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對李世民來說，絕對是黑色的一年。
年初，魏征去世。大唐王朝最閃耀的一面鏡子，像流星一樣劃破了時空，通過唐太宗的御口，給我們留下了經久不衰的恒言：
“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魏征去世后，太宗傷心不已，罷朝五日，親自書寫碑石立于其墓前，追贈魏征為司空、相州都督，謚“文貞”。
同年2月，李世民命閻立本繪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煙閣，魏征位列其四。政務之余，太宗常常登上凌煙閣，凝望著魏征的畫像，間或寫詩悼念這位名臣。
（魏征，現已還原為魏徵，因形音義皆異，“征”不再作“徵”簡化字用。此處，為方便讀者辨識，暫沿用舊式寫法）
沉思的太宗還沒回過神來，又接到一則炸裂的消息，齊王李祐反了。
《資治通鑒》·唐紀·唐紀十二：祐因私署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行賞，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三月，丙辰，詔兵部尚書李世等發懷、洛、汴、宋、潞、滑、濟、鄆、海九州兵討之。
叛亂很快平定，但帶給李世民的陰影，卻揮之不去。
審查齊王李祐謀反案時，七拐八拐，把一名叫紇干承基的人牽扯進去了。
紇干承基，名字比較拗口，身份也比較特殊，他是太子李承乾的貼身侍衛。紇干承基并不甘心俯首就戮，求生的欲望告訴他：戴罪立功！
什么樣的功勞才能抵消謀反這樣的彌天大罪？只能是揭發另一個謀反了！
他告訴李世民又一個驚天秘密：太子聽說齊王在齊州謀反后，曾對我們說，東宮與大內只有二十步的距離，如果突然發難，就算皇帝神功無敵，也難逃玄武門之變的輪回！這豈是齊王所能比。
《資治通鑒》·唐紀·唐紀十三：太子聞齊王祐反于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
更要命的是，叛逆歸叛逆，太子還是個行動派，他聯絡了許多大臣，成天密謀，搶班奪權即將進入實施階段。
不敢相信的李世民馬上派人徹查此事，發現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太宗呆立朝中，憂傷和憤怒交織于心。
歷朝歷代，謀反的下場只有一個，身首異處。但是輪到苦心培養的太子李承乾時，唐太宗卻沉默了。
他把難題拋給了群臣：“將何以處承乾？” 群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
痛之切愛之深的太宗迂回地留住了兒子的性命，但對那些參與的臣子們，卻是再也不能放過，徹查到底。
這一查，又一個重要人物浮出水面。侯君集，當朝大將，文武雙全，官拜兵部、史部尚書，封陳國公，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十七。
而且，他不僅是功臣，還是太宗的心腹。玄武門之變時，他還是李世民的主要助手。
《舊唐書·侯君集傳》：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
這樣的一名重臣，竟然也參與謀反，而且是很沒有意義的太子謀反，難道就這么等不及嗎？
李世民的心中，無比憂傷。大唐盛世的開朝功臣，就這樣急于送我歸位嗎！
憂傷之余，伴隨而來的是熊熊怒火。侯君集如此大逆不道，是否還有朋黨？他是如何來到朕的身邊？
這一聯想，太宗又想起了魏征，侯君集，正是他舉薦的。
《資治通鑒》·唐紀·唐紀十三：魏征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為仆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
而魏征推薦的另一宰相之才杜正倫，也曾因太子之事被貶。
疾怒之下，太宗疑心頓起，他終于開始懷疑曾百般器重的明鏡了。歷朝歷代，最為皇家所忌諱的一條，就是朋黨之爭。“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征阿黨”。
魏征的直言敢諫，千古流傳。而他的另外一重身份，如今已是鮮為人知，但在當朝，卻是名滿天下。
看看他作為諫臣前的功績吧。
還是那個群雄逐鹿的年代，魏征屬于大名鼎鼎的瓦崗寨，但未得李密重用，“征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
后來李密敗于王世充，降唐，魏征也隨之來到長安。
李密雖然降唐，但還有些想法。瓦崗寨的余部還控制著包括山東在內的大半部關隴以東地區，這些地區事實上的領袖，是徐世勣，字懋功，也就是隋唐演義中聞名遐邇的徐茂公的原型。
徐世勣在李密降唐后的態度比較曖昧，明言自己所控制的地域屬于李密，如果自作主張降唐則是背主邀功。
已經降唐的魏征這時還是沒有得到重用，此時的他，一定想起了戰國時期那位叫毛遂的志士。于是，自愿出馬收復山東，隨后一書勸降了徐世勣。
“自請安輯山東，……時徐世勣尚為李密擁眾，征與世勣書曰：自隋末亂離，群雄競逐……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兇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
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
不過，名臣之路，注定不會一帆風順，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不久，降唐的魏征和徐世勣一起成為竇建德的俘虜。
竇建德者，夏王也，隋唐年間著名英雄人物，曾擒殺發動政變弒隋煬帝的宇文化及，一度成立夏國與唐王朝分庭抗禮。
名聲在外的魏征被惜才的竇建德任命為起居舍人(記錄皇帝言行的官)。“俄而建德悉眾南下，攻陷黎陽，獲征，署為起居舍人”。
竇建德兵敗后，余部欲立他的養子，繼續興兵對抗唐王朝。這時魏征又發揮作用了，他和竇建德的部將齊善行一起，勸說夏國余部歸順唐朝。
《資治通鑒》·唐紀·唐紀五：時建德馀眾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征兵以拒唐……。善行獨以為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茍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一朝為擒，……今喪敗如此，……不若委心請命于唐……勿復殘民也！
《隋書·裴矩傳》：建德敗于武牢。群帥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征等說旦及齊善行令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征、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
坎坷的魏征再一次踏上唐王朝的征程，盡管功勞赫赫，但兩度為臣的經歷確實讓他有些不受待見。幸好那時的太子李建成也是久聞其名，征招為洗馬，這是太子東宮主管經籍圖書的官員。“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
崗位比較平凡，但遮擋不住名臣的光芒。
不久，竇建德舊部劉黑闥舉兵反叛。魏征再次脫穎而出，獻計促成李建成出兵平定叛亂。
“'……今黑闥率破亡之余，眾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絕，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愿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
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
……
后世以諫臣聞名的魏征原來有著如此覆雨翻云的能量。
瓦崗軍的出身，竇建德部的經歷，還有太子建成親信的身份，給魏征的政治生涯，帶來了無盡的變數。
然而，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這些經歷，最終演變成魏征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底蘊，就是山東豪杰的代表。
李唐王朝，是在三股士族力量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支是關隴集團，一支是山東集團，還有一支是江南文士。
李氏家族就屬關隴集團，這是由北魏鮮卑貴族組成的軍事集團，包括胡化的漢人和西域的胡人。
山東集團包括山東士族和山東豪杰（這里的山東，不僅僅是如今的山東省，還包括河北、河南、山西東部、安徽等崤山以東地區）。山東士族歷史悠久，具有強大的宗族鄉里基礎，由此蘊生出巨大的政治能量，進可控制朝政，退能控御鄉土。
唐詩有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其中的王家謝家，即瑯琊王氏和陳郡謝氏，就是典型的山東士族代表。
山東豪杰則是在隋末混亂中迅速崛起的地方豪強，典型代表就是反唐的竇建德、劉黑闥集團和親唐的瓦崗寨集團。
江南文士則是隋朝統一南方前就已經存在的世家大族，他們一方面參與唐朝政治制度和典章則例的制定，另一方面繼續在江南地區發揮影響。
這三支力量，對于唐朝的建立和早期國力的恢復壯大，起著很大的影響。
山東集團擅長戰斗與耕種，有著嚴密的組織，歷來是各方政治勢力的拉攏對象，尤其在唐初，有著重大的影響力。
自從宇文泰立關中為本位，到隋煬帝定都洛陽興修運河，山東的地位與重要性便愈發凸顯，關乎到了王朝的興衰命運。
玄武門之變前，李建成與李世民為了爭奪權力，在國內拉攏朋黨明爭暗斗，當時山東一帶的勢力，被李建成收攏不少，甚至在當地豢養死士培養忠于自己的勢力。
李世民同樣在山東開文學館招賢納士，還派部下張亮到山東招納山東豪杰，欲以此削弱李建成的影響力。
最終，玄武門生變，李世民勝出。
猛將薛萬徹等東宮舊屬，帶著大批將士出逃以圖東山再起。
接著，早就與李建成“眉來眼去”的幽州都督李瑗，起兵對抗李世民。
然后，特別是李建成曾經的親信李藝（原名羅藝）反叛，給李世民帶來很大的震動。
李藝，大唐猛將，曾兩敗竇建德，后與李建成共討劉黑闥，二人關系十分密切。
唐太宗即位后，大封功臣，拜李藝為天節將軍，亦是燕郡王。但李藝仍然內心惶恐，貞觀元年春，于涇州造反。
這些反叛盡管很快平息，但李世民意識到，處置原東宮、齊王府的從黨，并非依靠殺戮就能解決問題。
還有身處山東的隋末各農民義軍頭領，這些勢力如果再走到一起，勢必加劇政局的動蕩不安，甚至可能重演隋朝的歷史。
于是，關鍵人物魏征，映入李世民的眼簾。無論是瓦崗寨起義，竇建德集團，還是東宮的上層集團，都離不開魏征的身影。
重用魏征，能夠起到“接洽山東豪杰監視山東貴族及關隴集團，以供粉盒操縱諸政治社會勢力之妙用”。
李世民交給魏征的第一個任務，就是“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舊唐書），“宣慰山東，聽以便宜行事”（資治通鑒）。
名臣魏征不辱使命，剛毅果斷，一出手就穩定人心，深得李世民信任。
玄武門之變后，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的黨羽流散逃亡到民間。雖然朝廷連續頒布赦令，但他們仍然內心不安，因為不斷地有人爭著告發捕捉他們，以此邀功請賞。
于是朝廷繼續下令：“六月四日以前與東宮和齊王有牽連的人、同月十七日以前與李瑗有牽連的人，一概不允許相互告發，對違反規定的人以誣告治罪。”
再好的命令，沒有執行還是一紙空文。于是，魏征出征。
來到磁州(今河北磁縣)的魏征遇到了兩輛去往長安的囚車，州縣枷送東宮與齊王府的兩名罪人，原來的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齊王護軍李思行。
魏征攔住了他們：“我奉命出使的時候，朝廷已下赦令，對原來的東宮與齊王府的屬官一概赦免，不予追究。現在還在押送李思行等人，誰能不懷疑赦令！朝廷即使派遣了使者，又有誰會信他！
我不能因為顧慮自身遭受質疑，便不為國家考慮。我們出發的時候，皇帝給了我們便宜行事的權利，皇帝對我們以國士相待，我們也應該以國士的行動報答皇帝。”
于是，他將李志安等人一律釋放……
得知此事的李世民異常欣喜，有魏征相助，山東集團、東宮集團，穩了。大唐王朝的盛世即將開啟。
名臣魏征，也開啟了他早期的經略山東生涯……
作為山東豪杰的代表，魏征經歷了歲末動亂，對山東的政治形勢和社會局面比較了解，與各種勢力都有密切聯系。他的書表，自然與山東集團關聯較多。
他常向唐太宗進諫：“甲兵屢動，徭役不息，楊隋之亡，與重役山東，攻伐高麗密切相關。”
因為一旦唐朝對高麗開戰，那么山東的徭役勢必會增加，這絕對不是山東集團想要的。
魏征還堅決反對李世民泰山封禪，理由是“伊洛以東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道路蕭條進退艱阻。”但此事背后，不得不讓人對關隴集團和山東集團之間的博弈產生遐想。
于是，一方面出于對君王信任的回報，一方面出于為山東集團的代言，魏征走進了名揚天下的諫臣生涯。
明君賢臣，百世流芳的千古明鏡，傳為一時佳話。于唐太宗來說，成為一代賢相的魏征，雖說是意外收獲，但的確為當朝皇帝所需。
也正是有著這些錯綜復雜的深厚背景，才讓魏征得以在伴君如伴虎的環境中，留下千古諫臣的美名。魏征的生存之道，絕不僅僅是依仗唐太宗的開明之舉。
魏征既逝，太宗自是悲痛不已，“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而侯君集和杜正倫牽連太子反叛一事，雖說讓李世民起了疑心，但多年的君臣感情，還不至于讓他失態。
然而，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很快，又一則消息傳來，徹底擊潰了唐太宗逐漸生疑的內心。
《資治通鑒》·唐紀·唐紀十三：“又有言征自錄前后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
什么意思呢？有人說，魏征把自己的諫諍與奏折，編輯成冊給史官褚遂良看。
這又是為何？原來，隨著貞觀之治漸入佳境，大唐王朝的政局越來越穩定，子嗣黨爭之事反而愈演愈盛，李世民對舊臣的疑心越來越重。
看似耿直的魏征，不知是出于自保，還是要把諫臣的警示作用發揮到底，臨死前將這些年來給李世民提過的意見整理了一遍，鄭重地交給史官褚遂良，以備參考。
千古諫臣，就這么悄悄地擺了皇帝一道。
而唐太宗，自“玄武門之變”起身，內心深處，深藏著對史書記載的恐慌。
這是一位十分在意自己名聲的君主，曾多次親自翻看起居注。作為帝王，如此在意歷史的評價，在中國歷朝歷代，并不多見。
而古代的史官，也是獨一檔的存在，尊重事實，堅守初心，甚至敢與皇權相抗。
內心不安的唐太宗，不計較這種事是不可能的。
知道魏征的小動作后，唐太宗終于憤怒了。你用我的寬容，成就你的美譽；還要把我的惡名，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回想往事，君王納諫的美名，已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定斷國事，皇帝還要看大臣的“臉色”！長時間積聚起來的壓制，轉化為無可抑制的憤怒，洶涌而出。
盛怒之下，唐太宗先是廢除橫山公主與魏征兒子魏叔玉的婚事，然而余怒未消，隨即又下令撲倒了自己手書的魏征碑。
“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玉，而踣所撰碑。” 此時，距離魏征去世僅隔數月，皇恩寵棄，舉手之間。
……
貞觀十九年（645年），再也無人能阻的李世民親征高句麗。唐軍連破高句麗10城，遷7萬人入中國，殺獲大量高句麗軍，斬首4萬多級，還繳獲大量馬、牛、裝備、物資。唐軍自身損失戰士接近2000人，戰馬損失8000匹。就表面的戰果和戰績來說，唐軍大勝。
不過，到了遼東安市（遼寧蓋平縣東北），唐軍久攻不下，雙方形成對峙狀態。后來天氣寒冷、糧運不濟，唐太宗被迫撤軍，沒有達成親征目的。
班師歸來的路上，唐太宗陷入了沉思，不知他是否意識到，功名利祿，終將是身外之物，四年后，他也將離開這個舞臺。塵歸塵，土歸土。
有一點可以確定，那時的他，終于感覺到自己老了，懷念起跟隨他南征北戰、文攻武斗的凌煙閣功臣，尤其是他常以明鏡贊譽的第四功臣魏征。
太宗終于醒悟，長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悔恨的太宗派人乘驛馬晝夜兼程，以少牢之禮祭祀魏征，重新豎立被他下令毀壞的墓碑。并召來魏征家人，慰問賞賜的同時，也在安撫自己那顆自責的心。
往事悠悠，唐太宗與魏征之間的齬齷，已悄隱在歷史的塵埃中。君臣之間直言納諫的佳話，伴隨著明鏡的傳說，化為君臣之誼的典范和貞觀之治的政治理想，成為了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