”（《傳習錄》）

但是這并不代表王陽明認為滿街人已是現實的圣人，普通人只是潛在的圣人，只是具有進入圣人之境的潛在可能性，而想要成為圣人還必須下一番存天理去人欲、致良知的工夫：

學者學圣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煉金而求其足色。（《傳習錄》）

因為良知是每個人所本有的，被王陽明認為是每個人的“真己”，所以“成圣”也就是“成己”。

所以圣人的境界首先就是良知靈明，無私欲遮蔽，也就是格物致知以至良知之極。而由于良知具有內在性，不能無視人的個體的特定存在，因此王陽明強調“人要隨才成就”，在接引學人時認為：

圣人教人，不是個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傳習錄》）

圣人教導學生，不是束縛人的個性，這不同于朱熹以醇儒律人。

同時由于良知無私欲障蔽，天地萬物俱在主體的良知的發用流行中，這也就是心外無物，因此圣人可以與天下萬事萬物一體無間，達到了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的境界。

圣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圣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傳習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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