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未完待續的考古現場

老王abcd 202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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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6年兩個“祭祀坑”被發現到現在，已過去34年。在廣漢的三星堆博物館和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庫房內，仍存有大量青銅殘片，等待著研究和復原。我們對三星堆的了解還有多少空白，以至于有關三星堆的很多問題至今難以定性？

三星堆博物館外景（蔡小川攝）

三星堆：未完待續的考古現場

撰文 | 薛芃

三星堆博物館的修復中心實驗室里，郭漢中拿出個絨布方盒。盒子里躺著一件青銅器物，不大，手掌心剛好放得下。一眼就能看得出，這是三星堆的東西—人形的雕像，臉型方方正正，大耳高鼻，雙眼凸出，嘴巴扁而寬大，頭頂有些殘損。小雕像長著一副典型的“三星堆式”人臉，卻架在鳥的身上。羽翼缺了一半，只剩下右側，造型被抽象地塑造成寬展的“3”狀，像是個隨時可以上勁的發條。

這件被稱為人首鳥身像的青銅物件，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遺址2號“祭祀坑”，缺損的部分比較多，但主體保存得很好，小巧而雕刻精美，跟同時出土的青銅面具、立人、頭像雖大有不同，卻是一脈同支。

在這個小東西身上，濃縮著人們對三星堆的無盡疑問：為什么會出土這么多人面青銅器？為什么它們長得如此獨特？它們是如何被鑄造的？那些碩大的青銅器從何而來？這些小而精的青銅物件又是做什么用的？存在于三四千年前的三星堆人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從哪兒來？他們是如何生活的？跟出現時期有所重合的中原商王朝有什么關聯？三星堆文化又存在了多久？……

但眼下，對于考古工作者來說，這些從出土就一直伴隨著三星堆的種種疑問，都沒有文物本身的完整性來得重要。

2020年9月10日，郭漢中和他的修復團隊第一次從當年出土的大量青銅殘片中，找到了一枚人首鳥身像的殘部件。絨布方盒里，還躺著另一小塊青銅殘件，長有六七厘米，鏤空雕刻著精美的幾何紋飾。“這是鳥身像上缺失的鳥尾部分，昨天我們才找到，匹配上。你們今天正好能看到，太幸運了！”郭漢中把鳥身和鳥尾拼接起來握在手上，鳥尾翹得很高，打破了原本雕像的靜態感，一下子“活”了起來。

青銅人首鳥身像，修復師最近才找到缺失的鳥尾，整件器物應是三星堆3 號神樹上的一個部件（蔡小川攝）

找到鳥尾，只是個開始。

像這樣的人首鳥身像，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中很少。它們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附著在一件大型青銅器上的零部件。其中有一個形似的，鑄在出土的青銅神壇上。經過反復地比對確認，這枚人首鳥身像，原本應該是在一株青銅神樹的枝端。1986年從三星堆“祭祀坑”剛出土不久，郭漢中的師傅楊曉鄔和團隊就花了幾年時間，復原出1號神樹，通體高3.96米，是目前國內出土的體量最大的青銅器物，如今陳列在博物館的展廳內，成為鎮館之寶。而這一件，被定為3號神樹。與1號相比，3號精巧得多，只有1.1米左右，是未來幾個月郭漢中和他的團隊修復的重點器物之一。

修復師郭漢中和待修復的一個青銅尊（蔡小川攝）

庫房里，正在修復中的3號神樹顯得不太起眼，三根樹枝各像麻花辮一樣交纏向上，枝干有些單薄，“孱弱”地倚在墻角，枝干上滿是暫時黏合的痕跡，要靠鋼筋支架的支撐才能立得住。根據出土的殘部件來看，“祭祀坑”內的神樹應有6至8件，選擇現在修復3號，是因為3號的殘件相對多，復原起來把握較大，也更有助于學術研究。

從1986年兩個“祭祀坑”被發現到現在，已過去34年。在廣漢的三星堆博物館和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庫房內，仍存有大量青銅殘片，等待著研究和復原。它們原本是什么樣？它們的復原會不會成為解開某一個三星堆小謎題的鑰匙？我們對三星堆的了解還有多少空白，以至于有關三星堆的很多問題至今難以定性？

當種種遺留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無法解答時，三星堆考古迎來了一次新的突破——從2019年12月開始，在1、2號“祭祀坑”的周圍，現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長雷雨和他的同事又陸續發現6個相似的器物坑，四大兩小，朝向一致，都是東北-西南走向。

里面埋了什么？還會有造型獨特的人面青銅像嗎？會有其他新器物出土嗎？新坑即將開始發掘，人們期待著這次發掘可以給三星堆的諸多疑惑帶來一些確切的解釋。但是，當一些問題得到答案時，一定會帶出新的困惑。考古的魅力便是如此，未知的歷史成為牽引考古工作者不斷探索地下秘密的原動力。

現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長雷雨（蔡小川攝）

自1929年在村民燕道誠家院子里出土玉器以來，三星堆考古已經歷91個年頭，其間雖有中斷與坎坷，但始終有新的發現。與大多數考古不同，從出土大量青銅面具和奇異雕像的那一刻起，三星堆就以神秘的姿態迅速進入大眾視野。沒人見過這些東西，也沒人解釋得清，人們無法說服自己，這些東西不是天外來物。出土器物成為人們假想的母本，相關假說與推測鋪天蓋地襲來，將原本就撲朔迷離的考古難題包裹得更加神秘，更充滿戲劇性。剝去這些不著邊際的假說，三星堆承載的是非常嚴肅理性的考古問題和歷史脈絡—它是先秦考古中的重要一支，也是理解四川地域歷史的關鍵環節。

解讀三星堆，還得先從1986年發現的兩個“祭祀坑”說起，因為它們足夠特別，包含的信息量足夠巨大。

發現“祭祀坑”

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是四川盆地目前發現的最大的先秦遺址。廣漢在成都的東北方向四五十公里處，雖隸屬德陽市，卻是個省轄縣級市，有著特殊的行政級別。

初至遺址，有些辨不清方向。陳德安帶著我們穿梭在遺址區的田間地頭：“我們現在腳下是古代三星堆的南城墻，這是唯一一段現在可以行車的城墻遺址。”“原先穿城而過的馬牧河河床是很寬的，你看看現在都快沒水了。”“1929年就是在這個院墻根出土大石璧的，院子已經翻新了幾輪，現在正面臨著拆遷，發愁得很。”今年67歲的陳德安是1986年發掘“祭祀坑”時的考古隊隊長，諳熟這一片土地。

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長陳德安，他與陳顯丹一起主持了1986 年“祭祀坑”的發掘。二人合稱“二陳”（蔡小川攝）

依著陳德安的指引，爬上一個土坡，有六七米高，“這就是所謂'三星堆’的其中半'堆’”。

“三星堆”，其實是遺址區中的三個土堆，有學者認為這三個土堆曾經是一道相連的城墻，而現在殘損的三個土堆只剩下半個了，高度也比從前降低了些。

“三星堆”這個名字，最早的出處已無從考證。清嘉慶年間的《漢州志·山川志》里說：“三星伴月堆，至西十五里。”在三星堆土堆的東北方，有另一道殘破的土城墻遺址，形似彎月，被稱作月亮灣城墻。于是，當地人就給這個景觀起了個“三星伴月”的雅稱。

站在這僅存的半個“堆”上向西南望去，便是“祭祀坑”的方向。

“發現'祭祀坑’，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陳德安說。因為在此之前，從1980年開始，三星堆考古進入正式的科學考古階段。到1986年，三星堆考古已經進行了連續6年的發掘，器物、墓葬、城墻，每年都有不同的發現。

發現“祭祀坑”之前的每一天，幾乎都能“挖出點什么”—泥質紅陶虎面、灰陶蟾蜍、陶塑雙面貓頭鷹、朱紅色漆器殘皮、跟二里頭出土形制非常類似的三足形炊器或是青銅牌飾等。在1986年3至5月的這次發掘中，分了三個區域，發掘總面積有1000多平方米，其中第三區的文化層堆積最厚，發現的文物最多，最厚的地方可達16層文化堆積，為四川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夏商周的考古研究建立了年代學體系。這些出土和大范圍的勘探，好像都在為一個更重大的發現做著鋪墊。

盡管如此，“當時三星堆遺址什么都不是，連縣保都不是”。但在考古學上，1981年的那次遺址發掘之后，“三星堆文化”這個命名被正式提出。也是在這幾年，三星堆文化的分期有了一個基本共識：第一期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第二期處于二里頭文化至商早期，第三期相當于商代中期或略晚，第四期則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這樣，三星堆遺址和三星堆文化的遺存就擺脫了無序，而走向有序。

陳德安的搭檔、考古隊副隊長陳顯丹在他的日記中寫到，他們在3區的兩個探方內的第五層，分別發現了兩塊殘“磚”，寬度約14厘米，一塊是內紅、外呈青灰色，一塊則更接近紅燒土的顏色。他認為這兩個探方的地層是沒有被擾亂的，所以排除了晚期遺物混進早期地層的可能性。那么，按照地層的年代大膽推斷，這甚至有可能是3000多年前蜀人燒的磚。但樣本太少，不足以證實這個假想。

類似的推測每天都在發生。三星堆文化究竟意味著什么？在巴蜀文化這個坐標系里占有什么樣的位置，能達到什么樣的高度？僅僅是陶器和玉器嗎？陳德安和他的同伴們希望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7月18日，村民陳歷志正在三星堆的“土堆子”那兒幫忙回填探方，聽同伴說幾十米外挖到了玉器，便連忙跑去看。“剛出來的是玉器，我們也不曉得是些啥子，都搶著看，就是看稀奇。那時候人都好單純嘛。”在玉器周圍，還有大量海貝。“我們叫海耙子，串起給娃兒戴著，能辟邪。”陳歷志說。

陳歷志家離“祭祀坑”最近，直線距離不過五六十米。從出生到現在77歲，陳歷志一直住在這里。考古發掘除了專業的考古工作者，幫忙的村民是另一個重要群體。經過一些考古發掘的基本訓練，加上實地操練，他們很快就能上手，成為考古工地上的“熟練工人”。在1986年的整個三星堆發掘現場，像陳歷志這樣的村民有上百人。

“二陳”（陳德安、陳顯丹）也趕了過去，一邊踏勘現場，一邊收回村民手中的玉器。露出玉器的現場距離地表接近兩米，周圍還有大量木炭、灰燼和骨渣。“這是一個重要的墓葬坑嗎？”“二陳”第一次做出了直覺性的猜測。“秦漢時羌人進入成都平原龍門山一帶，羌人有火葬習俗。根據地層判斷，這會不會是一個羌人的火葬坑？”陳德安說挖1號坑時有各種猜測，因為有大量骨渣出現。但骨渣雖多，卻不能立刻判斷出是不是人骨。

隨后的幾天，考古隊員和工人們一直在清理這個“墓葬”。一同工作的，還有四川大學考古系的一些學生，“二陳”需要邊負責發掘工作，邊教學生基礎的田野考古技能—怎么看地層，怎么繪圖，怎么給出土的每一件文物做標簽，每下一個探方都要反復思考：這是個灰坑（生活垃圾坑）嗎？是房屋遺跡嗎？有人類活動的痕跡嗎？

陳德安清楚地記得，那年的7月，廣漢很熱，天氣悶得很，時常會打雷，總覺得天要下雨卻一直下不下來。這種無法預測又讓人提心吊膽的天氣，對于每天在野外發掘的考古隊員來說，壓力很大。“一旦下雨，田里的水容易翻起來，這樣就會對文物造成破壞。但一直光打雷不下雨，土質又干又硬，很難控制。反倒是夜晚土質會有些許回潮、回濕，是發掘最好控制的時候。”就這樣，發掘現場24小時連軸轉。

到了7月底，金杖、金面具、龍虎尊、青銅人像陸續出土，人們看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地下世界。發掘進行得很順利，坑內所有器物都一一呈現，各個類別堆放在不同方位—大型的玉石器主要在坑的東南坑壁附近，青銅尊、青銅頭像和其他青銅容器的殘件在西南部，象牙在中部，尤其是一批大象的門齒在坑內從北向南呈“一”字形排列，金杖在坑正中偏西的位置。所有這些器物和排列方式都是謎題。

三星堆“祭祀坑”一角

要深入研究這些坑，先要搞清楚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坑的功用；二是坑的年代，以及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和坑在這個序列中的位置。

2號坑：青銅盛世

一年之后，1987年10月，1號坑的考古簡報刊登在《文物》期刊上。簡報中，第一次將這個坑稱為“祭祀坑”，而不是剛出土時猜測的墓葬坑。暫時得出這樣的結論，一是因為“坑內骨渣大多泛白，一部分呈藍黑色，骨渣里雜有竹木灰燼，坑內看不見煙熏痕跡。因此，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被焚燒砸碎。根據骨渣殘片觀察，這些骨渣大多屬于較大動物的骨骼，可能是祭祀用的”。二是因為，1號坑剛剛發掘結束，2號坑就被發現了，連續出土的兩個坑，使它們相互之間成為參照，提供更多的互補信息，也讓三星堆在短短的一個夏天中，成為全國考古界乃至大眾的關注焦點。

陳歷志記得，2號坑露出來的第一件東西，就是件青銅頭像，雖然只有一角，卻是仰面朝上。青銅的，陰森的，冷峻的，毫無一點表情的3000多年前的人像，這一幕，把在場的不少人都嚇壞了。但陳歷志挺淡定，“因為在1號坑見過類似的東西”。

從這個頭像開始，一個更龐大的青銅世界被打開了。

1、2號坑之間距離30米，1號坑比2號坑略大一些，約有15平方米。但與1號坑共420件出土遺物相比，2號坑出土遺物的數量要多得多，也精美得多，1300件的出土遺物中，有735件是青銅器，其余有金器61件，玉器486件。

這兩個坑是同時埋下去的嗎，是否有先后之分？兩坑又相當于中國考古學年表和歷史年表中的什么年代？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多年進行三星堆和四川考古研究的孫華教授認為，這兩個問題看似簡單，但難下定論。

一是由于兩個器物坑出土的器物種類和數量差異較大，2號坑幾乎沒有陶器出土，陶器是考古學中重要的斷代物證，因為自古以來，陶器數量巨大，器形更新迭代比較快，每個時代、地域都有著鮮明的風格特征。相比之下，青銅器則屬于歷史中更迭變化較慢的器物，往往一種器形可以出現在前后相差幾百年的不同歷史階段，因此不太適合拿來作為斷代參照物。二是學者主要依靠交叉斷代法，根據兩坑中器物的藝術風格來推斷年代。通常會根據中原地區或江漢地區的諸多器物進行類比，但三星堆地處西南，相對偏遠，不同地區這些貌似相同的器物或紋飾風格是否屬于同一時期，傳播過程中有沒有時間差，可能都會導致判斷的偏差。

即便如此，當年的《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正式考古報告中指出，1號坑的掩埋時間應該在殷墟一期之末和二期之間，2號坑的掩埋時間則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間”。但現在也有學者認為兩者之間的間隔更短，但總的來說，它們與中原的商王朝后期幾乎是同時的，大約在距今3200年前。

2號坑，一直挖到第五層文化層左右，露出大量巨大的象牙。如今仍然瘦瘦小小的張有余大姐負責清潔象牙上的塵土，那時候她才60多斤，是所有幫工的村民中最輕的，只有她能光腳板站在象牙上，不會對象牙造成傷害。象牙又大又粗地蓋在表層，空隙中，青銅器的光澤仍難以掩蓋。

“那么大一個東西，凹進去的，怕不是皇帝的座椅哦！”從坑里第一眼看到這個巨大的青銅器時，陳歷志驚呆了。從1980年開始就跟著考古隊在三星堆發掘，也算是對古物見多識廣了，但他從沒見過這么大的一個青銅器。把這個碩大的東西從土里搬出來，翻過來，做了簡單的清理后，縱目大面具呈現在大家面前，是不同于中原青銅器物的獰厲之美。

縱目面具出來不久，很快就看到了大立人。“大立人出土的時候，斜著攔腰斷成了兩截。”接下來就是可能來自中原商王朝的銅尊、銅罍。所有這些畫面，都被敖天照拍了下來。敖天照今年92歲，廣漢人，20世紀50年代進入廣漢市文化館工作，從此，每一次廣漢市的考古發掘，他幾乎都在場。他從沒有認真統計過，只能給個大概的數字—大大小小參與過幾十座漢墓、宋墓的發掘，清理過的文物有一兩千件。

對三星堆和廣漢考古的推廣和普及，敖天照是廣漢本地最重要的一個人。見到敖天照時，他的老伴去世剛過“七七”沒幾天。樸素的老房子里，愛人的遺像掛在窗欞高處。1973年，敖天照在湖北長江流域考古班系統地學習了考古，包括考古繪圖、考古測量。當時在廣漢本地，幾乎沒有人有專業的考古背景，敖天照雖然半路出家，但已經對考古有了基礎的科學性認知。

敖天照（蔡小川攝）

70年代后期，廣漢的各大鄉鎮都在大辦磚瓦廠，當時三星堆所在的中興公社也在當地取土燒磚，挖出來的廢土里夾雜著不少碎陶片。“我一看，陶片年代應該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跟我在湖北紅花套遺址看到的那些陶片一樣，火候不高，手感比較軟，器形也比較原始，說明時間很早。”當時三星堆沒有專門的文物機構，他跟別人說“考古”，按照四川話的發音，“考古”就是“敲鼓”，令人費解。

在敖天照的照片里，大立人、縱目大面具這幾件超大型的青銅器，每件都需要五六個人一起搬出坑來。直到現在，每一個在博物館里看到這些東西的人仍然會發問：這些青銅器是從哪里來的？做什么用的？

青銅大立人（蔡小川攝）

大多數說法認為，三星堆青銅器與中原青銅器類似，都是祭祀用品。同時期中原商王朝的青銅器，更像是人與神之間的一般中介物，是一種溝通的媒介。但在三星堆的宗教系統中，這種介質不再是幾何形的器物，而是神像或祖先本身。“從現在的考古來看，三星堆沒有發現文字，但這些神像可能成為我們解讀三星堆最直接的渠道。它給出的信息量和信息價值既與文字不同，也與中原青銅器物不同，其他文化要猜統治階級什么樣，三星堆卻有明確的形象，給我們提供了統治階層的很多信息。”孫華解釋說。

對于“祭祀坑”的判斷，參加過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研究和組織工作的趙殿增是堅決捍衛者。這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副所長認為，“祭祀坑的性質決定了三星堆的性質”，因而，整個三星堆都可能是一個以祭祀為主要目的的古城，成為古蜀國人宗教信仰的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施勁松則認為，1、2號坑出土的遺物存在著明顯區別：1號坑的遺物以青銅人頭像、龍柱形器和金杖為主，它們可能是部族首領的形象和王權的象征物，因此1號坑埋藏的是宗廟內的器物；2號坑以青銅太陽形器、神樹、神鳥、雄雞、眼睛形器和表現祭祀場景的器物為主，其主題是太陽崇拜，出自神廟。在三星堆的早期國家中，王權與神權并存。

左上：金面罩（蔡小川攝）

左下：青銅怪獸（蔡小川攝）

右：鳥形青銅鈴（蔡小川攝）

1、2號坑器物的謎題和爭議還遠不止這些。看似出土的器物非常豐富熱鬧，但其實完整的屈指可數，很多都是殘損的、碎片的，還要做大量的復原和研究工作。也正因為如此，郭漢中的團隊至今仍在復原1、2號祭祀坑內的青銅殘件。

三星堆與古蜀國

20世紀80年代，不只是三星堆，全國各個區域都迎來了史前和先秦考古的黃金期，東北紅山、浙江良渚、遼寧碣石宮等都有重大的考古發現，三五千年前豐富多樣的面貌逐漸浮現出來。

為什么80年代成為全國史前和先秦考古的一個黃金年代？趙殿增解釋道：“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改革開放之后，學術界重新擁有自由的治學風氣；二是全國各地進入大規模的基礎建設階段，有建設就要開拓荒地、挖地基，這樣一來，很多發掘其實是基于建設的搶救性發掘；三是蘇秉琦提出了'區系類型說’，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它讓各地的考古產生了主動性。”

1981年，考古學大家蘇秉琦發表了《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一文。在此之前，他已經提出過“文化區系類型”的概念，并提出了六大文化區系—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以晉陜豫三省接鄰地區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以洞庭湖及其鄰境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以山東及其鄰境為中心的黃河下游地區，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鄰境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主軸的南方地區—以此確立了中國史前文化發展演進大致的時空框架。

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殷墟考古開始，殷墟便成為其他地域考古的一個參照系。如果說二三十年代以殷墟考古為代表的先秦考古是民族主義式的為中國尋根，那么到了80年代，以“區系類型說”為背景的各地考古，更是一種地域性尋根，來佐證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就好比我們曾經認為中國應該是一條大河分出若干支流，但到了80年代，或許應該將幾千年前豐富的文化面貌看成若干條小河并流而行，最終匯聚成一條大的河流。

如今再從這個背景來看三星堆的考古，可以更加明確三星堆的價值。按照張光直先生的說法，點布在“夏商周三代”政治地圖上的數千座城市，經種種無形的紐帶連為一體，構成行政控制和財富分配的分級系統；而城邑的分級體系大體上與氏族和宗族的分級分層相吻合。古代中國的每個“國”，都是一個由若干等級不同的城邑構成的網狀組織。三代初期這類國很多，每個國可能又包括了數量較少的城邑。經過戰爭與攻伐吞并，國的數量減少，而尚存的每個國內的城邑卻在增加。

各級城邑之間的互動行為有政治結盟、貿易往來、攻伐交戰、婚配結親，這些因素也在不斷促使著“國”的減少。“夏商周”三個時代，似乎都有一個國家占據著優勢地位，但這個國只是它們那個時代最顯赫的國家，而絕不是唯一的國家。三星堆所屬的古蜀國，就是這樣一個與中原王朝并存且獨立的古國，而且是一個未曾間斷的、自成系統的文明體系。

三星堆博物館修復實驗室內（蔡小川攝）

“中國考古學的開端是殷墟，提供的歷史信息量最大，可以讓考古學家站在比較高的位置來審視。如果沒有挖到殷墟，我們對商的認識會遠遠落后。”孫華說。如果沒有殷商做對標，我們也很難理解三星堆的東西。

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文化是一個青銅文明發達的文化，尤其是在兩坑出現的時間—距今3000多年前。有趣的是，在整個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中，除了“祭祀坑”，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銅器非常少，而且體積很小，都是些類似于二里頭文化中的青銅飾牌和青銅鈴等小物件。我們對三星堆的認知，幾乎都在這兩個坑里。但是，正是因為兩坑出土的東西太過引人注目，是中原地區從未見過的造型和巨大體量，又或許會遮蔽我們的視線，造成一些誤讀，將三星堆和古蜀國的文明程度想象得過高。如果把它理解成中國長江、黃河流域交互，沒有過強輻射性的次生文明，或許更為妥當。

新坑的期待

從1、2號坑出土之后，那些奇異的青銅器將三星堆推向了考古界的風口浪尖，也讓它以各種假說的形式，出現在大眾視野。自此之后，考古隊一直在進行城址的勘測和發掘，試圖還原出更重要的屬于這座古城的樣貌，而不是單純地局限在對器物的研究上。

1、2號“祭祀坑”被回填之后，做成了旅游景點，搭上棧道和給游客休息的小棚子。很長時間以來，兩個坑就這么被游客參觀著，想象它們曾經塞滿寶物的樣子。2019年12月，一次偶然的機會，棧道墻腳下，露出了一個角，迅速探測之后，現任三星堆考古站站長雷雨和他的團隊覺得這里可能有東西。

露出角的那個坑便是3號坑。起初，陳德安還不太愿意相信新坑的出現，但還是第一時間趕到了現場。唯一的蛛絲馬跡被蓋在了棧道下面，很難看清楚，只能用手摸。“是個尊，大口尊。”憑借多年的考古經驗，以及過手過所有1、2號坑器物的手感，三星堆的青銅器，任何一種器形、質感，他都很熟悉。

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人相信這里還會有新的發現。作為景點的整個“祭祀坑”正處在維修階段，旅游公司投入上千萬元，要好好整修一番，眼看就要完工了。所有的搭建項目被迅速拆除了。雷雨和他的同事迅速進入勘測階段，6個新坑的開口陸續被發現，幾乎是夾在1、2號坑之間的30米距離內，四大兩小，大的與1、2號坑類似，小的則呈正方形。

為什么8個坑緊緊挨著，卻隔了30多年才發現其余6個？雷雨解釋道，起初確實沒人相信還會有“祭祀坑”，有些學者會更期待找到王陵或墓葬坑；再加上旅游設施的修建，把這6個坑完全遮住了。就這樣，它們又在地下沉睡了幾十年。但是3號坑的開口比較晚。2號坑的開口在第五層，第五層的時代相當于商周時期；3號坑在第三層下，第三層的時代是宋代，但是，“由于我們看到了與2號坑類似的大口尊，所以3號坑和2號坑的關系可能極為緊密”。

2 號“ 祭祀坑” 出土的青銅頭像。仔細看，2 號坑出土的大多數都是雕刻了鼻孔的，1 號坑出土的量相對少，而且幾乎沒有細致地雕刻出鼻孔的（蔡小川攝）

根據探測，6個新坑下面的器物可能與1、2號坑相似—銅器、金器、骨渣、象牙，會不會在新坑里找到舊坑中殘缺的零件？會不會出現新的器物？一直以來，有關“祭祀坑”年代的爭議是否可以有新的證據來給出一個更明確的結論？這幾個坑之間有年代上的跨越嗎？

“通過發掘這幾座祭祀坑，可以全面了解當時人們怎樣安排器物坑，以及人死之后又需要做哪些儀式性的行為。”考古隊對新坑的發掘充滿期待。在經過多年城市考古的實踐之后，雷雨也希望新器物的發掘和研究，可以反作用于城址的研究。人與物、人與城、物與城之間構成怎樣的關聯？當8個坑的面貌全部展現在我們面前時，對于古蜀國的認知是否又會產生新的改變？每一代人通過考古得到的認知都在不斷變化，就像考古剝去地層一樣，一層一層地，離歷史一步一步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