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公元626年7月2日）由唐高祖李淵次子秦王李世民為首的秦王府集團在唐朝首都長安城（今陜西省西安市）太極宮的北宮門——玄武門附近發動的一次流血政變。李世民率眾殺害自己的長兄儲君東宮太子李建成、四弟齊王李元吉，并殺死兩人諸子，迫使李淵立自己為儲君，并掌握京師兵權，不久后李淵為時勢所迫而退位并內禪，同年八月初九甲子日（陽歷9月4日）李世民繼承帝位，是為唐太宗。

早在九年前，即公元617年，李淵在太原起兵并很快占領隋朝京城大興城（唐朝建立以后改名長安城），立隋恭帝為傀儡皇帝。據正史的說法，這一切都是次子李世民之功，因此李淵曾對世民說：“如果事業成功，那么天下都是你帶來的，該立你為皇太子。”而一年后，李淵建立唐朝，以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齊王元吉曾勸太子建成趁早除去秦王世民，他說：“我自當替兄長殺之！”世民隨從高祖前往元吉的府第，元吉命令護軍宇文寶埋伏在寢室里，準備刺殺世民。建成心軟，制止了他。元吉惱怒地說：“我這是為兄長著想，對我自己有什么好處！”

由于李世民征戰四方立下了很多功勞，太子建成、齊王元吉逐漸心生嫉妒，恐怕世民威脅到太子位。

一日，建成在夜間召來世民，與他飲酒，暗中在酒中下毒害他。世民突然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李神通攙扶著他返回西宮。高祖來到西宮，詢問世民的病情，敕令建成：“秦王向來不善于飲酒，從今以后，你不能夠再與他在夜間飲酒。”

高祖對世民說：“首先提出反隋的謀略，消滅敵讎，平定海內，都是你的功勞。我本打算立你為太子，你卻堅決推辭。而且，建成年紀最大，被立為太子已經很長時間了，我也不忍心奪去他的太子之位啊。”

此時的李世民的秦王府幕僚屬官人人憂慮，個個恐懼，不知所措。房玄齡與秦王府屬官杜如晦共同勸說世民早日誅殺建成、元吉，以免后患。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密奏李淵：“太白金星在秦地出現，秦王當有天下。”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丁巳日（626年6月29日），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現于天空正南方的午位，按照古人的看法，這是“變天”的象征，是暴發革命或當權者更迭的前兆，代表要發生大事了。

適逢突厥進犯中原，太子建成便推薦齊王元吉代替秦王世民都督各路軍馬北征以抵抗突厥入侵，并命令元吉督率秦王帳下精銳的將士出征，意圖架空世民。與此同時，建成、元吉與后宮的嬪妃日夜不停地向高祖誣陷世民，高祖信以為真，準備出手懲治世民。

唐朝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密奏父皇，揭發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罪行，說他們在后宮胡作非為，并告發李建成、李元吉與尹德妃、張婕妤私通亂倫，關系曖昧，而且說：“兒臣絲毫沒有對不起皇兄和皇弟，現在他們卻打算殺死兒臣，這簡直就像要替王世充和竇建德報仇。如今我快要含冤而死，永遠地離開父皇，魂魄歸于黃泉，如果見到王世充諸賊，實在感到羞恥！”高祖望著李世民，驚訝不已，回答道：“明天朕就審問此事，你應該及早前來參見朕。”

張婕妤暗中得知了世民密奏的大意，急忙告訴建成。建成將元吉召來商議此事，元吉說：“我們應當管好東宮和齊王府中的士兵，托稱有病不去上朝，以便觀察形勢。”建成道：“宮中的軍隊防備已很嚴密了，我與皇弟應當入朝參見，親自打聽消息。”于是二人決定先入大內皇宮逼高祖表態。不料在宮城北門玄武門執行禁衛總領常何本是太子親信，卻被世民策反，因此宮中衛隊已經倒向秦王，建成和元吉卻不知道，還以為宮中都還是自己人。

建成、元吉來到臨湖殿，察覺有變，立即掉轉馬頭，準備向東返回東宮和齊王府。世民跟在后面呼喚他們，元吉心虛，先張弓搭箭射向世民，但由于心急，一連兩三次都沒有將弓拉滿，箭沒有射中。世民卻搭弓射向建成，將他射死了。尉遲恭帶領騎兵七十人相繼趕到，他身邊的將士射中元吉，元吉跌下馬來。可就在此時，世民的坐騎受到了驚嚇，帶著世民奔入玄武門旁邊的樹林，世民被林中的樹枝掛住，從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時爬不起來。元吉迅速趕到，奪過弓來，準備勒死世民，尉遲恭躍馬奔來大聲喝斥他。元吉知道自己不是對手，趕緊放開世民，想快步跑入武德殿尋求父皇庇護，但尉遲恭快馬追上他，放箭將他射死了。至此，政變以秦王李世民的勝利而告終。

六月初七，高祖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頒布詔書：“從今天起，軍隊和國家的各項事務，無論大小，全部委托太子處理和決定，然后再報告給朕。”同年八月初九高祖頒布制書，將皇帝位傳給太子世民，自為太上皇，李世民繼承帝位，是為唐太宗。

貞觀九年，李淵死后五個月，太宗李世民第一次要求看《起居注》，未遂。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負責太宗《起居注》。李世民想取過來看，褚遂良以“不聞帝王躬自觀史”為由拒絕了。唐太宗說：“我有不好的言行，你也一定要記下嗎？”褚遂良說：“我的職責是記錄歷史，當然一定要記。即使我不記，天下人也會把它記下來。”

貞觀十四年，太宗再度要求看《起居注》，房玄齡等人就把國史加以刪減整理，撰寫成高祖和太宗的《實錄》各二十卷，當他看到“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史官對當年玄武門事變的內容含糊其辭，太宗告訴房玄齡：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門事件本來就是像“周公誅管、蔡， 季友鴆叔牙”那樣的義舉，目的是為了“安社稷、利萬民”，要求“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恰恰是這一行為給后世史學研究帶來極大困難，也遭到章太炎等學者的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