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澠池和山西垣曲的清代縣志中，都記載著一座名為“陽壺城”的古代城池。這座在兩地歷史上都留下重要影響的古城，其面貌如“樓蘭古城”一樣，撲朔迷離。陽壺城位于澠池南村獅子山北側，是瀕臨黃河的一座古城。傳說古時因獅子山西側的清涼窩是一個巨大的湖泊，按照“水北為陽，水南為陰”的城池方位規則，稱為“陽壺”。也有說法說是在黃河以北而得名。歷史上這段黃河因地震等多種自然災害而多次改道，陽壺城也隨之多次搬遷，南村當地有“三遷陽壺”之說。據史料考證，陽壺城隋唐之前在河北（今山西垣曲），唐代之后在河南（今河南澠池），元代實施行省制后，以黃河為界，陽壺城就歸河南管轄，明代再次遷徙之后改為陽壺村。

史料顯示，陽壺城在各歷史時期曾屬黃河兩岸的多地管轄：春秋屬晉國；秦漢屬河東郡；北魏皇興四年（公元470年）屬邵上郡，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并入河內郡，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在陽壺建韶郡；周明帝二年（公元558年）改置邵州；隋唐大業初年屬垣縣；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屬邵州，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屬洛州，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屬絳州，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又屬洛州，長安二年（公元702年）再屬絳州，貞元三年（公元787年）改屬陜州……

但陽壺城無論是在黃河南岸還是在黃河北岸，都始終沒有離開獅子山周圍。獅子山下這塊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留下了從陽壺城到陽壺村的變遷足跡，留下了古城從昌盛到衰落的歷史記憶。春秋時期，以陽壺命名，貫穿豫晉南北的“陽壺古道”，現在部分依然保存完好。還有北魏時期在陽壺山懸崖上修筑的陽壺神廟遺跡，成為目前僅存的兩個與陽壺城相關的歷史文化遺產。1992年，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的開工，275米以下都成庫區，將面臨搬遷。當時，黃河兩岸眾多的歷史遺跡也隨之淹沒。為保護5000年黃河文明積淀的豐厚遺存，國家首次聚集了各行業聯合考古，啟動了庫區文物的發掘勘探工作。150公里的黃河兩岸，包括澠垣盆地古生物化石遺址、垣曲東關仰韶遺址、澠池班村仰韶遺址、垣曲商遺址、垣曲上亳墓地東周及漢代古墓群、黃河漕運遺跡、西沃石窟等一大批重大考古項目先后得到及時發掘和有效保護，搶救了一大批高等級歷史文物。遺憾的是，陽壺古城的南北兩個遺址未能及時納入考古范圍，致使這座古代城池遺跡長眠于水下。我們再也沒有機會去揭開古城神秘的面紗，去一睹千年古城的芳容。現在，只能從有限的史料中去觸摸古城的滄桑沉浮，也只能在歷史事件中去追尋和感悟古城昔日的繁華與喧囂。

獅子山對岸約3公里的古城鎮，是宋代設置的山西省垣曲縣治所，1959年因國家要上馬水庫而搬遷被改為鎮治，古城鎮地處允西河和亳清河交匯的臺地上。《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中稱：“河東垣縣東南有瓠邱亭。” 《左傳·襄公元年》中說：“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辭海》載，戰國時在臨近他國處設亭，置亭長，任防御之責。秦漢時在鄉村每 “十里設一亭”，東漢后漸廢，漢高祖劉邦秦時曾擔任亭長。《辭海》又載：“瓠丘，古地名。春秋晉地。一作壺丘，又名陽壺。在今山西垣曲東南。”此書對“瓠”字的注釋為“瓠”通“壺”。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河水注》中稱：“清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即垣縣之壺邱亭也，晉遷五大夫所居也。清水又東南流注于河。”康熙版《垣曲縣志》載：“陽壺城，治南里許，臨大河。”康熙版《澠池縣志》載：“陽壺城，冶北百二十里，北臨河。”《左傳》載：“襄公元年，晉圍宋彭城，晉人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杜預注云：“瓠丘晉地。垣曲東南有瓠丘，即陽壺城，今改為村。”

據垣曲相關人員的考察記述：在垣曲古城（原垣曲縣城，今古城鎮）南一里的地方，有人類居住的遺址。現高出亳清河灘3米至6米，50年前約高出河灘5米至8米。歷史上，這里曾是黃河中游重要碼頭濟民渡。20世紀70年代中期，農業學大寨填地取土時，發現灰土層特別的多，并出土有大量的陶瓷碎片和一些生活用具，如碗、碟等，還有大量的瓦礫，驗證了這里曾有古人居住的猜想。2001年出版的《垣曲移民》，對屬歷史遺跡的陽壺城遺址進行了正式確認：“在黃河北岸、東灘村東側三里許，有一個偌大面積的大沙丘，沙下埋藏著一座古城垣，這就是春秋時期的陽壺城。此地為晉國的南大門，與鄭國隔河相望……此地就是陽壺古城，今之古城以南。隨著歲月的推移，黃河多次改道，水逼人遷，這座顯赫于當時的古城，長期被湮沒于沙丘之中。”這個結論結束了長期以來業界對陽壺城位置的爭議，為今后古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依據。

《澠池縣地名簡志》載：“經實地調查、訪問、座談，村人有持陽壺原在河北（指山西省垣曲縣古城，因在黃河北邊，河南人習稱河北）之說，古時因水患而城被淹，輾轉搬遷，后至此建村，沿用舊名。”經筆者對原陽壺村民進行走訪調查，確有“三遷陽壺”之說。當地人稱，原來陽壺在東灘村東和古城南之間的臺地上，因黃河改道，水淹城池，遂遷至獅子山東澗南。后又因黃河改道與澗河夾擊沖刷，故又搬遷至陽壺山北坡，改名陽壺村。

史料表明，陽壺城地處豫晉峽谷腹地，是黃河漕運和陽壺古道交匯的水陸交通樞紐，又是一座軍事要塞，扼守著黃河天塹，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就決定了陽壺城是當時黃河兩岸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

一）考古成果印證陽壺城的第一次遷移

垣曲商城發現于1994年，位于古城鎮南洪慶觀的臺地上（陽壺城西側高地），由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隊、山西考古研究所和垣曲博物館于1985年至2003年聯合發掘。垣曲商城城垣緊鄰黃河，三面環水，東西長350米、南北長400米，周長1470米，總面積13萬平方米。城址距今3200年至3000年。垣曲商城經考古發現分為五個時期，一為仰韶晚期文化遺存，二為二里頭晚期文化遺存，三為二里岡下層文化遺存，四為二里岡上層文化遺存，五為宋代文化遺存。據《垣曲商城》一書所載1988—2003年度考古發掘報告結論稱：“商城城址的四面城垣，依地勢較低的南部和東部保存較差，南墻已掛在臺地的南部斷崖處，其下為濤濤黃河。”可以想見，商城初建時，南墻絕不會建在緊鄰黃河河床的臺地懸崖處邊。其位置與臺地的邊緣一定還會有至少數十米的距離。而數千年來，由于黃河對臺地的沖刷和侵蝕使臺地不斷坍塌、后退，直至南墻被剝露于斷崖邊。該遺址在商代二里岡上層以后直至宋代，除了發現極為零星的西周、唐代墓葬及灰坑以外，未發現其他文化遺存。由此判斷，商代城垣有可能在二里岡上層的晚段。由于黃河水多次暴漲，淹沒城垣而逐步倒塌，最后走向衰落，直至廢棄。直至2000余年后，宋代人又來到這里，在商城遺址上重新建了一座宋城，并在這里設立垣曲縣治。

考古成果證明，在商代，垣曲商城是該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垣曲商城遺址缺失商代之后至宋代之前的文化遺存，這么重要的地理位置，文化是不可能斷代的。垣曲商城與陽壺城緊鄰，史料證明陽壺城在春秋至隋唐時期處于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考古還證明，周圍也沒有這兩個時期同等規模的文化遺址，那么這兩座城的關系就有可能是傳承關系。陽壺城位于垣曲商城東部，海拔較商城低。這可能是在商朝之后，河道南移，并不斷降低，臺地因此逐漸升高。商城城池因距黃河漸遠，控制渡口優勢減弱，所以在春秋時期就廢棄了商城。隨著黃河的南移，在商城東側城垣下、亳清河西側的臺地上修筑了陽壺新城。這就是《水經注》中描述的：“清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清水又東南流注于河。”這也許就是陽壺城的首次搬遷，由垣曲商城遷至陽壺城。

二）考古成果印證陽壺城的第二次遷移

陽壺城自隋唐之后再次發生了遷移，可能是唐代黃河水患災害頻發，城池被淹所致。《黃河志》卷二記載：“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河南大水，淹沒30余郡；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七、九月，河淹河北縣（陜縣對岸）及河陽（孟縣）；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雨成大災，自陜至洛，死者不計其數；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秋，京城連雨60日，損秋稼，東都瀍洛溢……”唐代上百次的特大洪水災害導致黃河改道北移，水淹陽壺城池，使其中居民不得不進行遷移。唐代早、中期的一百多年間，該區域屬黃河兩岸多地輪番管轄，這就與黃河的改道歸屬可能有直接關聯。

考古成果證明，垣曲商城在二里岡上層晚期之后至宋代以前，無其他時期文化遺存。而亳清河北側的垣曲東關遺址，在查閱《垣曲古城東關》考古發掘報告后得知，古城東關遺址文化分期依次為：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龍山、殷墟、西周、東周、宋代等各時期文化遺存。該遺址以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為主，廟底溝二期文化最為豐富。沒有發現唐代遺存，其余各時期文化遺存較少，不具備一個城池的規模。

由此看來，陽壺城此次遷移，沒有就近西遷至商城高地，也沒有北遷至東關遺址臺地，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南遷。筆者認為，顯然山西不可能有大片的土地容納陽壺城，而這座千年古城也不會因為黃河改道，而放棄對隔離在河南的大片土地的經營權，也不會放棄對黃河渡津這條經濟大動脈的管轄權，更不會放棄對豫晉關隘這個軍事重地的控制權。所以，陽壺城只能舍近求遠，南遷至黃河南岸的獅子山東澗南的臺地上，居高臨下，俯瞰陽壺沃土及黃河北岸。此地是陽壺古道進入河南峽谷的北大門，這可能是陽壺城的第二次搬遷。

三）歷史資料印證陽壺城的第三次遷移

到了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9月17日），山西洪洞發生了八級地震。據史料記載，大地震破壞面積南北長500公里，東西寬250公里，豫晉峽谷黃河兩岸也未幸免。南村對岸垣曲西灘村的虎山也因地震倒塌滑坡，半山陷入黃河，導致黃河改道南移，淹沒了河南的大片土地。在獅子山段，黃河又北移，河道沖刷至垣曲商城東腳下。《垣曲移民》記載：“西灘村地形地貌呈簸箕狀。自古，黃河經板澗河口直瀉而下，入簸舌沿山根流淌，形成一個大河灣，曲流達十多里。后虎山因大地震而坍塌，巨石直插河床中心，截堵中流，導致黃河改道南移。原黃河古道變成一片沼澤地。而后，隨著黃河的不斷泛濫淤積，慢慢地變成十多米厚的大灘地。偌大灘涂，長達八里，故而民諺：‘行了（滑坡）姑姑山（虎山），閃開八里灘。’老西灘形成村落，最遲可上溯到明洪武年間，洪洞移民始祖來垣曲……”黃河改道之后，八里灘涂形成，可供耕種。人們便由高阜移至山根居住，逐漸形成村落，一直延續至今。現在村園部位古稱“上里河”，南部濱河之陸，全為河南土地，黃河改道后，大片灘涂被切割在北岸，成了垣曲人的獵物。所以，當地便有“河北種糧，河南納糧”之說。

陽壺城遺址西三里還有一個村子叫東灘村，是垣曲古城鎮下屬的一個小村子。據垣曲相關人士調查記述：“小浪底水庫移民之前東灘有八、九百人口，居住在黃河北岸的兩崖上（東崖、西崖）和一條溝里。古黃河改道之前，東灘村民來往于城里（即當時垣曲縣城，今古城），只能從寨坪上過往，而村東通往城里的大道是黃河改道以后1934年才修的。這條大道正是當年黃河的河床，人稱‘老里河’。當年黃河從這里流向西北，距城里一里，調頭又向東南流去。” 康熙版《垣曲縣志》載：“黃河，治南里許。”這與民間傳說相互印證。這里所指的黃河河床，正是位于商城城垣東下方，大地震致使黃河河道北移至此。

明代發生的一次地震，使黃河又一次改道南移。《垣曲移民》記載：“東灘村耕地3200畝，主要分布在寨坪和村東的黃河灘地上，明崇禎十五年發生大地震，山川易位，黃河改道，河水南移，致使豫西邊陲陽壺城五平方公里的大片沙灘地為東灘村所占有。”這次地震導致獅子山局部斷裂，長達百米的地震遺跡至今清晰可見。黃河水又改道直奔獅子山腳下，沖開了清涼窩湖泊，形成了八里沼澤地。直到1958年，南村人們修筑河壩堤防，才攔住了洪水的沖刷，形成了移民前的八里灘涂“米糧川”。明代的這次地震，也直接導致黃河與澗河夾擊沖刷陽壺城。城池持續坍塌不宜居住，陽壺城被迫第三次遷移至澗北的陽壺山北坡，改名陽壺村（又稱洋湖村），直到1999年移民搬遷。

解放初期，澗南的臺地上，澗南東側宋代名將張玘的祠堂還在。20世紀60年代還有一片碑林，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毀，小碑被推倒砸爛，大碑被拉去修筑河壩。20世紀80年代，這里曾建設了一個鐵礦轉運站，但持續時間不長。2000年小浪底水庫蓄水，當年泄洪之后，由于黃河水長時間的浸泡，人們發現在這里裸露出城垣遺跡和大片房屋遺址，水庫再次蓄水后，被黃河泥沙淤積。（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仰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陽壺城的重大歷史事件

獅子山及灘涂原貌（楊拴朝攝）

小浪底水庫蓄水后的獅子山區域（楊拴朝攝）

《左傳·襄公元年》載：公元前572年，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杜預注云：瓠丘，晉地。

《資治通鑒》載：公元前401年，秦國討伐魏國，攻至陽壺。

《魏書》載：正光年末（公元520年），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碟騰并自立為王，聚黨作逆，眾之萬人。詔慶孫為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深入200里至陽壺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

《資治通鑒》載：（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胡。（胡三省注釋）陽胡，既陽壺城，在卲郡白水縣……魏主（孝武帝）欲入關，故先使（源）子恭守陽壺，以防（高）歡邀截。

《楊摽傳》載：大統三年八月（公元537年），時弘農為東魏守，摽從太祖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摽父猛先為邵郡白水令，摽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太祖許之。摽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人，內外俱發，遂拔邵郡。

《楊摽傳》邙山戰（大統九年）后言：授建州刺史，鎮車廂……及齊神武圍玉璧，別令侯景趣齊之嶺。摽恐入寇邵郡。率騎御之……（大統）十二年，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尋遷開府。復除建州邵郡河內汲郡黎陽等諸軍事，領邵郡…….邵郡置邵州，以摽為刺史，率所部兵鎮之”。

陽壺城在春秋戰國已經是軍事重鎮，從北魏至隋唐，又歷經了邵上郡、卲郡、邵州的行政設置。以上歷史記載中，我們有必要對公元前572年的“五大夫遷晉”和公元534年的“北魏孝武帝西遷”這兩個歷史事件背景進行了解，就可以領略到陽壺城的重要歷史地位。

陽壺渡口（楊景亭攝）

1、五大夫遷晉

公元前576年8月，宋國發生了一次內亂，國君宋共公駕崩。在這時，華元做右師，魚石做左師，蕩澤做司馬，華喜做司徒，公孫師做司城，向為人做大司寇，鱗朱做少司寇，向帶做太宰，魚府做少宰。司馬蕩澤想要削弱公室，于是殺了公子肥。身為宋國四朝元老的華元要討伐蕩澤，感到可能引起同為宋桓公之后的魚、蕩、向、鱗各族的反擊，所以華元認為自己無力討亂，無奈之中，華元只好逃亡到晉國避難。

魚石想要華元回來。他考慮到華元功勞很大，也得國內民心，怕華元借助晉國的力量再打回宋國，到時候宋桓公的后人在宋國就徹底失去政權。于是打算把華元勸回來，魚石就在黃河岸上勸阻華元。但華元請求討伐蕩澤，魚石答應了。華元到宋國，立刻討伐蕩澤，得到國人的支持。蕩澤被殺之后，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和魚府跑到睢水邊上住下了。魚石等人開始認定華元攝于他們的勢力，不敢討伐蕩澤。后來怕華元進一步對魚、向、鱗族下手，于是也學華元奔晉的手法，跑到睢水，想要挾華元與自己定下盟約，保證不損害他們的利益。華元親自出馬請五人回國不成后，遂下定決心驅逐五人，所以有了掘睢水阻擋五人和派人守城的行為。五人要挾不成，想再回國已經晚了，迫不得已只好逃奔楚國。華元重新任命了賢明的大夫治理宋國。公元前573年6月，鄭成公攻打宋國，到達宋國曹門外，會合楚共王一起占領了宋國的朝郟。楚國的子辛和鄭國的皇辰進攻城郜，占取幽丘，奪得彭城后，將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送回，留下三百輛戰車做防守，然后回國。宋國向盟國晉國求援，在公元前572年正月，晉國主導的諸侯聯軍包圍宋國彭城，彭城向晉國投降。晉國人將彭城盤踞在的原宋國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等五大夫帶回晉國，安置在陽壺城。

宋國原五大夫作為政治犯和俘虜，晉國沒有處決他們，反而千里迢迢將其帶回安置。而晉國地大物博，偏選擇安置在陽壺城，說明這里具有不凡的政治地位。分析其原因有三，一是陽壺城是晉國的戰略重地，地勢險要，常有重兵把守，把政治犯軟禁在這里易進難出；二是陽壺城三面環水，依山傍水，風景優美的環境也可能是欲讓大夫們有特殊待遇，彰顯了晉國作為禮儀之邦的氣度和風范；三是陽壺城地處晉國邊陲，安置在這里能讓五大夫看到希望。若將其囚禁在晉國京城腹地，可能會引起五大夫同盟國的口誅筆伐，或以不滿為借口，而引起不必要的軍事動蕩。處于政治目的和領土安全的需要，將五大夫安置在陽壺城是最佳選擇。

南村清涼窩湖泊遺跡（楊景亭攝）

2、北魏孝武帝西遷

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元脩不滿大丞相高歡的專權控制，計劃討伐在晉陽遙控指揮的高歡。為此，孝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排擠高歡及其同黨勢力，軍政大事由孝武帝與斛斯椿全權裁決，以擺脫高歡的控制。為了加強對抗高歡的實力，孝武帝積極扶持關中地區手握重兵的大行臺賀拔岳，秘密派人與之聯絡，并樹為自己的親信。對孝武帝的這些舉動，大丞相高歡非常惱火。隨著雙方矛盾的一步步公開與激化，雙方交戰的準備工作也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孝武帝以斛斯椿兼領軍，命宇文泰率兵東進。宇文泰以大都督粱御為雍州刺史，率步騎5000為先鋒，兵不血刃，說降高歡派去的雍州刺史賈顯慶，占據了長安城(今陜西西安)，宇文泰也親自率兵隨后而來。同時，孝武帝通過撤換都督及河南、關西等地刺史等措施，排除高歡在洛陽及河南地區的勢力，雙方矛盾達白熱化。

永熙三年(公元534年)5月，孝武帝征調河南諸州郡部隊，大閱兵于洛陽，對外宣稱是準備南下伐梁，實為討伐高歡。為了蒙蔽高歡，孝武帝還給高歡下了道密詔，聲稱宇文泰、賀拔勝有不臣之心，所以，此次假稱南下伐梁，實為防備宇文泰等人，并讓高歡隨時準備，聽候調遣。其實，高歡早已察覺孝武帝閱兵的真實目的，但表面上卻裝糊涂。后孝武帝發現高歡已察覺自己的計劃，并擁兵數十萬做好了準備后，非常驚恐，便立即與親信大臣商議如何使高歡退兵。高歡一面加緊準備，一面上書孝武帝道：“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廢出。”

面對高歡的威脅，孝武帝橫下一條心，要與高歡斗到底。六月十六日，孝武帝命大都督源子恭帶兵鎮守陽壺城，汝陽王元暹鎮守石濟，憑據黃河天險，攔截高歡兵馬。同時，命開府儀同三司賈顯智為濟州刺史，與斛斯椿弟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一起，率兵東取濟州。在此危急關頭，中軍將軍王思政勸孝武帝遷都關中，憑借宇文泰的勢力與高歡斗爭。孝武帝遂派人去見宇文泰商討此事。宇文泰表態歡迎孝武帝入關中，并命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率輕騎1000趕赴洛陽，去迎接孝武帝及文武群臣，隨后又派人出潼關相迎。

高歡決定先下手為強，攻取洛陽，廢孝武帝而另立。于是，他命其弟定州刺史高琛領兵鎮守晉陽，以固后方。七月初一日，孝武帝御駕親征，率兵10余萬駐守河橋(今河南孟縣與孟津間)，以斛斯椿為先鋒，陳兵邙山之北。斛斯椿請求率2000精銳騎兵渡河夜襲高歡部屬，可趁其疲敝，一舉擊潰敵軍。可孝武帝聽信小人之言，沒有準許其請求，錯失時機，后兵敗，遂率五千兵馬入關，遷都長安。

孝武帝西遷過程中，因恐后有追兵，長期都是在趕路過程中，缺少衣食，而且飲水也十分困難。到達湖城之后，才有村民向孝武帝獻上食物。到達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向孝武帝獻酒食，跟從孝武帝西遷的一行人才有了衣食。孝武帝到了長安之后，宇文泰、王思政攜諸將奉迎孝武帝人馬隨行，孝武帝方才解高歡之圍。

源子恭也因重兵把守陽壺城，成功阻斷了高歡兵馬從陽壺古道進入洛陽的計劃，為孝武帝西遷贏得了時間。反之，若高歡在這條線路上突破，將直接封鎖洛陽的西大門，這樣就把孝武帝西逃的道路攔腰切斷，那么結果就會直接改寫北魏的歷史。

公元534年10月，高歡以孝武帝棄國出逃為由，遙廢其帝號，另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并遷都于鄴(今河北臨漳)，這就是歷史上的東魏政權。第二年，孝武帝與宇文泰有隙，被宇文泰毒死，宇文泰立元寶炬為帝，建都長安，這就是歷史上的西魏政權。

大統三年（公元537年），邵郡（陽壺城）和宜陽郡被西魏奪得。公元550年，高歡的兒子高陽廢掉東魏，自己做了皇帝，建立了北齊政權。公元557年，宇文泰的兒子宇文覺廢掉西魏，建立了北周政權，北魏至此正式滅亡。周明帝二年（公元558年）正月，邵郡（陽壺城）改置邵州，隋朝大業初年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萬生認為，陽壺城地理位置特殊，從東周到隋唐，一直是守衛都城洛陽安全的重要關隘。他在“《魏書·高允傳》所見邵縣之釋正與推論”一文中，從五個方面論證邵郡（陽壺城）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一、助成西魏立國之穩定，西魏得邵郡之時間乃西魏危機存亡之秋；二、邵郡助成西魏、北周與東魏、北齊長期對抗；三、邵郡軍事據點派生出西魏、北周另一軍事據點——玉璧，使西魏形勢更加穩定，北周亦得其利；四、邵郡在支持西魏、北周黃河以南之戰事中發揮作用；五、邵郡在北周滅齊之戰中發揮作用。

陽壺城守衛的黃河渡口，地勢險要，為兵家必爭之地。歷代王朝都在此設關置卡，重兵鎮守。隨著黃河改道，陽壺城南遷至澗南，渡口也曾多次變動。歷史上也經歷了陽壺渡、濟民渡、利津渡等多個名稱。但始終沒有變動的是，陽壺古道與黃河漕運的交匯處在宋代以前一直是陽壺城控制的中心區域。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和廣德二年（公元760年），這個時期的兩任宰相裴耀卿和劉晏大規模改革漕運，到黃河峽谷察看航道時在此停留。陽壺古道曾在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開始整修。北宋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呂蒙正主持修復了陽壺古道全境。唐宋時期，陽壺城的物資交流、潞鹽運輸，隨著東西黃河漕運的繁榮及南北陽壺古道的暢通，再一次進入興盛時期。

獅子山下的灘涂（照片出處：《垣曲縣志》）

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陽壺出了個抗金名將張玘。這年，他變賣家產，招兵數千，隨京西北路安撫使翟興抗擊金兵。張玘率兵在黃河白浪渡的阻擊戰，成功阻擋了金兵的入侵。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張玘帶兵三千攻下被金兵占領的洛陽城。隨后，主動奉還上司董先的兵權，成為一段千古佳話。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張玘在海州戰事中傷亡。陽壺城也隨著戰爭的頻發而逐漸衰落。據《民國澠池縣志》創建張公祠碑載：宋清遠侯父子，澠北陽壺村人。昔在宋時為名將，有戰功，勛業，名爵載入史冊……考舊志“城北有祠”，迄今訪其遺址，父老無傳，蓋祠之廢也久已……十五世孫春全傷之，創祠三楹于陽壺河口置田產以供祭祀，俾垂永久。

金代建立，隨著朝代更迭，統治者的戰略布局也隨之改變。黃河渡口此時西移至澠池南村和垣曲東灘之間，南村城取代陽壺城，成為該區域的政治中心。清嘉慶《澠池縣志》載，巡檢衙署：“治北百二十里桓王山北有土城，廣里許。金人據北方，設司分治，建官署與土城中。元置南村巡檢司，遂為巡檢署。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流寇焚毀。國朝順治七年，巡檢李聯芳創補，堂宅具備。東有土地祠三楹，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巡檢顧希元增修。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巡檢沈守純復為葺理，稱完固焉。”又據元《濟民渡河神祠記》載：金代設立濟民渡，金天興三年（公元1234年），在南村設立利津縣，主要管轄利津渡口；元代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南村山林伐木四萬三千余株用于造船；之后，在濟民渡造船70多艘，放運供應宋元前線。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南村恢復濟民渡；元、明、清時期都在南村設立巡檢司和鹽局，黃河兩岸的文化、經濟貿易往來又一次達到鼎盛時期，黃河南岸的“黛眉晴嵐”、“陽壺返照 ”、“山眠獅子”被列為垣曲明、清十大美景之列。這時的濟民渡又稱利津渡，是黃河中游的三大渡口之一。

南村八里灘防護林（楊景亭攝）

利津古渡在明清時期依然是軍事重地。據史載，明崇禎八年（1635-1642）參將何應詔駐河防達7年之久。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派遣總統兵600名駐守垣曲東灘河邊營房圈。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清軍與捻軍爭衡，清廷游擊谷京昌率卒500駐守利津渡。同治6年，按察使陳堤禮在渡口造炮船40艘，建兵營4座，隔二年又調兵2000名駐守營房圈河防。

1916年6月16日，利津古渡迎來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天。這一天發生的故事，成就了一個地質學家一生的輝煌，開創了中國古地質遺跡勘察的新篇章。

這一天，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結束山西南部銅礦調查任務后，帶著馱隊，計劃跨過黃河經河南返回北京。行至垣曲東灘和澠池南村之間的黃河利津渡口渡河時，發現了中國第一個古近紀地層和淡水貝殼化石。1921年4月29日至5月13日，安特生再次來到垣曲--澠池盆地，在南村的黃河兩岸開展勘察，共發現7個古生物化石點。其中，在澠池任村上河（7號點）發現了裸露在地表的始新世巖石層。隨后，安特生沿黃東行三百里至京漢鐵路，一路考察古生物化石遺跡。11月，在安特生的推薦下，奧地利古生物學家斯丹斯基博士來到任村上河進行勘察并發掘，采集了一批哺乳動物化石。他于1930年發表了《中國舊新生代之哺乳類化石》專著，詳細記述并鑒定了在澠池南村任村的發現研究成果；從遺址發現到現在的100年間，中外科學家在此不間斷勘察發掘，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是1985年9月，古生物學家童永生在南村黃河邊的上河遺址發現了曙猿牙齒化石； 1994年4月美國古生物學家克里石濤卡在任村上河發現了上河曙猿化石。同年，中美聯合考察隊在山西垣曲寨里的土橋溝發現了世紀曙猿化石。到目前為止，在澠池——垣曲盆地共發現哺乳動物化石11目約30科近80種。在此盆地發現的靈長類等哺乳動物化石種類之多，在國內同時代化石地點中實屬少見，是世界上中始新世晚期最具代表性的化石點之一。以利津古渡為中心的澠垣盆地古生物化石群遺址，從此名揚天下。

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人員在黃河北岸合影

抗日戰爭時期，利津古渡成為豫西最大的支前口岸，各種軍餉物資源源不斷從這里運往晉南前線，有力的保障了戰事的物資供應。我黨多名高級將領也從這里進入前線參加抗日救國運動。1938年，日軍攻陷垣曲，向黃河南岸的南村沿河守軍多次炮擊，不僅將利津渡船只全部炸沉，還將南村城炸的千孔百瘡，房屋倒塌所剩無幾，百姓流離失所，這時的南村幾乎已成空城。1941年，日軍又一次突破中條山防線，在垣曲東灘常駐一個大隊，伺機南侵。1944年5月9日，日軍在南村分兵三路強渡黃河，我守河將士近千人傷亡；日軍將南村和班村所剩的民房廟宇全部拆除，將木料用于修筑碉堡工事。

解放后，利津渡又恢復了往日的繁華，垣曲古城憑借交通及物流優勢，一度成為黃河兩岸的物資交流中心。每當四月八和臘八，是黃河兩岸最歡樂、最盛大的購物集會。南村人們將各種農產品通過渡船運往垣曲古城，再換回各種必需的物資。那個年代，幾乎所有的農產品到古城都能銷售一空。所以又極大地促進了黃河渡口的繁榮，那時每個村都設有渡船，人們往來甚是方便。南村的學校也吸引來之河對岸的學生到此上學，村口的擺渡船早晚不誤。隨著兩岸的交往頻繁，也有了婚姻的互通。1981年，南村與東灘之間因渡船發生了不愉快事件，竟發生多次大規模械斗，傷及多人，至該渡口停運多年。后經兩省、市、縣政府多次協調安排，兩地商定：黃河渡口立約南北對開，兩村互惠互利，村民言歸于好，古渡再度繁榮。

1998年，小浪底移民搬遷工程開始，黃河兩岸村莊陸續搬遷。南村涉及沿黃275米高程以下有2898戶10020口人陸續搬出了庫區。陽壺村和南村鄉其他沿黃村一樣，搬入澠池及開封兩地。黃河兒女以舍小家顧大家的壯舉含淚離開了祖輩居住的家園。2000年，黃河上建成的公路大橋通車，利津古渡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昔日的九曲黃河現已成為碧波蕩漾的汪洋庫區。2017年，開工建設的澠垣高速公路，在這里通過，此項目將為黃河兩岸的文化交流、經濟發展、旅游開發提供便捷的交通優勢。

垣曲商城與北陽壺城所在地

縱觀陽壺城的歷史：從晉襄公元年（公元前572年）“五大夫遷晉”事件到明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陽壺城在歷史上存在了2200多年；從陽壺城的有史記載到陽壺村的最后移民搬遷，存在了近2600多年。名稱歷經了：瓠邱——瓠邱亭——壺邱亭——陽壺——陽壺城——陽壺村。遷移路線：商代以前——垣曲商城（城址：山西垣曲古城南關）；春秋戰國至隋唐初——陽壺城（城址：山西垣曲古城東灘村東三里、古城南一里）、隋唐至明代——陽壺城（城址：河南澠池南村獅子山東澗南）、明末至近代——陽壺村（地址：河南澠池南村陽壺山北坡）。陽壺城這一路遷徙的足跡，不僅僅是跨越黃河南北、跨越山西、河南兩地的歷史傳奇，它更像一條紐帶，將兩地的文化根脈緊緊相連，成為大黃河線上一道靚麗的文化風景線。

現在，無論是垣曲商城還是南北陽壺城、陽壺村，都被小浪底庫區淹沒。但陽壺城給我們留下了最值得驕傲的過去，這是垣曲和澠池兩地人民共享的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和傳承古代文明是兩岸黃河兒女的責任。因此，對歷史懷著一顆敬畏之心，用實際行動來詮釋我們的責任，把陽壺城的歷史傳奇挖掘整理出來，呈獻給大家。回望陽壺城上的湖光山色，這里群峰競秀，碧水傳情。碧波之下，沉睡著華夏瑰麗的文明。也許，這正是最好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