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里，先把搭班、挑班、組班作一個說明。

過去有清一代梨園行組織嚴密，界限分明，有'七行'、'七科'之分。凡是在舞臺上表演的人歸'行'，分'生'、'旦'、'凈'、'末'、'丑'、'流'、'上下手'七行。前五行不必解釋，大家都明白。'流'行，就是跑龍套的，即俗稱'打旗兒'的。'流'字讀如'六'。'上下手'即是翻跟頭的，俗稱'跟頭蟲兒'。凡是在正面人物這一方面的，如官將神仙的部下，稱為'上手'；在反面人物這一方面的，如盜賊、妖魔的部下，稱為'下手'。
凡是從事舞臺工作，而并非表演的人歸'科'，分'音樂'、'盔箱'、'劇裝'、'容妝'、'劇通'、'經勵'、'交通'七科。
音樂科：就是擔任伴奏的文武場面人員。

盔箱科：就是在后臺管理一般行頭、盔頭、把子、大衣箱的人員，俗稱'箱官兒'。

劇裝科：就是管理鎧靠、打衣褲、武戲行頭的二衣箱人員，并且還要為演員扎靠，幫同穿戴。

容妝科：就是給旦角化妝、梳頭、擦粉、貼片子的人員，俗稱'包頭的'。

劇通科：就是在場上搬放桌椅、安置砌末、施放火彩的人員，俗稱'檢場的'。 
經勵科：就是對外接洽演出事務，對內組織演員、支配戲碼的人員，有如現代的經紀人。俗“管事的”，在后臺權威很大。

交通科：就是給演員送信、催場的人員，俗稱'催戲的'。

這七行七科，都是專門人才，每個人都要拜師學習知識、經驗與技術，才能吃這碗飯。換言之，沒有師父，就不能在梨園行混。所以《樊江關》里，薛金蓮與樊梨花口角時的插科對白，才有'我是有師父嗒!''我也不是票友哇!'即指此而言。

各行各科的人，各執所業，不能隨便改行，如果改行一定要重新再拜師父。這里且舉兩個例子：高慶奎有一次反串《連環套》，讓馬富祿也反串朱光祖，馬富祿沒有細加思索就答應了。豈不知，高班中有開口跳傅小山，應該他扮朱光祖，馬富祿是文丑，雖然能演朱光祖，也算犯了行規。結果，戲完以后，傅小山在后臺把馬富祿的鬃帽摘了去，加以責問，馬無詞以對。第二天請客賠罪，才把鬃帽取回。按梨園行例，用現代語來解釋，馬富祿“撈過界'了。
楊寶忠絕頂聰明，除了唱老生以外，精嫻音律，對于胡琴和西方樂器小提琴，都拉得很好。后來他嗓敗打算改行拉胡琴就重新拜錫子剛為師。錫是南弦子名手，資格很老，在楊小樓、梅蘭芳的班兒都待過。楊寶忠拜他，不是為向他學彈弦子，而是他從'生行'轉入'音樂科'了，必須重新拜師，是一個掛號手續而已，否則他“音樂科”沒有師父，是不能吃在臺上拉胡琴這碗飯的。
在清代，梨園界有'精忠廟'的組織，由七行七科的資深人物公推一人為'廟首'，執掌梨園會務。凡是組班，或是七行七科的人犯了行規事情，由'廟首'裁決，必要時七行七科元老陪議，賞罰分明，公平判斷，梨園行全體人員遵行，毫無異議。程長庚(人稱'大老板')就當了多年的精忠廟廟首。

鼎革以后，改為'正樂育化會'，北伐成功后，改為'梨園公會'。事執人員，仍由七行七科資深人物擔任，再公推一人為會長。楊小樓、尚小云、趙硯奎，都當過會長。其性質有如現“影劇協會”，但卻比'影劇協會'權威多了，是一個名實相符的梨園界工會組織。
單說組織戲班兒，惟有經勵科的人，方有資格出面，再經精忠廟或梨園公會審核合格以后，才能著手進行。經勵科的人，有的自幼專學這一科，有的是演員半途改行。但是主要條件需要對演員熟悉，了解觀眾心理，會派戲碼，知道什么戲能賣座，對市面上戲院、稅警機關、報館都有很好的'人際關系'，才能出頭組班，起一個××班的名義(后來改為××社了)，由他擔任老板，招兵買馬，羅致演員演出。營業收入，除了戲院分賬和稅捐、宣傳費用以外，再減去演員酬勞(俗稱'戲份兒')，就是他的盈利了。如果遇見天氣不好，或其他原因，影響上座，收入不佳。那么，他對演員酬勞可以打折扣支付(俗稱'打厘')，總之，他是要多少有點盈余的。組班的人，賠累的機會很少，表面上，看經勵科的人賺錢好像很容易，但是具備上述條件的人可說少之又少，這種錢不是容易嫌的。
民國以后，北平有名的經勵科有王久善、李紹亭、常少亭、陳椿齡、陳信琴、趙世興、梁華亭、萬子和、趙硯奎等人。以萬、趙二位為成功人物，像佟瑞三、劉鐵林等，都是后起之秀了。而在這一行里最出名、最有影響力、賺錢最多的人，卻是武生俞振庭。

俞振庭是綽號'俞毛包'的老輩武生泰斗俞菊笙之子，與尚和玉、楊小樓是以師兄師弟相稱的。他最拿手的戲是《金錢豹》，獷野兇悍，真能演出獸性來，為楊、尚所不及。但他就是這么'獨沾一味'的一出好戲，其他的戲，會的不多，演的也不精，就不如楊、尚二位了。他因為少年斲喪過甚，武功退化得很快，民國十一年以后，就不大上臺了。但是他卻有一樣長遠，善于組織，頭腦靈活，在清末起就組織了一個雙慶社，遍邀各大名伶在他班里演出，自譚鑫培起，劉鴻升、楊小樓、余叔巖、四大名旦、王又宸、高慶奎、馬連良等，都搭過他的班兒。一來他是名父之子，梨園世家，大家都有點淵源，他來邀請，不好意思不參加。二來，他在臺下也“小毛包”，頗有點惡勢力，又養了一群武行，大家都有點懼怕三分，他來邀請也不敢不答應。因此，雙慶社便成了名戲班。觀眾一看'雙慶社'的廣告，便知道這是俞振庭的班兒，演員不論多有名，都是搭班唱戲的。

但是其他的經勵科人員呢，名氣都沒有俞振庭大，也沒有搭他班的演員名氣大，于是在觀眾的印象里，誰在哪個班里唱頭牌，便認為是他的班兒了。

舉例來說明吧：民國五年，朱幼芬組織了一個桐馨社，在新開的第一舞臺演出，網羅許多名伶參加，有楊小樓、梅蘭芳等多人。因為楊小樓掛頭牌，在大軸演出，觀眾便以為這是楊小樓“桐馨社”了。其實，楊小樓也是每場拿戲份，真正老板是朱幼芬。

民國八年，姚佩蘭、王毓樓組織了喜群社，在新開幕的新明大戲院演出，演員有梅蘭芳、余叔巖等人，因為梅蘭芳掛頭牌，在大軸演出，觀眾便以為這是梅蘭芳的'喜群社'了。其實，梅蘭芳也是每場拿戲份，真正老板是姚、王二人。

在我們寫國劇文章的人，為了行文方便，凡是某名伶開始長期演大軸了，便可稱為'挑班'了。而也根據觀眾印象的寫法，稱為楊小樓等的桐馨社夜戲演什么，或梅蘭芳某日喜群社夜戲演什么。因為你說朱幼芬、姚佩蘭、王毓樓，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是誰，雖然他們是實際的老板，是桐馨社和喜群社的班主。 

但是因此讀者也就產生了一種錯覺和誤會，怎么某位名伶常改社名呀?其實，不是他改社名，而是他搭不同的班，而拿戲份兒的。

最早，因為一場戲的演出時間很長，有七八出之多，演員也動輒幾十人。掛頭牌的名伶們拿到戲份兒以后，也不計較多少，或是估計班主盈利多少。后來演出時間逐漸縮短，戲碼與演員逐漸減少，慢慢走向明星制的趨向。掛頭牌的名伶一想，仗我的號召賣滿座，我賣那么大的氣力，才拿有數的戲份兒，而大錢全歸班主給賺了，就覺得有點不劃算了，而考慮自己組班兒，當名實相符的挑班人物，做實際老板了。而這個現象的促成呢，也半由俞振庭；因為他對人很苛，自己賺大錢，拿一部分錢開演員的戲份。日子久了，大家全明白了，演員們紛紛求去，所以不到民國二十年，雙慶社便潰不成軍，自動解散了。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俞振庭以組班發財，但也因賺錢心狠而促成名伶們自己組班。

那么，名伶們自己當老板組的班都是什么名字呢?楊小樓是永勝社，劉硯芳管事。梅蘭芳是承華社，姚玉芙管事。程硯秋是秋聲社，吳富琴管事。尚小云是重慶社，趙硯奎管事。荀慧生是留香社，王久善管事。馬連良是扶風社，馬四立管事，后來改為李華亭。譚富英是同慶社，后改扶春社，宋繼亭管事，實權卻握在譚小培之手。奚嘯伯是忠信社，陳信琴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