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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假煙，是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的一類違法犯罪行為。這類行為，有時被定性為非法經營罪，有時被定性為銷售偽劣產品罪，也有時被定性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同一類行為，為什么定性卻并不唯一？案例一：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1刑終1842號刑事判決書原判認定，被告人崔某受同案人“周老板”（另案處理）指使，駕駛載有假冒香煙的貨車，從茂名出發到廣州，將該車連同車匙交給同案人艾某，由艾某駕駛前述貨車跟隨周某駕駛的小汽車，一同去至廣州市白云區某大院。在同案人周某、艾某等人轉移香煙時，被執法人員當場查獲，繳獲雙喜、芙蓉王、利某等品牌香煙共計7093條。經鑒定，繳獲的香煙均為假冒注冊商標且偽劣卷煙，共價值995616.68元。原判認為，被告人崔某無視國家法律，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其行為已觸犯刑律，構成銷售偽劣產品罪。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雖然崔某的行為同時觸犯了銷售偽劣產品罪、非法經營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等多個罪名，但現有證據無法證實崔某明知涉案的香煙是偽劣產品，且非法經營罪規定非法經營額超過25萬元即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上處刑，本案貨值995616.68元，因此，對崔某的行為應當以非法經營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責任。案例二：福建省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閩06刑終375號刑事判決書法院認定，自2018年11月開始，被告人江某、黃某、劉某受雇于“阿海”、“平”（另案處理）等人從事假煙的裝卸、運輸工作。2018年12月6日，公安機關在該營房及小貨車上查獲散裝成品煙支及過濾煙嘴。經鑒定，上述成品煙支及過濾煙嘴價值共計1807627.6元。經福建省煙草質量檢測站檢測：上述涉案煙草制品均為假冒注冊商標且偽劣卷煙。法院認為，被告人江某、黃某、劉某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卷煙而予以提供運輸等幫助，貨值金額達1807627.6元，其行為已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案例三：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2011）深寶法知刑初字第32號刑事判決書經法院審理查明，2010年12月下旬始，黃某受雇于“陳姓老板”（另案處理），每天由其開車跟隨“陳姓老板”到廣東省海豐縣接收假煙，而后運至深圳市銷售。2010年8月始，張某受雇于“黃姓老板”（另案處理），按“黃姓老板”指示先后二十余次到寶安區接收假煙，并運送到指定的地點交給他人。2010年12月30日，黃某和“陳姓老板”將6350條香煙運至寶安區，在將其中28件卷煙（1400條）搬至由張某駕駛的商務車上時，被當場查獲。經鑒定，涉案6350條卷煙均屬假冒注冊商標且偽劣卷煙，價值人民幣616600元；其中，在商務車查獲的1400條卷煙價值311500元。法院認為，被告人黃某和張某明知他人實施銷售假冒偽劣煙草制品行為，為獲取運費而為他人提供運輸的便利條件，貨值分別達到六十一萬元和三十一萬元，其行為均已同時構成銷售偽劣產品罪及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根據其非法經營數額，應按處罰較重的定罪處罰，判決黃某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張某犯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為他人銷售假煙而提供運輸等幫助的行為，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需要結合行為人的主觀明知進行定性。案例一和案例二之所以定性不同，原因就在于行為人主觀明知的內容不同。在案例一中，現有證據無法證實被告人明知涉案的香煙是偽劣產品，因此不能認定其行為構成銷售偽劣產品罪；在案例二中，被告人明知為他人運輸的是假冒偽劣卷煙，因而其行為應該認定為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共犯。如果行為人明知他人銷售的是假冒且偽劣的卷煙，仍然為他人提供運輸等幫助的，其行為可能會同時觸犯銷售偽劣產品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和非法經營罪，屬于想象競合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同時構成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在案例三中，兩被告人實施的行為均是運輸假冒偽劣卷煙，但因為非法經營數額的不同，導致處罰較重的罪名并不相同，分別被以處罰較重的罪名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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