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中揚｜回顧我的求學歲月

回顧我的求學歲月

吳中揚

（又是一年“高考日”，是高考改變了我的命運，所以在今天完成這篇文章有一定的紀念意義）

我是1962年農歷九月初九重陽節出生的，所以父親依據我的排行用字給我取名叫“忠陽”，而我現在身份證上的名字是“吳中揚”，那是因為當年在尚莊中學工作期間辦理身份證的時候被登記錯了，后來只能將錯就錯。

我開始讀小學應該是在1969年，上學之前的事情已經記不清了，只能依稀記得我六歲的時候由媽媽帶著去了一趟杭州，當時大哥在那兒當兵，還坐了大輪船，算是開了眼界。大哥在當兵階段還出了點名氣，因為與他一起在錢塘江大橋鐵路南段（大哥在北段）值班的安徽人蔡永祥不幸犧牲了（1966年10月10日凌晨，蔡永祥守衛在錢塘江大橋上。2時34分，由南昌開往北京的列車向大橋飛馳而來，蔡永祥突然發現離他40多米的鐵軌上，橫著一根大木頭。為保證列車的安全，蔡永祥不加思索地抱住大木頭躍出鐵軌。列車安全地停在大橋上，而蔡永祥卻在火車強大氣流沖撞下壯烈犧牲了），后被確定為烈士（只有19周歲）。那時正是“樹英雄，學英雄”的年代，大哥（當時20周歲）作為烈士最熟悉和最親近的戰友被確定為“蔡永祥烈士事跡宣講團”的成員，去過浙江的好多城市。后來在杭州建起了“蔡永祥烈士紀念館”，館里還有大哥寫的一篇文章，標題是《兩個極端》。也因為他跟蔡永祥烈士的這層關系，部隊還把他推薦到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院）學習過一段時間的油畫，他后來會畫畫的基礎就是那時打下的。記憶中，我隨媽媽在大哥部隊的時候還看到過一本專門介紹蔡永祥事跡的小本子，像《毛主席語錄》那么大，只是沒有紅色的塑料封面。在杭州期間，大哥還帶我們去公園玩，記得有一次大哥用小刀削梨子給我們吃，而我非要小刀玩，后來大哥怕我玩小刀危險就像變魔術一樣把小刀變沒了（小時候還真相信！）。大哥還給我買了一把玩具沖鋒槍，那應該是我童年時代最珍貴的玩具了，后來在大哥與媽媽和我拍的照片上我還拿著它。

我的小學和初中都是在本村學校讀的。小學只有五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因此我們整個中小學階段總共只讀了九年，相當于現在的義務教育階段。我家離學校距離只有100米左右，來去很方便。那時的學校條件很簡陋，最初小學的位置在現在吳忠寶家房子前后，后來才搬遷到村子前面，建起了兩幢磚墻瓦蓋帶走廊的平房，教師辦公室和小學、初中教室都在里面，因為學生人數少，所以還有復式班(寫到這里我想起了鹽城籍著名作家、北大教授曹文軒在小說《草房子》中所寫的油麻地小學，情形好像跟我們小學差不多，應該就是他自己曾經讀過的小學)。讀小學階段時的老師有吳龍成、吳琦成和管玉芝。我大哥忠斌在鹽師經過短期培訓后先在南蔣小學教書，約于七四年前后到本村小學。印象最深的就是“龍成大爺”了，因為從輩份上說他是我的大伯。他面容慈祥，態度溫和，經常穿著一身老式的深藍色對襟上裝，腳上是布鞋，都洗得干干凈凈，冬天常戴一頂質地不錯的黑絨毛的帽子。他家里也是常年一塵不染（盡管當時大都是泥土地面）。他能寫很工整的粉筆和毛筆字（春節前幾天他家里往往門庭若市，請他寫春聯的人絡繹不絕），對我小時候的寫字產生了不小影響。那時候抄寫作文都要用毛筆，我寫的毛筆字經常得到他的表揚（有一次說我寫的一捺像是村里侍鐵匠打出來的刀，印象很深，可見老師適當地表揚學生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寫字的積極性很高。龍成大爺晚年得了老年癡呆癥，大媽早幾年去世，大姐家又在秦南，姐夫也是教師，自己有三個孩子要照料，忙不過來。大爺由忠語大哥的母親照看，我有一次去看他，他已經不認識我了，現在想來令人唏噓！

 小學階段，幾乎每年清明節前后，學校都會請“老革命”侍龍生來憶苦思甜，講他媽媽給地主做長工，飽受欺凌，暗無天日，是共產黨和新社會給他家帶來了新生活，所以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我還記得在我們生產隊的隊場上曾經吃過“憶苦思甜飯”(是用蘿卜纓和豆餅等做成的)。學校操場邊上還住著一位獨身老頭，人稱“麻呆子”(臉上有麻子，名叫宋慶生)，男生玩籃球如果滾進他的菜地，他就會用剪刀將籃球刺破。后來他曾經住在一隊隊房前面的小屋子里，聽大人們說，他經常把掉進糞坑淹死的雞鴨撈起來吃，更增加了人們對他的某種神秘感!

1974年秋天，我開始讀初中，生源來自本村和鄰近的中石和黃垛，兩年一晃就過去了。這個階段的校長應該是王長庚（黃垛人，是后來做過村書記的紀剛的大舅子，戴著度數很深的近視眼鏡，小時候認為戴眼鏡的人就很有學問）。教過我的老師主要有吳德和（語文老師，好像還做過班主任，鹽中畢業生）、朱井堂（數學老師，中朱人，教學非常嚴謹）、朱云東（數學老師，中朱人，教學思路開闊）、紀相寶（語文老師，也代地理課，講課聲音有點小，但印象中他是村里第一個穿泡沫塑料涼鞋的人，我們很羨慕），我堂兄忠實回憶說汪耀元老師也曾代過一段時間的語文課（汪老師，一直單身，在我們村年紀稍長的人的印象中他是個大好人，對每個人都會笑嘻嘻，他在雨生待了大約十年左右，后來返城，村里很多人都到他在蘇州裝駕橋巷25號的家里玩過。他平時喜歡給人拍照、錄像，保存了我們村不少人的影像資料，可惜的是他去世很突然，我們也是后來才聽說的，那些資料都已不知下落！）那時好像就學語文和數學兩大學科，也沒有外語課，其它一些學科大概也是由語文和數學老師代的。當時的同學中有同村的戴貴剛、吳忠余、張文娟等，中石的張新華（數學成績非常好）、石躍峰（后改名“石金樓”，高中畢業后通過努力考取南京農大并留校，曾經在省委組織部知識分子工作處做過處長，現在是南京醫科大學的黨委副書記）、智伯仲和陳中東等人。

北蔣中學當時是一所定點高中，坐落在北蔣莊的北面，坐北朝南，在通往學校的南北大路西邊，最初還有棉花田和菜地，還有一個廁所。大路東邊有操場，兩片球場上有兩副簡易的籃球架，學校前排兩幢平房教室中間稍突出的地方有一個圓形花池，內有一堵類似“照壁”的磚墻。南北大路兩邊分別是高一高二的教室，大路與教室之間還有那時常見的磚砌水泥粉刷的簡易乒乓球臺（記得東邊的教室中間有一個教室里有木質的乒乓球桌，當時讀高二的顏開江、蔣煒等經常在這里打球，我有時也去看球或打球，我對乒乓球的興趣或許就是那時慢慢培養起來的），路邊也有一些樹木花草，教室北面有教師辦公室和師生宿舍，西北角河邊有學生食堂。學校總體規模不大，學制兩年，高一高二各兩個班級。當時的校長是季壽豐，秦南東季人，長著一副大長臉。現在還能說出名字的老師主要有：語文學科的戴宗裕老師（鎮江人，抽煙比較厲害，兒子叫戴銘，小時候常到爸爸這里玩，據說后來在鎮江諫壁電廠工作）、周道生老師（蘇州人，在來北蔣中學前長期在南京某銀行工作，印象中周老師工作非常嚴謹認真，這應該與他在銀行工作養成的習慣有關。他批改作文時甚至要戴著兩副眼鏡，經常在同學寫得好的作文句子下面劃紅線，表示贊揚，記得劉志峰和我的作文曾受到過他的青睞。我讀師專期間正常與周老師有書信往來，后來還曾到南京玩過，就住在當時已經退休回寧的周老師家中，他還帶我游玩過一些景點）、蔣中林老師（蔣老師講課聲音很大，過了幾年才知道蔣老師是我老舅媽的侄子，后來他先后被調到大岡中學和伍佑中學工作）。還有也能叫出名字的王友軍老師和胡德利老師(后來好像做過北蔣文化站站長），王老師當時雖不教我們班，但我常從他教的班級門窗前經過，偶爾看到他的板書，就看出他寫的字非常飄逸，后來他到伍佑中學工作并做過校長，我九七年被調入伍中，也跟王校長對我比較熟悉有關(當時伍中歷史學科缺少人手，記得王校長還特地到鹽都黨校找過我，那時我在學習職稱計算機課程)。數學學科有盧耀紅和顧玉良老師（盧老師是盧村人，長得高大帥氣，寫美術字很漂亮，當時北蔣街上不少標語都出自盧老師筆下。后來大概是八九年春天，有一次我去三院＜現在的北三院＞有事，進門不遠處是盧老師先發現了我，他喊我的名字，我很驚訝，后來才知道三院要寫一些宣傳標語，院長與他熟悉，就請他來寫。他當時已被調到鹽城衛校，做了校長。盧老師寫粉筆字有個特點，遇到“之”字底的字，他都會把最后一筆寫得高高翹起。顧老師好像是西顧村人，個頭不高，教學比較認真，經常喊我到他宿舍替他刻講義。他有個哥哥叫顧玉柱，在學校里負責后勤工作）。外語學科的陳亞東老師和葛書剛老師（陳老師是射陽人，我們是進入高中后才開始學外語的，當初我們對陳老師說的一個詞感到很新鮮，他用方言說的“簡單”，我們聽起來是“蔣單”，因為平時很少聽到別人說方言，所以印象很深。我當時對學英語有點興趣，后來在尚莊中學居然還教過初中外語，應該說跟陳老師的英語啟蒙教學有關。陳老師后來先后被調到時楊中學和市一中。葛老師是北蔣盛花村人，當過兵，印象中他上課喜歡吹牛，但他兩個兒子確實比較優秀，大兒子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對外漢語系畢業生，大媳婦是外國人，聽說這個媳婦生小孩的時候葛老師從老家帶了老母雞和雞蛋到上海，想進她家門都不準，最后只能是東西留下，人請回!二兒子最初在鹽城教育學院做教師，后來也考取研究生。葛老師后來在尚莊中學工作過，再后來到射陽新洋農場職工學校去了）。物理學科的沈國柱老師和錢杰老師（沈老師是無錫人，四方臉，頭發始終向后梳，他平時講普通話，聲音很好聽，上課的時候有個習慣，經常要把粉筆磨成他喜歡的形狀才開始寫字。他有文藝特長，經常指導學生排演節目，富斌就跟他學過不少東西，包括別人聽不懂的蘇南話。沈老師后來被調到鹽城縣教研室做教研員，住在進修學校家屬區。錢老師也是蘇南人，上課時一進門就喜歡打開教室朝北的窗戶，保持通風，他后來被調到城西中學）。化學學科的胡甸芬老師（北蔣沙周村人，是當時任課老師中唯一的女性。講話比較親切，還經常把實驗儀器帶到教室做一些簡單的實驗，但當時男同學喜歡跟她開玩笑，暗地里叫她“胡大媽”(申愛立有一次隨便說的時候被胡老師聽到了，被罰站10分鐘）。政治學科的胡玉清老師（尖胡人，聽說最初學的是俄語，后來才改教政治，做過教務處主任。胡老師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頭發很少＜方言好像叫“秀頂光”＞，當時有一部電影叫《決裂》，其中說到一個老師（葛優的父親葛存壯演的）在課堂上講“馬尾巴的功能”，胡老師跟那個老師有點像，于是就有不少學生在背后喊胡老師為“馬尾巴的功能”，這當然很不尊重，但也可見學生的頑皮。胡老師后來還因為經常猜中高考題而受到學生的追捧，年紀稍大一些之后他被調到城里一個學校工作）。印象中地理學科好像也由盧耀紅老師負責教學。體育學科的潘殿坤老師（南蔣人，長得人高馬大，大背頭，標準的體育老師形象，經常穿一身運動服，籃球打得不錯。有一次上體育課，練習投擲手榴彈，我身邊的一個同學拿著手榴彈甩臂的時候不小心碰到我的鼻子，頓時我的鼻子血流如注，幸虧被潘老師及時發現，他急忙護送我到醫院治療，過幾天就慢慢好了，也未造成什么嚴重后果，所以我始終對潘老師懷有感激之情！后來聽說他到南方做生意甚至參與販毒，最后竟然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外地，我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們那時好像沒有生物課，當然也就記不得任何有關生物學科的事情了。

進入高中后，我正常與堂兄忠實（他當時讀高二）每天早出晚歸，中午在學校食堂吃一頓，一周六天只要交1.2毛錢，米是自己帶去的，基本都是菜湯，偶爾也能吃點豆腐。早上從家里步行到北蔣，大概要花四五十分鐘時間，一路全是泥土小路（到南蔣和北蔣街上才有磚頭路），有時下雨穿著套鞋（是一種低幫的膠鞋，還不是靴子）走甚至要一個小時左右，到學校時泥水早已溢滿了鞋子，特別是冬天往往雙腳上全被凍出了凍瘡，走起路來都很艱難。后來有一段時間住在三舅家，跟表兄富斌一起睡（他長我一歲，但與我同年級），記憶中不知在什么情況下我還住在朝兵家幾天（朝兵的父親與我的父親是表兄弟），生活和學習雖然辛苦，但苦中有樂，學習帶來的樂趣常常使我忘記了這些困難，從高一到高二，我的學習成績還不錯，經常得到老師的表揚，特別是我的作文常被戴宗裕和周道生老師當作范文在班上讀，這激發了我寫作的興趣，大概在高二，有一次學校舉行英語和作文比賽（作文題叫《當我撕下最后一張日歷的時候》），兩個項目我都得了第一名，學校還在學生大會上給我發獎（獎品好像是一支鋼筆和一個文具盒），讓我發表“獲獎感言”，但因為我個頭小，坐在椅子上還夠不到講臺，于是就在椅子上墊了幾本書才勉強夠到。

我七八年參加高考考得很不好，由此看出與其它學校的好學生相比還是有差距的。（我們那一屆北中兩個畢業班約120人中只有一個張新華考取了鹽城師專數學科，大學畢業后先在大岡中學教書，后來考取中南大學數學系研究生，被分配到省證券公司工作，現在是南農大數學系教授。到七九年，仲扣莊作為應屆生考取南京師范學院＜現南師大＞物理系，在北蔣造成不小的轟動＜后來他與我同年分配到尚莊中學，但他仍不斷進取，考取蘇州大學研究生，后來回到南師大做教師，現已成了知名教授，相比之下，我真感到很慚愧！＞）

1978秋到1979年夏，我在鹽城縣中（現在的市一中）復讀，富斌與我同班。教我們的老師在當時都還是有點名氣的，如語文學科的林志芬老師（當時是鹽城語文教學界的骨干，好像做過一中副校長和郊區人大副主任）、丁湘春老師（后來做過一中校長，最后不幸因車禍去世）；數學學科的劉祖桓老師（后來去美國留學）；政治學科的譚鋒老師（經常參加鹽城地區范圍內的政治學科考試命題）、張德榮老師（后來在師專讀書時他還教過我們哲學課）和陳鋒老師等；歷史學科的王導老師（王老師講歷史古今中外無一不能聯系，有很大的隨意性，板書也是想到哪寫到哪，不過對我們熟悉歷史教材大有裨益）；地理學科的朱德江老師（南通如皋人，南師地理系畢業，當時也可以算是鹽城中學地理界的一張王牌，富斌經常學他要下課時說的一句話“同學們，你們要尿尿＜用鹽城話說＞啊？”）。那時的縣中條件雖比北蔣中學要好些，但沒法與現在的學校條件相比，記得那時還基本都是平房，洗碗池還是露天的。我們的教室在學校西南角，與三院只隔了一條小溝，有時我們在教室旁的小樹林里讀書，還能看到小溝水面上漂浮著醫院丟棄的死嬰。宿舍在學校的一個大禮堂里（有文理各一個復讀班的學生都住在里面，算起來應該有一百個人左右）。食堂每天把燒好的飯菜抬到大禮堂西南角空出的地方出售，還分甲、乙等，我們因為家里條件不好，一般只能買乙菜（素菜）。有一天父親去看我，當時我們正在吃中飯，父親看到我和富斌放下蚊帳（怕被別人看到說我們太寒酸），只是各自吃著一份飯和菜湯，不像有的同學能買葷菜（甲菜），湯不夠時就倒點開水泡一泡，他回家后經常在家人面前提到這件事，現在想起來也確實感到心酸，但同時體會到吃苦也確實是一種鍛煉！

那時市面上沒有什么復習資料，全地區統一使用同一種復習資料(是鹽城地區文教局編寫的)，紙是黃色的，薄薄的，但質量很好，每個人都把它當作寶貝看待。在這期間我老舅還寄給我和富斌各一套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書名好像叫《高中數學復習》的書，編得也非常好。我二哥到外地出差也給我和富斌各買過一本薄冰編寫的《高中英語語法》，對我們學英語也很有幫助，富斌后來成了英語學科的特級教師，還做了校長，或多或少也是從中受益的吧？

在縣中復讀了一年雖然有些長進，但離高考分數線還差了一點，自己有些氣餒，但當時又不甘心，也沒有其它更好的出路，所以只能繼續選擇復讀。

1979年高考錄取結束后不久，鹽城縣文教局領導作出了一個明智之舉，決定將全縣高考總分230分以上的五十多名文科考生集中到時楊中學，辦一個復習班，10月中旬報到入學。這其中有后來成為我們師專政史科同班同學的王桂東、張殿悅、吳友余、朱開群、薛步堂、郭永東、包乃斌、姚萬才、高亞喜、宋相標、王仁勇等。當時的老師有既教語文又教地理，還做過我們班主任的周輔華老師（周老師工作很盡職，教兩門課，課務較重，不管刮風下雨、寒冬臘月，每天晚自習結束一個小時之后，他都要來宿舍催促挑燈夜戰的同學早點休息。每天清晨起身鈴響了之后，他又是第一個來宿舍，操著略顯沙啞的嗓子，大聲地喊：“同學們——起來吧，起來吧！三百斤大米，三百塊錢啊！——起來吧，起來吧！”——他仿佛不是叫我們起床，而是在反復吟唱，直到最后一名同學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奔向操場。周老師何以用“三百斤大米，三百塊錢”兩個簡單的數字喊學生起床，我當時的直覺是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忘了，在學校讀書，我們貧困的家庭每年大約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周師母也是時中的老師，好像是教物理的，當時聽說他們的女兒考取北京氣象學院，而且是當年這個學校在江蘇錄取的唯一的學生。后來周老師調到伍佑中學，做過副校長）。教數學的過惠良老師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過老師是蘇南人，那時應該有將近40歲了，但還是單身，有人說他脾氣怪，找不到老婆。但他教數學很有一套，他的最有特點的一句話是“或者”＜我們聽起來是“屋渣”＞。時中那時的學校櫥窗里經常有數學競賽的題目，據說就是由過老師負責的，能把他在櫥窗里的競賽題答出來的學生都可以得到他自己準備的獎品：答對一題給一支鉛筆。后來聽說過老師沒幾年就去世了，因為他有嚴重的抑郁癥，真是太可惜了！）教歷史學科的是學校的副書記徐安仁。教政治學科的是周良學老師，從他發黃的牙齒看得出他香煙抽得不少，但他上課前好像吃過口香糖之類的東西，所以走到我們面前，總帶有一股清香。

在時中的時候生活同樣是清苦的，每天兩點一線，周而復始，除了必要的吃飯、洗澡、洗衣、打水的時間外，絕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學習上了。因為有了兩次高考失敗的經歷，所以非常珍惜也可能是最后的復讀機會，有時晚上學到很晚，特別是冬天在教室，身上穿得也不太暖和，我有腿關節炎，現在推測就是那時留下的禍根。那時一個月放一次假，而且基本都是結伴步行回家(因為乘車要繞很遠的路，不劃算)，大概要花3個多小時（應該有三十多里路吧）。回家時每次向媽媽伸手要錢，她總把用手帕包著的錢基本都給了我（有時二哥也給我錢，他當時好像在做生產隊會計），我總感到受之有愧。返校的時候大多仍是步行，有時遇到三哥忠元有空，就由他騎自行車送我去，車上還帶著大米、炒面（俗稱“焦焦”）、糖、油和脆餅之類的東西。我感到在時中復讀時數學有進步（原來很不好），甚至有一次練習還得過班級最高分，這對我是莫大的鼓勵！

這期間有一件帶點神奇的事情值得記一記，有一次早自習，因為前一天晚上第一次吃了“補腦汁”（好像叫“維磷補腦汁”，玻璃瓶裝的）我在學校南邊的操場上讀書，背的東西在頭腦中印象非常清晰，當天的考試中發揮得特別好，我感到那是補腦汁的神奇功效，但現在想一想或許也是一種心理作用吧！那一年復讀的結果是我高考得分（345.6分，因為那時有填空題，有時一個空格只有0.2分）超過大專分數線約10分，但離本科分數線（353分）還差了一點，雖有遺憾，但我自己和家人都已非常高興，父親還特地請公社放映隊到我們村里放了電影。（那時復讀三四年以致更長時間的大有人在，我記得有一個葛武的姓孫的同學與我一起在時中復讀，而我師專畢業后去尚中工作的時候，他還曾坐在我班上聽過課，若是現在那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在此毫無取笑之意，而是感同身受）

1980年秋，我被錄取到鹽城師專政史科。當時的師專遠不像現在的師院這樣氣派和豪華，一條東西約有三四百米的主干道把生活區和教學區基本分開，路南主要是教學區，有教學樓和實驗樓，能見到的高樓也只是三五層，有的科室辦公室還是平房，甚至我們剛進校時建教學樓用的塔吊和工棚還在。政史、中文和外語科在文科樓，數學、物理和化學科自然是在理科樓（生物科好像是后來才有的），兩座樓之間還有一個實驗樓。路北主要是食堂、宿舍和浴室，圖書館好像還是后來興建的。文科樓前有一個運動場，跑道約有300米，但還是煤渣的，黑乎乎的，籃球場是水泥的，體育器材保管室和體育老師的辦公室在運動場的南面，也還是平房。

進校后我們在生活方面基本不需要操心，因為是師范生，所以國家有補貼，每個月都能領到約29斤飯票和近20元的菜票，在師專三年中，我印象中最好吃的菜莫過于虎皮肉和粉蒸肉（當時每份也不過0.25元左右），以致現在還感到齒有余香！

這三年中曾經給我們上過課的老師有：教中國古代史的姜觀吾老先生，當時已70多歲，面容清癯，仙風道骨；姜老的兒子姜濤，也給我們講過太平天國史（后來考取中國社科院讀研）；孫炳元老師（是蘇南人，講課很認真嚴謹，偶爾讀錯寫錯的字后來還會給我們重新糾正）；教中國近代史的蘇貴慶老師（很能“吹”）；教中國現代史的賈宗榮、沈長生和陳衛國老師（賈老師還是科主任，后來做了副校長。陳老師做過我們的班主任，我們離開師專不久，他就調到當時的地區行署工作，現在是市人大副主任）；教世界古代史的黃浩年、陳章文老師（黃老師做過我們大一、大二的班主任，講課時喜歡讀備課筆記，對學生上課的要求就是記筆記，常說“我報慢點，你們記快點”。陳老師是湖北人，一口濃重的鄉音始終改不了，大家聽課都很吃力，記得他還在尚莊中學教過書）；教世界近代史的朱正梅和從響水縣向陽中學借調過來的陳士奎老師；教哲學的張德榮老師（我在縣中復讀時他就教過我們的政治課）；教政治經濟學的王文華老師（人大畢業生，聽說在伍佑中學待過）；教馬克思主義原理的黃俊老師（比較機械、迂腐，據說后來在操場跑步時突發腦溢血去世），教心理學的朱新春老師（好像是現在鹽都區大縱湖人，一口土話也使有的同學感到夠嗆）；教英語的周建石老師（她女兒叫白梅，是外語科84屆的，跟富斌是同班同學），還有教我們古代文選的王文龍老師。

三年中，我感到學習并不輕松，主要是因為除了專業課之外，我還想多花點時間學外語（記得當時學習過陳琳教授的英語廣播講座，正常收聽“星期日廣播英語”，還經常到外語科看電視上的英語學習節目“跟我學”＜Follow me＞，學習《新概念英語》，訂閱《英語世界》，甚至有段時間還試著用英語寫日記，主要目的是想考研，但談何容易，至今都很遺憾！）我還喜歡聽收音機和看各種知識性的雜志，耗費了不少時間，也學到了不少知識。在師專期間，我曾參加過全校性的百科知識競賽（地點是在理科實驗樓一樓東邊的階梯教室），并獲得二等獎。

在師專時，周末在學校食堂能看到電影，當時的餐桌一桌兩用，平時當餐桌，看電影時又可以當椅子。還曾經集體到當時的鹽城電影院、人民劇場和勝利劇場看過電影（比如《小街》、《人到中年》和《苔絲》等）。

   三年的師專生活很快也就結束了，我被分配到郊區尚莊中學工作。工作期間我也在不間斷地學習著外語，當時心路很高，準備報考人大黨史系胡華教授的研究生，還曾寫信給胡教授咨詢相關問題，胡教授的助手給我回過信，解答了相關問題。只是當時的鹽城市郊區教育局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大專畢業生報考研究生要嚴格控制，最多只給一次機會，如考不上就再也不讓考第二次了，所以曾經那么抱有希望的研究生于我而言已變得很渺茫（也因為膽小，連一次都沒試過，現已成為終生遺憾）。后來因為成家，有了孩子，就把這事給耽擱了下來，現在想來還十分后悔。過了幾年，因為評職稱的需要，所以我于1996年秋到1999年夏參加了徐州師大(現在的江蘇師大)歷史系的本科函授。學員主要來自蘇北，有徐州的、寶應的、鹽城的、連云港的、淮陰的和宿遷的等等。我們這個班的班主任是湯其領教授(男，1947年9月生，江蘇省銅山縣人。徐州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古代史學科組帶頭人、碩士生導師。1989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導師是著名歷史學家吳澤教授>。現任江蘇省歷史學會常務理事，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高校歷史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江蘇省“九五”、“十五”規劃社科項目評審專家組成員，徐州市兩漢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 。他其貌不揚，做人低調。聽說他當過兵，在部隊學了英語，后來考研考博，學歷史，又回到大學教書。另外，給我們上過課的老師還有：孫海泉（中國法制史課）、劉磐修（古代經濟史課）、馬雪芹（歷史地理學課）、曹家啟（中國考古學通論課，當時在杭州師大讀博）、尹成法（當代國際關系課）、劉希為（隋唐史課）等。函授學習期間，吃不慣徐州的飯菜，經常從家里帶東西去吃。特別記得有一次夏天去學習的時候，大腿上長了一個癤子，快要化膿了，疼得很，走路也一瘸一拐的。我愛人在鹽城送我上車，臨走時叮囑我到徐州就打電話回來告訴一聲（那時還沒有手機），但我下午到校后因為疼痛，就躺下休息了一會兒，把這事給忘了，到晚上才想起來打電話，把她就急死了，當時也沒有其它辦法聯系到我。

三年中學過的課程及成績主要是：《明史》(82分)、《中國考古學通論》(79分)、《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84分)、《近代經濟史》(80分)、《歷史文獻學》(90分)、《隋唐史》(95分)、《中國法制史》(78分)、《中國古代官制史》(94分)、《英語》(83分)、《近代國際關系史》(64分)、《俄國史》(92分)、《歷史地理學》(80分)、《秦漢史》(85分)、《澳大利亞研究》(85分)、《近代政治思想史》(91分)、《計算機基礎》(95分)、《宋史專題》(90分)、《當代國際關系》(94分)、《六朝道教史》(92分)。

在徐州函授的三年當中，來去匆匆（記得當時從徐州汽車站坐11路公交車直接到師大成教學院附近，票價1.5元），只到過成教學院附近的一些地方，如淮塔公園和礦大校園等，有一次為去找一個學生也到過師大本部，其它一些有名的景點都沒去過，略有點遺憾，但主要目的達到了，想想也沒什么。

回顧我的求學歲月，想起了古人說的“艱難困苦，玉汝于成”， 一路走來，雖然辛苦，但也充滿了快樂，至少我們現在能通過自己的勞動為國家培養人才，成為一個對社會和家庭有所貢獻的人，同時又想起了詩人艾青說過的一句話：“人生的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卻只有那么幾步，特別是當人年青的時候”。我喜歡這句話，年青時的幾個關鍵步驟的選擇，往往決定你的一生。希望看到這篇文章的年青人能從我的求學經歷中得到一些領悟，記取經驗教訓，以便更有利于你的成長發展！    

(2016年6月7日完稿于伍中)

圖：霍春陽寫意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