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70年代起，香港成為亞洲電影業的中心，電影年產量高達兩三百部，輸出數量之多，覆蓋范圍之廣，幾乎超越所有西方國家。它與好萊塢并駕齊驅，被稱為“東方好萊塢”。

好萊塢電影在歐美市場勢不可擋，對香港卻久攻不下。

邵逸夫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驕傲地說：“你知道嗎？我已厭倦了別人老是問：'閣下是否要挑戰好萊塢？’我真的覺得，我們有自己的一套，跟好萊塢不一樣，卻不比好萊塢差?！?/strong>

氣象學家羅倫茲曾提出過蝴蝶效應：“一只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以在兩周以后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

風起于青萍之末。恰好就在70年代，計算機圖形圖像技術（CGI）悄悄誕生。

這項開啟新時代大門的技術猶如那只遙遠的蝴蝶，將在20年后掀起滔天巨浪，成為好萊塢打敗香港電影、制霸全球的利器。

01盛世余暉

20世紀60至90年代，香港經濟一路高歌猛進，從遠東貿易港一躍成為國際大都市，與臺灣、韓國、新加坡并列“亞洲四小龍”。

中外元素混合交融的都市文化、廣闊的市場與充足的資本、以經濟利益為運作軸心的商業機制，為電影業培養出眾多的優秀人才。

70年代末，香港涌現一批充滿創作激情的新銳導演，以徐克、許鞍華為旗手，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電影革新運動——“新浪潮運動”。

徐克是一個多產且題材多樣的導演，參與制作的電影60多部，多數為武俠電影。

他們以香港本土文化為主，融合好萊塢及其他國家的電影風格，在影片類型、制作技術、視聽語言、美學觀念等方面進行大膽創新，從題材挖掘到表現形式都達到一種極致化程度。

經濟的繁榮興旺和港片的風生水起，吸引大批熱錢聞風而至。市場好，回收快，投資者熱情高漲，大水漫灌。一時間，中小電影公司大量成立，融資方式靈活多變，拍攝種類五花八門。

這段風起云涌的新篇章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終結于90年代初，被稱為香港電影史上的“黃金十年”。

那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警匪片、黑幫片、功夫片、僵尸片、喜劇片、文藝片等多種類型片交相輝映。

周潤發的黑幫英雄片、周星馳的草根喜劇片、成龍的功夫喜劇片締造了“雙周一成”的票房鐵三角；鄭伊健的蠱惑仔系列，李連杰的黃飛鴻系列為香港影業的興盛推波助瀾。

票房冠軍從70年代許冠文《鬼馬雙星》的600萬港元一路上漲到90年代成龍《警察故事4》的5700萬港元，這也是單部港片本土票房的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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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故事4》本來沒設定這一幕，導演臨時起意，讓翻越山崖的成龍突然看到直升機出現，本能地抓住起落架。

進入90年代，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橫掃千軍。1992年更是無與倫比的“周星馳年”——個人包攬年度十大票房前五名，這項成就在全球電影票房史上前無古人，至今后無來者。

毫不夸張地說，當時的港產片在亞洲影壇一統天下，整個東南亞和東亞的觀眾幾乎都是它的擁躉。那些聞名遐邇的電影人和他們的代表作品，既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也給好幾代人留下了特殊的感情和寶貴的回憶。

02大廈傾圮

物極必反，盛極必衰。香港電影的盛衰分水嶺出現在1992年。

這一年港產片票房創下12.4億的最高紀錄，之后跌跌不休，到1999年僅剩3億多，跌幅近8成，行業幾乎走到崩潰的邊緣。7年時間，恍如隔世。

1990-1998年香港電影票房收入（百萬港元）

80年代末，大量熱錢、尤其是臺灣資本的注入，促進了香港電影的蓬勃發展，但禍根就此埋下。香港電影的特色是高度商業化，弊端是急功近利，追求票房至上、快產快銷。

在資本的眼中，電影是一種快餐式的消費品而非藝術追求，賺快錢才是第一位的。因而在業內掀起了一股粗制濫造、追星跟風的狂潮。

許多制片商把大部分費用投在當紅明星身上，其他成本能省則省。類型片曾是香港電影興盛的法寶，他們一窩蜂搶拍賣座類型片、翻拍經典炒冷飯，跟風之作絡繹不絕。很多電影一兩個星期就能拍完，俗稱“七日鮮”、“十日鮮”，劇本胡編亂造，內容粗陋不堪。

王天林回憶：從周四算起，一天內找到演員，導演，工作人員；周六開拍；周一完成；周三就將拷貝送影院了。

過度開發和創意枯竭，讓觀眾審美疲勞，心生厭倦。

香港以彈丸之地，與好萊塢并列世界兩大影片輸出地。這個驕人成績依靠的是海外市場：香港影片的票房，本土只占4成，其余6成來自海外。

1997年席卷亞洲的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了臺灣、韓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的經濟，這些是港產片賴以生存的傳統市場。金融危機之后，它們的經濟一片狼藉，貨幣貶值，消費低迷，日益摒棄價格高昂制作草率的港產片。

市場一旦不好，前來淘金的最大金主臺灣資本也紛紛撤資。

如果說，海外市場的萎縮與臺灣資本的撤離，使得本就走下坡路的香港電影雪上加霜。那么人才外流更是釜底抽薪。

大廈將傾，獨木難支。

大批中流砥柱相繼遠走他鄉。1993年吳宇森進軍好萊塢，先后拍攝了《終極標靶》、《斷箭》、《變臉》，成功站穩腳跟。不久成龍、李連杰、周潤發、徐克、林嶺東、袁和平等重量級演員和導演也陸續漂洋過海前往美國。

吳宇森執導、湯姆·克魯斯主演的《碟中諜2》成為2000年香港票房冠軍。但這已是一部好萊塢電影了。

電影制作的幕后人才流失更加嚴峻：不只是美國和大陸，連印度、韓國、泰國都有他們的身影。進入21世紀之后，加之制作銳減，失業嚴重，整個產業鏈已經出現了人才斷層的危機。

03降維打擊

早在上世紀20年代，美國政府高層就已看到電影蘊含極高的政治價值。

他們將好萊塢電影視為美國文化的重要代表，進行大力扶持和深度合作，向全球各地輸出本國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以實現將美國塑造成世界范圍內的藝術、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導者這一終極目標。

那些盛極一時的電影公司

90年代以前，美國的電影票房中，海外市場的收入占比約50%，以歐洲和拉美為主。冷戰結束后，美國實施“全球化”戰略，憑借強大的政治經濟力量協助好萊塢打開各國大門，擴張軟實力，推行文化霸權。

而遙遙領先于各國的計算機科技，也讓好萊塢電影在征服全球的道路上如虎添翼。

1993年，斯皮爾伯格執導的科幻片《侏羅紀公園》橫空出世，以6300萬美元的制作成本開創了數字特效的新時代。這是一個全新的物種，它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與逼真的電腦特效掀起全球性的賣座風暴。

該片全球票房超過9億美元，是當時最成功的商業片，這一紀錄直到5年后才被《泰坦尼克號》打破。

《侏羅紀公園》成為香港第一部票房超過6000萬港幣的電影。上一年香港本土影片還包攬了年度票房前十，如今卻被進口片拿下年度冠軍和打破票房紀錄，這是20多年來都不曾發生過的事情。

《侏羅紀公園》的影響不止視覺沖擊那么簡單。當年與之同臺競技的有周星馳的《唐伯虎點秋香》、劉青云的《新不了情》、成龍的《城市獵人》，香港電影在特效、劇情和敘事上都已遠遠落后對手。

《侏羅紀公園》的上映是香港、亞洲市場淪陷的開始，同樣是美國大片統治世界的開端。

好萊塢長驅直入，《生死時速》、《真實的謊言》、《碟中諜》、《獨立日》、《泰坦尼克號》輪番登場，橫掃全球。

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執導的《泰坦尼克號》以2.5億美元的制作成本，拿下全球18.4億美元的票房。該片在香港獲得1.15億收入，直接把歷史紀錄拉升了一倍，幾乎是當年香港本土電影前三名的票房總和，港片再挨當頭一棒。

詹姆斯·卡梅電影制作成本都很高，被稱為“最會花錢的導演”，擅長動作片及科幻電影。

好萊塢大片以超前的CG特效、宏大的敘事模式、獨特的劇情設定，對香港電影進行了全方位的降維打擊。就影片寓意與藝術性來講，這已經不是同個維度的競爭。

幾年之內，香港60%以上、臺灣90%，泰國80%、日本65%的市場份額相繼失守，亞洲成為好萊塢電影發展最快壟斷性最強的海外市場?！皷|方好萊塢”原有的市場影響力徹底退位讓賢。

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

海外市場集體淪陷，本土票房節節敗退。捉襟見肘的困境，讓香港電影無力承受數字技術電影動輒上億美元的制作成本，再也難以展翅高飛。

04港片已死

2002年劉偉強、麥兆輝執導的《無間道》三部曲是港片的回光返照，也是最后的挽歌。

給我一個機會,我想做個好人。”《無間道》是2002年香港電影票房冠軍。

然而，這一絲復興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進入新世紀后港片在產量和票房上全面進入冰河期。

2002年拍片量僅有90部，收入不足百萬的高達29部；2003年拍片量只有70部；2006年更是跌入谷底，只有52部出品，票房過千萬的只有7部，累計票房僅2億，大部分只有100萬左右的票房。

《大公報》不無悲涼地評論道：“382位導演有205位，在7年里只有一部電影公映，他們是怎樣生活？恐怕一定有其他門路，或許早已轉行……”

自2005年之后沒有一部華語片拿到香港年度票房冠軍；2017年起香港電影票房榜Top10全部被好萊塢攻占，換言之已經連續3年，沒有華語片進入年度總票房前10了。

歸根結底，香港電影業的日漸式微不能簡單歸因為創作能力的下降，而是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的結果，根本原因是“改革開放”和“冷戰終結”帶來的結構性變化。

香港的影視文化之所以長期領軍大中華文化圈，是英國殖民擴張、日本侵華戰爭和美蘇冷戰等一系列特定歷史條件造成的結果。香港在這個過程中，借助各種天時地利成為資本、技術和人才流動的關鍵節點，構建起先進的金融與文化網絡。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逐步深化，加之冷戰的結束，打破了兩個平行市場的分野，金融國際化與文化全球化大行其道。那套舊有的網絡逐漸解體，香港的重要性不斷下降，也就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

大陸與香港歷年GDP對比

此一時，彼一時，昔日的東方之珠風光不再，不免令人唏噓。

這一衰落表現在電影領域，不僅是票房的減少和規模的收縮，也是生產模式的變化。

以往香港電影面對的是分散的小市場，電影生產主要在本地進行。如今內陸市場規模龐大，拍攝條件更加優越，黃金時代培養起來的電影人大部分的創作活動都轉到內陸進行，本土新人參與電影攝制的機會急劇減少，導致香港電影界的社會網絡也在瓦解。

香港的本土市場太小，存在觀眾、場地、資本投入的局限，純粹的港產片只能支撐起少量只面向本地的小制作。但問題在于，由于電影生產的萎縮和各類人才的斷層，整個電影產業將會后繼無人。

東方好萊塢”已淪為好萊塢的海外領地之一，泯然眾人矣。

華語片TOP1的票房追不上前者的車尾了。

因此“港產片”這個概念，單就商業角度而言，其實已經死了。但這種死亡并非一去不返，而是換了種方式涅磐重生，匯入到更加宏偉的華語電影大潮中，這才是香港電影的唯一出路。

05北望神州

與其茍延殘喘，不如從容燃燒。

正如《無間道》導演劉偉強所言：“在香港電影人面前，有一個很好的轉型機會，就是大陸市場的開放……香港電影在大陸的票房，動輒好幾千萬……大陸市場對香港電影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早在1982年，“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左派影片合并成立的銀都機構，就利用豐厚的內陸資源，拍出了轟動一時的《少林寺》。內陸的觀影人數達到了5億人次，從此港片在內陸的傳播一發不可收拾。

82版《少林寺》是一代人的經典，在幾毛錢票價的時代創造了上億元票房奇跡。

之后雙方的合作日益密切，結合兩地資金和人才拍攝電影的模式逐漸成形，以1993年上映的《霸王別姬》最具代表性。

2003年，中央與香港簽訂了CEPA協議，內陸與香港合作拍片從此蔚然成風。

2005年上映的《功夫》在香港本土的票房收入為6000萬，在內陸卻達到1.5億的票房。2006年，香港的華語電影票房前10名，有7部是合拍片，且前4名全部是合拍片。

《功夫》 由內陸、香港合拍，美國哥倫比亞公司投入制作成本的95%，并負責影片全球發行。

巨大的產出回報，讓香港電影人看到希望的同時，也明白了現實的殘酷：必須重新定位自己在華語文化圈內的位置。

北上融合，依托內陸市場多元共生，才是香港電影的革新之旅。

2007年，被稱為香港電影“最后的守望者”的杜琪峰，也開始與內陸合作。

如今，合拍片已成為香港電影的創作主流。2019年《廉政風云》、《掃毒2》、《葉問4》、《新喜劇之王》四部合拍片穩坐香港華語電影年度票房前四位。

中國華語片的未來，就是港片的未來。

至于香港電影回到以前與好萊塢并駕齊驅的光輝歲月，可能性很已經渺茫了。

畢竟，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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