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華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一、四庫承載了中國傳統學術體系及其知識系統

“四庫”之名源于唐玄宗開元時期。唐開元時，皇家藏書以甲乙丙丁為序，依次將經史子集四部書各為一庫，置知書官八人分掌。凡四部庫書，長安、洛陽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1]“四庫”于是得名。由此可見，“四庫”既傳承了天干前四位甲乙丙丁之樸素的類序觀念，又坐擁經史子集四部所有書籍?？梢哉f，“四庫”是以經史子集為序的經史子集四部文獻及其學術體系與知識系統的代稱。而我們通常認為的以經史子集四部為序的古代圖書分類名稱[2]，是近代之后詞義發生轉移的結果。亦即，四庫既容括了經史子集四部文獻，也承載了以經史子集四部為序的傳統學術體系及其知識系統，是內容與形式的合二為一，且與生具有文化傳承功能。

“四庫”的名稱雖然出現在唐玄宗時期，但是，若追溯它的淵源，則可至西漢劉向、劉歆父子以六部著錄群書之時。正是劉向、劉歆父子二人以六部歸類書籍，為中國書籍分類開辟先河，才有了日后在六部基礎上的四部分類。而到東晉李充仍以西晉荀勖甲乙丙丁為名，但改其經子史集之序為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之后，即便有如王儉、阮孝緒析而為七，祖暅別而為五，也只是個別情形。由于四部分類法更符合典籍實際發展狀況，滿足當時學術文化繁榮進步的需求，所以，無論官私目錄書籍，大都按照四部編排。至《隋書·經籍志》，最終確立了以經史子集為名、為序的四部分類。自此之后，四部分類法更成為書籍著錄的主流與核心。到清高宗時，四部分類法發展到頂峰。

當然，談四庫不能不談到四庫修書。正是四庫修書，使四庫發展到頂峰；而《四庫全書》及其提要，尤其是《四庫全書總目》，更是四庫上升到巔峰的標志。張之洞稱《四庫全書總日》打開了問學大門，是諸生良師[3]。余嘉錫更認為《四庫全書總目》是自劉向《別錄》以來目錄第一書：它“衣被天下，沾溉靡窮”；嘉慶、道光以后的通儒們，都得益于它的引導，并奉之為指南。是“功既巨矣，用亦弘矣”的佳作。[4]

當然，這也是歷史大勢所趨。一部意在引領思想文化界、完成學術導向歷史使命的大型目錄著作，是盛世的必然需要與產物。對于四庫功用，在四庫修書時，清高宗就已從文化及治術層面強調四庫包羅古今宇宙無遺，是讀書治學門徑，具有宣德、達教、利器的特質，且深刻道明了四庫及四庫發展到巔峰的杰作《四庫全書》的內蘊，即承緒先賢先圣，積極弘揚和發展文明，以使世人能知曉道統的旨趣所在。這亦是他寄予的千秋功業。

確如清高宗所見，在中國以四庫為主流與核心的傳統目錄分類體系中，自西漢劉向奉詔整理書籍開始，“甲乙紀數之需”與“辨章流別”，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5]就是書目須臾不可離的兩項任務，有著深刻的功用與宗旨。在這個過程中，無論官私通斷，官方意志與個人好惡等，往往被中國大部分目錄學家系聯其中。如此而就的目錄書，除對學術有總結之功外，也實屬一種特殊的思想著作。故而四部分類法的確立及其獨尊過程，說是一部中國學術發展史，實不為過。這也是四部分類法能成為中國傳統學術學科體系及其知識系統的憑籍。四庫因之承載了中國傳統學術學科體系及其知識系統。

當然，談及四庫及《四庫全書》，我們自然要想到“四庫學”?！八膸鞂W”，顧名思義是研究四庫及其相關問題的一門學問。不過，“四庫學”這個概念，并非泛指四庫，而是專門針對《四庫全書》及其研究提出來的。

二、四庫學尤具中國特色，是關乎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傳承的學問

回望《四庫全書》研究歷程，20世紀以前，學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對四庫的補續糾謬或條綱系目上，完整系統之作不多，研究成果較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四庫全書》由欽定而成，少有人敢碰禁忌。當然，補續糾謬或條綱系目也是目錄學研究對傳統學術的承續，不脫有清一代學術主流的表現。這個漫長的階段只能是《四庫全書》研究興起之前的準備時期。

雖然這只是個準備期，但在四庫修書之時，就有傳教士將此事傳回歐洲，并寄回這些版本。[6]其成書之日，更以東方文化代表的身份取得了世界性地位。作為《四庫全書》的共生產品，《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成書不久，即傳入了日本、朝解、越南等地，至今仍助力他們的學術文化研究，貢獻不小。

民國時期，《四庫全書》研究解脫欽定束縛，進入初興階段。陳垣、董眾，余嘉錫、胡玉縉、楊家駱、任松如、郭伯恭等領軍《四庫全書》研究，取得眾多開創性成果。

同時，盛世修成的《四庫全書》，因其是清朝以中華正統繼承者的身份在文化上的表現，代表著清朝無限榮光，所以它是清代及其文化的象征。故而，當清政府退出歷史舞臺后，自成書以來便經歷了滄桑變遷的《四庫全書》，就以既承載著清代以前中華文化，也承載著有清一代文化信息的文化傳承者身份，被各界關注有加，寄予了期許，賦予了新的象征意義。即，在國家文物身份基礎上，被寄予了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價值。而視之為“我國歷代文化之所寄，國粹之結晶品”[7]者，也大有人在。

這個時期，如何對待《四庫全書》，也成為大家關注的話題。因為聽聞溥儀欲賣文溯閣《四庫全書》，王國維建議開放《四庫全書》，與內務府古器物、書畫一道，供大家觀覽。[8]1925年，為了“廣國民之意”，建議國民自設藝文館的呂思勉主張在《四庫全書》的基礎上出版“民國全書”。[9]而在1920 到1935年這15年之間的5次影印浪潮中，則有如張元濟等出于“發揚固有文化，保存國粹”[10]倡導影?。挥腥缧焓啦?、章士釗、張學良等，為了廣為流布、保護文物、傳承文脈、聯絡中外文明、宣揚國威等，號召影印。最后，雖然影印未成，但促成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的問世。前蘇聯列寧圖書館還因之得到了民國政府以之為國禮的饋贈。[11]這些對《四庫全書》及其研究不無裨益。當然，對于《四庫全書》，也不乏全盤否定或批評甚烈之聲。

進入20世紀50年代后，中國內陸《四庫全書》研究趨于平緩，中國港臺地區穩步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四庫學”“四庫總目學”“四庫區域文化學”等概念被提出，研究成果大備。

1983年，臺灣“故宮博物院”昌彼得、東吳大學劉兆祐提出了“四庫學”概念。198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出版。次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為藍本縮印出版?！端膸烊珪方K于完成了公藏的開修初衷，進入大眾視野。海內外也由此掀起研究《四庫全書》的熱潮。此后，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153CD 圖像格式的文淵閣本電子版，1999年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別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在中國內陸及香港出版發行了電子全文檢索版文淵閣《四庫全書》，以新型文獻載體惠及學人。與“四庫學”相關的書目、文獻檔案，如《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等也接連面世。這一切同《四庫全書》一道，構建起了一個完整的學術體系。1998 年，在臺灣談江大學舉辦的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上，“四庫學”正式被學術界提出并認可。[12]

進入21世紀后，除新觀念、新視野、新思維外，影印浪潮再次掀起。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2O14年商務印書館原大原色原樣再次影印之。2015年文瀾閣《四庫全書》由杭州出版社影印出版。《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和電子化，對《四庫全書》及其研究，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與此同時，專門的《四庫全書》研究機構相繼成立。至2016年，湖南大學成立“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2017年首都師范大學“《四庫全書》學術研究中心”更名為“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四庫學”研究各自為陣的局面至此改觀。而隨著"四庫學"研究發展，及其呈現出的可觀前景，遂有四庫申遺、纂修新時代《四庫全書》、后四庫、后續修四庫、廣四庫等倡議，由此也引發對“四庫學”的再思考。

關于“四庫學”，雖然其概念最初僅就《四庫全書》及其研究而言，且于20世紀80年代才提出，但溯其遠源，則可至經史子集四部為名為序的四分法確立時期，近源則是《四庫全書》之名被確定時期。在清高宗看來，“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的典籍，全都可入四庫之目。[13]加以作為四庫內部成員的四部，最初是以甲乙丙丁為名的。因此，四庫，是對魏晉之時以甲乙丙丁為名的四部，以及甲乙丙丁所蘊涵的先人樸素的類序觀念的傳承；寄予繼統承緒、尊祖敬宗、不忘本源之旨。故而，清高宗的《四庫全書》之名，意在借助四庫及其體系，對古今中外典籍做一次全面徹底的整合統籌。既傳承文化，延續文脈；又完美使“正統”“道統”“治統”“教化”，即“三統一化”融而為一，成就自己冀望的為帝者的最高追求“大治”。這也可見，時代發展到清高宗時，有關四庫論作就足以支撐起一門學問。

綜上所述，雖然“四庫學”概念起于《四庫全書》及其研究，然而以它被賦予的命名宗旨、200多年來對它的研究，它已然超越之。而自該概念提出后的發展歷程來看，也的確如此。由初起側重于《四庫全書》文獻學方面、續修影印等，到對《四庫全書》研究成果再研究，中外四庫文化比較研究，探討它在傳統學術體系及其知識系統構建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它的傳播普及，像如何數字化、網絡化、數據庫如何建設，以及它的各分支學科，尤其是既可視之為分支學科，又可獨立成學的“四庫總目學”等。也就是說，研究的發展已使“四庫學”本于《四庫全書》又高于《四庫全書》，達至它所代表的各層面。加以《四庫全書》自身的東方文化代表，以及集四庫大成的地位，我們足可跳出僅就《四庫全書》談“四庫學”，而將之及于整個四庫，涵括經史子集所有文獻，廣涉中國各種傳統學問、技藝，并兼及外來學術。當然，也包括對這個體系及其所容括的中外學術文化的研究。確然，中國古典時代結束之前，四庫之外的文獻，概而言之，其實總體上仍可以四部歸之；而我們對古代的了解，大體而言，除去少量沒有文字的器物遺跡、深藏地下的文物外，實際上基本上全是從文獻而來。從這個角度而言，四庫的容量與中國古典文化是大體一致的。故而，“四庫學”不只關乎《四庫全書》一身，而且關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及其傳承弘揚。這也正是四庫本身功用的體現。

三、辯證對待《四庫全書》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四庫還是“四庫學”，都繞不過《四庫全書》。因此，正確對待《四庫全書》就顯得非常重要。

總體而言，《四庫全書》很好地呼應了當時中國學術文化發展大勢。在中國學術文化發展到總結之際、需要一部大型書籍來完成總結任務之時，適時出現，完成了學術文化總結任務，保存傳承了文化，功勞巨大。但是，因為清高宗的文化政策，《四庫全書》在修纂中事實上也造成了對學術文化的推殘。于此，我們要正視之，辯證對待。

《四庫全書》的不足，主要來自《四庫全書》收書不全、對書籍的篡改禁毀、所收書籍的版本問題、某些書籍提要存在缺誤四方面。[14]

對于《四庫全書》及其提要，余嘉錫表示：“《提要》誠不能無誤，然就其大體言之，可謂自劉向《別錄》以來，才有此書也”、崔富章稱：“《四庫提要》存在闕誤，事有固然。萬余種典籍作出千古定評，本屬不可能之事；時間所限，時代所限，史實考訂不周，議論判斷失誤，在所難免”、孟森則云：“清一代有功文化，無過于收輯《四庫全書》，撰定各書提要，流布藝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時，訪求遺書，校讎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學術門徑，就目錄中詔示學人，如高宗時之四庫館成績，為亙古所未有。蓋其搜羅之富，評陟之詳，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為也”。諸如此類的評價值得我們認真體悟。正如萬里長城、大運河，我們不會因當年修建它們耗費了民脂民膏，空虛了國庫，茶毒了生靈，而不承認它們舉世罕匹的世界性地位。故而，雖然四庫修書篡改、禁毀了諸多古代典籍，還拋棄了一些雖然違礙統治、觸及統治者忌諱卻有流傳價值的作品，從修撰一部全書的角度來看，確實存在不全等質量問題。但是，縱觀《四庫全書》的歷史地位與學術文化價值，其在中國學術文化史上里程碑的地位、對世界文化的貢獻，是無法動搖的?；蛘哒f，《四庫全書》的記憶遺產屬性并不會因其不足而有所改變。

至于“四庫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諸如“四庫學”與中國傳統文獻學及其分支學科傳統目錄學，以四庫在中國傳統文獻學及其目錄學中的主流與核心地位，它們之間既是主從關系，又可各自獨立成學。[15]對于“四庫學”與國學，應該看到：國學大體不出經史子集四部之學。但是，因其名被限定在本國之學之內，故而“國學”缺少“四庫學”兼顧外來學術的內涵。并且，國學在晚清至民國建立期間的內涵是中國近代社會文化思潮的產物，加以它產生的特殊環境、特定功用，因此，在代表中華本色方面，是不如“四庫學”的。在學科建設方面，“四庫學”要立足本土，傳統與多元研究并重。既注重基礎研究，又開拓新局面，擴大視野，放眼世界，多學科跨國界研究相結合。同時，要增強現實關懷，注重普及與傳播，服務中華文化復興大計。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中，通過研究與實踐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此外，“四庫學”也是文化之一種。對于“四庫文化”與“四庫學”的關系而言，“四庫文化”既蘊涵“四庫學”的學術特質、容納“四庫學”的現實關懷，也囊括圍繞“四庫學”所發生的一切。即，“四庫文化”包括經史子集四部文獻所涵括的內容，四庫體系所展示的中國傳統學術體系與知識系統，及其所體現出的文化特質；同時，也包括由此而發生的各等事件、產生的相關學問。確然，作為文化之一員的“四庫學”，勢必融入文化大潮之中。所以，由“四庫學”而“四庫文化”，再反哺“四庫學”，二者相得益彰，互利共進，相生相長，且更可服務于文化自信的建設，弘揚中華優秀文化。

四、“四庫學”之史學價值的當代性

經世致用是中國優良的史學傳統。銘記歷史、傳承文化，其根本還在于立足當下，面向未來，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八膸鞂W”也理應如此。因此，“四庫學”的史學價值，尤為重要的是其當代性。故而，其史學價值要得以全面充分展示，完成經世致用的華麗轉身，無疑需要借助其當代性。茲述其當代性如下。

一是弘揚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服務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及其知識系統，保護世界記憶遺產的當代性。

知古鑒今。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及其知識系統，需要從傳統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及其知識系統中汲取養分。四庫正好承載了傳統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及其知識系統。

此外，“四庫學”及其研究有著豐實的文獻基礎，所包含的記憶遺產不菲。為使這些記憶遺產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為之申請世界記憶遺產名錄，不失為佳選良機。而在把它們推向世界的過程中，無疑也可促進對它的研究、開發利用，擴大它的影響力，弘揚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四庫學”建設，并彰顯中華文化魅力，展示中華風采，提升中華影響力。同時也有助于鼓勵世界各國參與此項活動，使更多記憶遺產得到保護開發利用。

二是與國際接軌的當代性。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屹立世界，讓世界真正了解中國，我們需要輸出具有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特色的傳統文化，方可最大程度彰顯中國特色。我們傳統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及知識系統的主流就是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學科體系及其知識系統。并且在這個體系和系統中蘊涵著豐厚的記憶遺產。因此，把“四庫學”推向世界的同時，也把中國的記憶遺產推向了世界，無疑也推廣了尤具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特色的傳統文化。這既可為它們打造優良平臺，提供更大的舞臺，擴大影響力，推動其研究；又可在與世界接軌中，極大地弘揚、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三是傳播普及中國特色傳統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及其知識系統的當代性。傳播普及優秀傳統文化，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任。要傳播普及優秀傳統文化，首先得弄清楚中國特色的傳統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和知識系統的問題，亦即傳播普及中國特色傳統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及其知識系統應當先行。這是主干、核心。不過，傳播普及中國特色傳統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和知識系統，并沒有可借鑒的行之有效的成例，這就需要我們建構。而四庫及其學問“四庫學”，既是傳統文化體系中的一員，又承載著傳統學術學科體系及其知識系統。如果以此為切入口，借鑒前賢今人的理論與實踐，是可以得到行之有效的中國特色傳統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及其知識系統的。繼而可再擴播之，普及之。

四是《四庫全書》自成書以來就擁有世界性地位，曾做友好大使，傳播中華文化，當今仍可作為國際上傳播中華文化的紐帶，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成就自己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總之，“四庫學”及其研究在保存、總結、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構建中國特色傳統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及其知識系統等方面，都可有自己獨到的貢獻。我們應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充分吸收其中的優秀內涵，全面發掘“四庫學”，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務。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中華傳統造物藝術體系與設計文獻研究”（項日編號：19ZD22）^{的階段性成果。}

^{[1]《舊唐書》卷47《經籍志》，中華書局1975年標點本，第2082頁。}

^{[2]中國古代有圖書分類法之實，無圖書分類法之名。各種圖書分類法，近代才出現專名。}

^{[3]張之洞∶《輶軒語·語學》，《叢書集成續編》，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影印本，第518頁下欄。}

^{[4]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序錄》，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9頁。}

^{[5]章學誠：《校讎通義·內篇一·原道第一》，《章學誠遺書》卷10，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95頁下欄。}

^{[6]亨利·柯蒂?！谩?8世起法國視野里的中國》，唐玉清譯，錢林森校，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頁。}

^{[7]《本埠新聞·反對四庫全書押款一函》，《申報》1923年9月2日第4張第13版。}

^{[8]《籌建皇室博物館折》，《王國維全集》卷14，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8頁。}

^{[9]呂思勉：《國民自立藝文館議》，《東方雜志》卷22號7，第89頁。}

^{[10]莊俞∶《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載莊俞、貿圣鼐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附錄《商務印書館三十五年紀念刊》，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第21頁。}

^{[11]上海《立報》1936年3月28目報道《四庫全書珍本贈蘇聯》。}

^{[12]昌彼得的會前致詞便是“'四庫學’的展望”，并且，會后，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的《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收錄有胡楚生《楊家駱教授對于“四庫學”的貢獻》一文。}

^{[13]愛新覺羅·弘歷：《文淵閣記》，見于清代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1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頁。}

^{[14]參見拙文《論<四庫全書>的文化與遺產價值》（《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及《<四庫全書>與世界記憶遺產》（陳曉華主編：《四庫學》第一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

^{[15]中國文獻學及其目錄學有多種分類，限于篇幅，僅擇傳統文獻學及其目錄學概言之。}

注：本文發表于《史學理論研究》2020年第4期，此據作者word版，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