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隸書起源

關于隸書的起源歷來眾說紛紛，欲辨欲迷。有的歸結為一人之功，如“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復，始皇善之處為獄吏，名書曰隸書”（南朝宋·羊欣《采古今能書人名》）；有的認為隸書是篆書的簡化快寫（草寫）的結果，如“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暑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之?！保〞x·衛恒《四體書勢》）有的認為隸書產生于實用，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大發吏卒，興戌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決矣?！保|漢·許慎《說文解字·序》）當然，也有不乏望名主義者的猜度。這其中不但道出了誰創造了隸書，也透露了隸書起源（產生）的時代。

羊欣等人謂隸書為程邈所造（也認為是王次仲所作，如唐朝·張懷瓘《書斷》云：“八分，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實乃時代的局限性所致。書法的早期發展演變其實也就是文字的發展演變，它是有一定的發展規律和形成過程，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更何況一人之力。“程邈造隸”之說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隸書之緣起：廣大勞動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地對“官書篆書”進行簡化與草寫，首先在社會底層廣泛地應用起來；至于程邈本人可能在這方面作了一番整理、歸納、再創造性的工作，貢獻較大，后人便把隸書的發明權送給了他。

再說隸書起源的時代。隸書起源于何時，按目前所見到的史料和出土的各種古文字資料來看，“生秦說”較為接近史實，例如上文所說：“隸書者，篆之捷也。”歷史上古文字系統向今文字的演變便發端于春秋戰國時代，因為毛筆快寫篆書而出現“草篆”。例如1965年山西侯馬出土的《侯馬盟書》、1979年河南出土的《溫縣盟書》便是春秋戰國晚期晉國人的手臂。盟誓作為一種政治活動，盛行于春秋時代，通過諸侯和卿大夫的盟誓儀式，締結具有一定制約作用的文書，即稱作“盟書”，歷史上也稱為“載書”?！逗铖R盟書》和《溫縣盟書》就是有名的草篆代表作。《侯馬盟書》用筆表現出提按用鋒的變化，落筆重而收筆輕，收筆多出鋒，并且在快寫中已經出現映帶和連筆，開后世草書之先。因為從“隸書者，篆之捷也”這個角度來講，其實是篆書通往隸書的第一塊里程碑，我們可以從中感覺到由篆到隸演進的律動。

隸書萌生于戰國后期至秦這段歷史歲月，如1975年湖北出土的《云夢睡虎地秦簡》、1980年四川出土的戰國《青川木櫝》和1986年甘肅出土的《天水放馬灘戰國秦簡》就是最早的“古隸”或者說戰國“秦隸”之一。這里介紹一下《青川木櫝》，這枚可辯的木櫝文字雖然只有一百余字，但是對研究先秦治理土地施政情況，是第一手的珍貴資料；對于研究書法史，其實是從大篆中派生出來的最早隸書實物，而且又是墨跡，就更加彌足珍貴了。青川木櫝書法是由大篆直接演化派生的隸書，為隸書的最初造型，故其中還夾雜著大篆結體的字，如“梁”、“敗”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三個“大”字已萌發出草書的新嫩芽，這種非篆非隸的造型，也是前所未有的。后世的章草“天”字下面“大”，就是從這個新嫩芽里茁壯成長來的。這又證明，草書與隸書乃是同時派生和發展的兩根分枝葉蔓。由此縱觀中國文字各種書體的產生，都先是從底層群眾實用開始，逐漸簡化、逐步發展、逐步快寫，而后由知識階層加以整理歸納，達到規范化、標準化和實用化的要求，其后被推廣流傳的。

至于隸書形成的原因，班固和許慎等人認為是出于實用與簡化（這種實用與簡化其實就是從底層群從對文字的實用與簡化開始的），比較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或者說歷史情境）及其文字發展演變的內在規律。

在文字的發展歷史上，文字的簡化與繁瑣作為對立的兩個方面始終不斷地刺激著文字的發展。一方面，隨著社會實踐地逐漸深入與豐富，人類的思維及語言漸趨精密，各種事物的概念越來越趨于準確和清晰；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經驗的發展進化與提高，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趨頻繁，出現了人們在生活、實踐和交流中交往手段的簡單化與迅速化。因而文字又出現了簡化的發展趨勢。當然中國文字自身除了實用的一面，還有其藝術的一面，否則文字的演變與發展將會失之于偏頗、走向畸形。作為應用的文字，簡化勢在必行；基于審美藝術的需要又要求文字豐富多變，繁瑣又被重視起來。二者的矛盾體有機地融合則為隸書的產生做好了鋪墊。

二、秦漢隸書

秦漢時期的隸書資料數量龐大，例如1899年以后出土的東漢碑刻三百余種和少量的西漢隸書刻石、1899年到現在出土西漢、東漢乃至秦代的竹木簡牘、帛書，達十幾萬枚之多，而且時間跨度也上至先秦，下迄漢末，達五百多年之久。這些資料中種類較多、帛書為主，也包括西漢少量的殘碑斷石；石刻類以東漢成熟典型的隸書為主，兼及東漢摩崖。

（一）墨跡類

在紙張沒有使用和普及以前，竹簡、木櫝和帛等是古代主要的書寫材料。《墨子·名鬼篇》說：“書之竹帛，傳遺后世”。《韓非子·安危篇》說：“先王致理于竹帛?！庇纱丝梢娭癫⒂?，由來已久。使用較窄的竹木叫“簡”，多枚木簡用繩子編排捆在一起叫“冊”，使用較寬的木板稱之為“犢”，帛是紡織品，比竹簡片材料昂貴，所以十分少見。兩晉以來，以紙代簡，人們已難于見到實物。從20世紀以來，始有大量的竹木簡犢出土問世。時間上自戰國、下至晉代，數量眾多。其中以西北和江南地區最多。

竹木簡牘和帛書墨跡無論字體、書寫風格上，都有各自的不同風韻，這與它們各自的文字發展演變有著極大地關系，分析如下：

一種情況是從小篆演化而來的，如《云夢秦簡》有一部分字體尚未脫去小篆體勢，但是筆意已趨草率。它與東漢典型的隸書相比，其結體扁長，缺少明顯的“蠶頭燕尾”。一種情況是從大篆簡化而來的，如秦簡《效律》、《秦律雜抄》等簡中，有許多字近似大篆的寫法，西漢《帛書老子甲本》也有此寫法?？梢哉f，秦、漢初期的隸書還有來源于六國諸篆的遺風，其中部分字形在發展中又趨于簡化，與早期較多保留大篆體勢的隸書又有了區別。

此墨跡類書法可以分為三種風格類型。

一種為“古隸”或者“泰隸”，加上文提到《青川木櫝》和《天水放馬灘戰國秦簡》是其重要的代表作品。這些春秋戰國的朱、墨書跡（為了此章理論框架的需要把先秦時期出現的萌芽隸書歸到了此處闡述），不但現實了毛筆在中國書法史上廣泛應用的開端，更現實了毛筆較之刀速度得大大加快，而且表現能力更加豐富，特別是筆法技巧。這些早期的“墨跡萌芽隸書”便構成了以后中國書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也揭開了書法史上輝煌的一頁。

一種是漢代的簡帛書法，我們稱之為“漢簡”。它是隸書園林中的又一朵奇葩。兩漢是隸書大行于時的時代。漢簡可分為兩種不同的風格類型。一類為西北漢簡，它是我國西北干燥地區出土、發現的漢代竹木簡犢墨跡。此簡以1930年在內蒙古額納河流域（古居延海）發現的居延漢簡為代表。西北漢簡多出自下級官吏和邊陲將士之首，以粗獷、率真為主要特征，并且用筆多變、點化跳躍呼應，波挑放縱。為后世北方書風發一先聲。

另一類是江淮漢簡，它是我國長江淮水一帶出土的漢代簡犢和帛書墨跡。其中的馬王堆帛書、以及臨沂、阜陽、鳳凰山、張泰山兩漢簡書為代表。書風溫雅、沉穩，用筆講究、結體嚴謹而富于變化，保留了某些篆書的縱勢之遺意。江淮漢簡作為南方書法的典型，開啟了后世南派文人書法的先河。

當然，漢簡在書法藝術技能上也有高低優劣之分，但是它們開始的是一代嶄新的書風，為后來的魏晉時期的書法和書法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實可以稱之為書法藝術的稀世之珍。

竹簡隸書書法，除卻秦、西漢間一部分還較為樸散稚拙、意趣天成外，東漢竹簡隸書也非常成熟。存世的諸如《武威漢簡》中可以看到西漢末至東漢時簡帛書法的普遍水平，這些簡帛書法已完全脫去篆書筆意，成為地道的隸書了?？膳c東漢的隸書平分秋色。竹簡隸書筆法帶篆意而圓動，出鋒處出現隸意方正感、藏頭截尾，中鋒行筆急速。

第三種為兩漢隸書中的殘碣斷石，從其筆法形態、運筆過程的意韻來看，是“漢隸之末有挑法者也，比篆書易識，比隸書則似篆”，實篆隸之間，以篆書筆法寫隸的過渡性書體。如《王鳳刻石》（西漢宣帝五鳳二年）、《萊子侯刻石》（王莽新朝天鳳三年）中可以看出結體簡捷、樸實，筆法無挑畫、無粗筆，是墨跡隸書中又一風格類型。

（二）碑刻類

東漢是隸書大放異彩的黃金時代，同時也是書家為史冊所重視的時代。盡管兩漢賈誼已有“善書者而為吏”之說，但是到了東漢班固才有了記載書家之事。同時書法也稱為藝術品為人們所欣賞。羊欣稱陳遵為“陳驚座”：“每書（陳遵），一座皆驚”。國家之主皇帝也倡導書法于“鴻都門”，還將書法作為選吏的標準之一。在多種社會風氣影響促使下，大量的書法人才得以涌現。證明了東漢書法已進入有意識追求的階段，客觀上促進了早期書家群體的形成。

劉勰《文心雕龍·誄碑》云：“自后漢以來碑碣云起”。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漢碑大多是東漢時期的作品，與前期的簡帛隸書相比，風格上各有特點。所以從東漢恒、靈時期（147年—189年）隸書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的作品風格嚴謹、體態多變，藝術水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

碑刻類隸書最具典型意義的是碑刻隸書，它的陳容龐大、風格各異、流光異彩。其又可分為三類：端莊典雅、法度森嚴者為一類，如：《禮器碑》（156年）、《乙瑛碑》（153年）、《史晨碑》（169年）等；飄逸秀麗、舒展灑脫者為一類，如《曹全碑》（185年）等；第三類如《張遷碑》（186年）、《封龍山頌》（164年）等，雄渾齊絕，勁挺爽利。正如唐孫過庭《書譜》所說：“隸貴精而密”。有史書稽查的漢代碑刻隸書約七百余種，有拓片存者約一百七十余種，今存原碑刻石者約五十余種，僅從此出便可知漢碑中碑刻隸書的琳瑯滿目、洋洋大觀。漢隸件件作品結體、用筆精道遒勁，盛況空前；書碑者雖沒有留下姓名但是卻具有高超的藝術才能。

另外摩崖刻石也別具風采。摩崖刻石一般依山而書，因勢鑿刻，刻后與山勢又融為一體，所以書風姿態爛漫、線條跌宕；壯偉淳厚、線條沉穩，如“三頌”（《石門頌》、《西狹頌》、《郙閣頌》）。

可以這樣說，自東漢隸書成熟以后中國文字便開始走向了方塊化，成為了“今文字”。其前則給“古文字”篆書的發展演變畫上句號；其后正體楷書在結體上也沒有超出這個大的框架，只是點畫（筆法）的豐富與完善，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現在仍處于今文字時期的隸書時代。

漢代隸書多為官方文字，又多用于碑刻，所以大多數書家還是擅長隸書，其中最著名者為蔡邕。

蔡邕

蔡邕，生卒年不詳，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漢獻帝時曾拜左中朗將，故后世稱其“蔡中郎”。在古代文人書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筆法學曹喜及李斯，傳其創“飛白書”，其代表作《熹平石經》，刻于東漢靈帝四年至光和六年（175年—184年），總石46塊，以隸書之正體對文字的規范起了一定的作用；開始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大規模整理石經刻制工程的序幕，立后形成了“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輛，填塞街陽”的盛況，所以梁武帝《書評》用“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來評其書。

《熹平石經》

漢末著名的隸書書家還有師宜官和上文所說的陳遵等。從此文人書法家便逐步登上并占領了書法這一藝術領域。

然而隸書的下坡路也是從此悄悄開始的，后世的字體方正板滯，點畫扁平，把方筆及楷書法引入隸書寫法，其病態之源已初露端倪于《熹平石經》。到了魏晉之時，漢隸的音容笑貌盡失；只是到了清季篆隸復興，隸書的新帷幕才得以拉開。

三、晉唐隸書

伴隨著大漢帝國余輝逝去，隸書藝術也失去了往日的風采。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是魏晉時期是中國書法走向自覺的時代，隸書相對于楷、行、草的漸趨成熟流美，而顯得拘謹；二是魏晉時期是“今文字”各書體的演變、發展和完善的時期。所以，隸書的式微即是文字發展的內在規律，又是書法發展的必然趨勢。

魏晉至唐代不但是楷書初創乃至大成的時代，而且又是隸書式微的開始。此時隸書和秦漢隸書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宛如天上人間。晉唐隸書與秦漢隸書相比較有兩大特征：

第一個特征是隸書中筆法的發展演變，對書法地發展起了很大的影響。篆書時代，圓筆占主導；漢隸時代，方筆以“新筆法”走向了書法藝術的殿堂；魏晉時代，越來越強的方正筆法占領了主流。由此可見，方筆給書法帶來了一抹新綠，卻又把隸書送進了末路。

第二個特征為晉唐隸書中更大的特征是以楷書寫隸書。是秦漢隸書中原來重用篆隸筆法而轉用楷書寫隸書，方筆及楷書的沖擊使晉唐隸書在藝術上表現為一種規矩嚴謹的藝術風格。當然若考察整個晉唐時代，則魏晉六朝偏于方筆，隋唐隸書多用于楷法作書。

魏晉時代，以隸書名世的不乏其人，鍾繇便是一位。

鍾繇

鍾繇（151年—230年），字元常，潁川長社（今河南許昌）人。羊欣稱鍾書：“鍾書有三體（其它二體，“章程書”就是楷書、“行狎書”就是行書）：一日銘石書，最妙也……”（南朝宋·羊欣《采古今能書人名》）。此處的“銘石書“就是刻石碑之書即隸書。相傳《上尊號碑》、《受禪碑》即為其所書。這兩個魏時之代表作其結體規整、用筆時方，有自家面目。

鍾繇之后，索靖、王羲之亦善隸書，惜“逸少”隸書不傳。今傳世魏晉隸書多為無名氏之書，均師法漢隸雄強穆厚一路的書風，如《孔慕碑》、《曹真碑》、《廣武將軍碑》等。

隸書的河流流淌到了唐代，除了方筆之外，楷法俱入，只存隸書之勢而筆法全無，其以隸書名世者，要數韓擇木、徐浩、李隆基、史惟則、蔡有鄰等人。

韓擇木，生卒不祥，玄宗時昌黎（今河北通州人），官致右散騎侍等職，人稱“韓常侍”，是韓愈叔父。存世書作有《告華岳文》、《葉慧明碑》。觀其書整齊遒美，中鋒行筆，于方整中多變化、樸厚中見勁媚，后人評之：“雖姿宇不至俊茂，而言正可謂”。（明·趙崡《石墨菁華》）

韓擇木

徐浩（703年—782年），唐越州（今浙江紹興人），字季海，官至會稽郡公、太子少師，人稱徐會稽。攻楷、行、隸書。傳世隸書有《嵩陽觀記》。明朝王世貞對其書評曰：“書為徐浩古隸，與開元帝隸絕相類。雖以肉勝，亦自有態，可寶也?！逼鋵?，此書姿媚豐潤有余而古樸不足。正如宋朝米芾在《海岳名言》所云：“晚年力過，更無氣骨”。隸書到了唐代一如落日黃昏，大勢已去。（凡是涉及到作品的介紹、分析此節略，詳見第三節）

徐浩

唐代以后，隸書在書法藝術中越來越不被人們所重視，唐末五代至明末（近六百年的歷史）甚至可稱是書法自漢代以后的無隸書時代；占據主流的是任意揮灑的行草書，故省略。只有到了清代，帶著新氣息的隸書才走上了歷史的舞臺。

四、清代隸書

隸書經過春秋戰國的發端，到了漢代已大放異彩。晉唐之時，以新法寫隸——方筆和楷書筆法寫隸書，問津者漸少，留下了一抹余輝。唐代以后的隸書江河日下、少有起色，只有到了清代，隸書才又峰回路轉，開啟了新的藝術旅程。

清代篆隸復興，漸成“帖學”與“碑學”花開兩朵的局面。在這個中國書法歷史上轉折期里，主要發展脈絡是碑學逐漸興起，帖學逐漸衰微的過程。有兩個方面原因：一方面書法到了唐代已登峰造極，使后人難以項背；行草則由“二王”到“宋四家”，歷代大家連綿不斷，后人也難出其右；另一方面清季訓詁、考古之學興起，并且有大量金石文字陸續問世，伴著碑學理論的崛起，篆隸終于又迎來了另一個春天。所以楊守敬在《學書邇言》中云：“國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超軼前代直接漢人”，可見學書之盛。清代隸書不但上乘籀篆，取法漢人，旁涉北碑，開一代風氣之先河，而且極重用墨的變化，枯澀、溫潤相映成趣。

清代隸書大致分為前后兩個時期。

（二）前期隸書（立國—乾隆末期）

清王朝建國之初，由于秦漢金石的不斷發掘、樸學的興起，再加上鄭簠、朱彝尊等人的大力倡導，出現了一批隸書名家。他們在隸書上取法眾多、及盡變化，或取篆籀筆勢或運行草筆意，更有以秦篆、魏碑、唐楷之法參之，非隸非篆、亦隸亦篆，為清代隸書輝煌時期的到來做準備。

相對于后期隸書，前期隸書不大為后人所重，且專門論隸書的著作也不多，至乾隆年間才有桂馥的《國朝隸評》之評書。

鄭簠（1622年—1694年），字汝器，號谷口，江蘇南京人。他的學書也走了不少彎路，曾習宋鈺隸書20年沒有進步，去古漸遠，深悟不求原本之故，乃又學漢隸，始知樸而自古、拙而自奇，并沉酣其中三十余年，遂成漢隸之名家。隸書從《曹全碑》、《史晨碑》化出，參以草書筆意，樸素中見巧、莊嚴中寓奇，“沉著而兼飛舞”。錢泳在《履園詩話》中云：“囯初有鄭谷口，始學漢隸，在從朱竹垞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鄭氏在當時具有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朱彝尊稱其為“古今第一”，此言論就漢以后的隸書而言，實非過譽。

鄭簠

朱彝尊（1629年—1709年），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曾參修《明史》，是清代浙西詞派之開山。著作頗豐，有《徑訓考》《明詩綜》等。其將隸書劃分為三種風格類型：即方整、流麗、奇石。而他自己取法“流利”，其書“筆意秀勁，韻致超逸”，稍缺少骨力。朱氏和鄭谷口跳出帖學之樊籬，對后世多有影響，如畫家石濤的隸書多受其影響。石濤晚年客居揚州，其書對氣后金農、鄭燮等均有影響，成為揚州書畫家的宗師。

朱彝尊

金農（1687年—1763年），字吉金，號冬心，浙江杭州人，為“揚州八怪”之一?？茍鍪б夂螅苡嗡姆?，足跡遍天下，晚年客居揚州以買畫為主；喜作隸書，甚有創意，以扁鋒作“漆書”。“漆書”筆墨質樸、風格奇異、字體方整，似由魏碑而來，用筆粗獷、堅細、撇捺上翹，斬釘截鐵，具有大家風范。金農在其《魯中雜詩》中云：“會稽內史負俗姿，字學荒疏笑馳騁，恥向書家作奴婢，華山片石是吾師?！碧岢鰯[脫“帖學”師法漢碑的觀點。

金農

清代前期善書者還有桂馥、鄭板橋、翁方綱等人。

（二）后期隸書（乾隆末年—清末）

乾隆、嘉慶之際，經濟繁榮與發展，書學也隨之受益。碑學理論十分活躍并有所建樹；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和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等在理論上完全確立了碑學的地位。金石考古之風日漸盛行，漢碑的研究也更為深入了，如翁方綱得《西漢金石記》堪稱研究漢隸的集大成之作。他們對漢隸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統、更科學。在以上有利的基礎上隸書創作進入了大豐收的季節，出現了鄧石如、伊秉綬、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陳鴻壽等這些隸書大家。

鄧石如（1743年—1805年），名琰，字石如，號完白山人，安徽懷寧人，清代篆隸大家。他少年刻苦力學，專心于秦漢以來的金石碑刻，后被曹文植帶入京城，名動當時。趙之謙說：“國朝人書以山人為第一，山人以隸書第一?！逼鋾P力深雄，婀娜多姿，篆從隸入，離從篆出；印從書入，書從印出，當自成一篆之風范。他的篆隸成就，不僅在清代，即便是放入整個書法史的高度也是值得一提的。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清代后期篆隸兩體成就斐然，與他是分不開的?？涤袨樵疲骸巴臧兹四┏?，天下以秦分為不可作之書，自非好古之士，鮮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橫豎，能為篆。”事實的確實如此，自完白之后，習隸者無不仰其鼻息。此外又因鄧氏文化素養少弱，故書中氣息格調不高。

鄧石如

伊秉綬（1754年—1815年），字族似，號墨卿，福建汀州人，人稱伊汀州。進士、工詩、喜道家之學。其四體皆工，尤以隸最，隸書從《衡方碑額》化出，嘴大的特點是：橫畫挺直，不作一絲矯作之態；又以篆法寫隸書，將篆隸拙樸、雄強的精神融為一體，故風格俊爽，氣勢磅礴，成大拙之勢。他的書法與金農不衫不履的山林氣息、鄧石如激楚蒼涼的陽剛之氣，鼎足而三，各詣其趣。伊氏亦自云：“其肆、恣縱、更易、減省、虛實、肥瘦、毫端變幻、出手腕下，應知凝神造意，莫可望拙?！庇^其書，果然如此。

伊秉綬

何紹基（1799年—1873年），字子貞，號東洲，湖南道州人，博覽群書，詩文書畫一不精，行書尤名于世。平生書寫對聯居多，人謂“書聯圣手”。其書法從顏真卿處得神髓，又精研魏碑、篆隸，以“回腕”法化為自家風貌；隸書用筆較其行草更加遲澀、欲行還止，大有“盤馬彎弓惜不發”（韓愈《雉帶箭》詩）之味，人們對其又抖動太過之微詞。趙之謙評其書曰：“天仙化人妙”（《悲庵剩墨》）。然隸書終不及行書。

何紹基

趙之謙（1829年—1884年），字撝叔，號益甫，浙江會稽人，是一體藝術才華雙絕的通才。金石書畫，絕不旁人門戶，且見識頗高。以魏碑造像筆意入隸書，皆剛健婀娜，姿態萬方，雖師法完白，然己意已出，實為一代大家。趙氏的書法藝術實踐是清代后期書法的典型寫照，不但精于篆刻、篆隸，而且其楷、行書呈現書風轉向魏碑的時代特征；其重要的碑帖融會實踐開啟清末以后書法發展的道路。

趙之謙

吳昌碩（1844年—1921年）原名俊卿，字昌碩，浙江安吉人，實清末金石書畫大師，書藝精深，名播廣遠，至今不衰。其一生專事《石鼓文》，筆力雄渾、氣勢逼人，自謂：“一日有一日之境界”。隸書亦大有可觀：重碑漢，不取扁態、波挑內蓄、力大筆重、方整渾圓，惜傳世隸書不多。

吳昌碩

近代以來隸書倍受喜愛，至今流行不衰，當代習隸書者眾多，皆有可觀之處，然真能點擊史冊者稀少；再者近現代離我們不遠，有的還與我們當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不能真實的、恰當的、有高度的評說，故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