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自古英雄多孤獨 ——思想家顧準的家庭悲劇

趙一刀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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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和夫人汪璧（原名方采秀）1934年結婚，在艱苦的環境里，汪璧一直支持著顧準的革命事業。

1965年底，顧準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發落到北京房山大韓繼村監督勞動。消息傳出后，在101中讀書的幼子顧重之馬上被扯去紅領巾。

1966年文革開始后，政治形勢變得十分嚴峻，汪璧十分痛苦，她面臨著必須解決的巨大難題——在黨和丈夫之間作出抉擇。

1966年元旦，顧準獲準回家去過節。當天下午，汪璧提出離婚。顧準愿意今后獨自承受苦難，他同意了。

與顧準離婚后，財政部的造反派仍對汪璧抓住不放，說她“長期窩藏反革命罪證”、“長期包庇反革命丈夫 ”、“銷毀反革命罪證”。她遭受種種非人的折磨，有口難辯，痛苦不堪。想想1952年以來所遭受的一切，她完全絕望了，1968年4月8日，在服了大量消毒用的“來蘇爾”藥水之后，汪璧離開了人世，時年54歲。

她的絕筆書只有這么一句：“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

1969年11月初，在下放河南息縣前夕，顧準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感到秀也許不在了”，因此，再三要求和汪璧見一面，軍宣隊負責人只得以實相告，可是死期、死況、遺言，一概不知。聽到這個消息后，他在11月12日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字句：“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意外的是她愛孩子，為什么給孩子留下一個'母自殺’的家庭環境；不覺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寫過遺囑，1967年5月，她看來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楊告我時，我說，'她為什么自殺？她不是不許我死，說要害人。她為什么要害人？’ ”

日記接著寫道：“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盒上失聲大號。但是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顧準給在息縣勞改期間的日記起名《新生日記》，第一段就寫道：“《新生日記》的取名，是為了紀念三期學習班上，決心轉變立場，跟毛主席繼續干一輩子革命。可悲的是，這種新生的心情竟不能告訴采秀，而以前，惟一聽我訴說我一切的，只有她一個人！”

顧準寫道：“這一回，我不服喪，因為我為秀服喪是終身的。長恨歌說'此恨綿綿無盡期'，那是空話。 …我至少還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記憶，至少在我心里還要活二十年。”

1969年12月11日，顧準記錄了當天洗衣及整理內務的雜事，他又想到了離世的妻子，悲從中來，不可斷絕。他寫道：

“這些'家務活動'，過去是寫信給秀的資料，現在則'便縱有千種風情，待與何人說'？旬日，夢寐中曾痛哭失聲，醒來強自抑制，猶留嗚咽……”

“被服……用的是大量素白維尼倫混紡布，枕套被里都是。我國服喪從白，這次整理起來小的被服，大體上可以用到我長辭人世之日，服喪從白，從古禮也……”

“66年春予秀信，說到'鰥、病、右'，６６年在大韓繼子六弟信，曾說到周口店的刮胡子刀盒被馬蹄踩碎，云為鏡破之讖。經委大樓張老漢談到一個離婚復婚的例子，道破當時我的心事。不幸此種想望竟成泡影，讖語竟不幸而中，言之心碎……”

1970年10月15日，顧準胃病，心情凄愴，“悼念亡妻，無法自己。1964年前半生經歷，處處與秀有關，此生所有一切歡樂場面，都是秀給的。這幾天，夢中有時出現這樣一二個歡樂鏡頭，醒來悟秀已離人間……”

斯人已去，情何以堪！

顧準與汪璧有5個子女，長女小名稖頭，二子小名小米，三子小名高粱，四女小名棒頭，五子小名重之。

顧準被打倒之后，其子女在痛苦的選擇面前，站在了“黨和毛主席的一邊”，1966年，顧準夫婦各自向所屬單位打了離婚報告，但并被批準，顧準搬離家庭。1967年，顧準回家取書籍和衣服等，其子女堅決不讓進門，后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東西搬下了樓；隨后，他們要顧準簽具斷絕父子、父女關系的聲明。1968年4月，汪璧自殺，他們不通知父親，成為顧準的終身遺恨。

即使如此，在去息縣前夕，顧準還是希望見在京的孩子一面，1969年11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星期天，出去買東西，在東風食堂午餐，還幻想了在那里招呼稖頭、小米來吃一頓飯。”但是這個愿望只能是“幻想”，科學院經濟所好意安排他與孩子們見面,“要辦一個家庭學習班，要我談談思想”，但是孩子們不愿意來，“小王說，棒頭、小米意思是動搖的，決定不來的主要因素是'姑姑'。小王說，她們考慮個人前途，私字作怪等等……”此“姑姑”為顧準的三妹。

顧準買了二十個信封和二十五張郵票，那是準備給稖頭和三妹他們寫信的，但他當天下了這樣的決心：“現在把它擱起來，不到她們來找我，我決不用它。她們會來找我的，因為既然我決心新生，有朝一日，她們現在所有的一切顧慮就會打消。”

息縣日記與商城日記相比，直抒胸臆明顯較少，因為在息縣勞改期間，日記無法做到安全，因此顧準有些文字頗有“表決心”的意思。

1972年夏，顧準回到北京，無家可歸的他住在中科院社會科學部大院，讀書、寫作（《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希臘城邦制度》等），直至1974年12月因胃癌去世。

顧準的母親住在其三妹家，其妹夫為當時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施義之，他們由于擔心“政治影響”，一直阻止顧準與母親見面。1972年11月底，顧準五弟陳敏之曾有讓母親和顧準見面的設想，但還是因為政治上的考慮，不希望使三妹為難，而沒有實現。

1974年底，顧準胃癌住院時，他的母親已經九十高齡，當知道顧準已經摘掉“右派”帽子，政治情況有了根本改變，而病情已經危殆時，老母親曾以十分堅決的語氣要到醫院去和這個兒子見一面。她對陳敏之說：“已經十年不見，想去見見”、“我本來想在我病倒的時候，讓老五來服侍我，想不到他現在竟要先我而去了。” 陳敏之回憶：“媽說這些的時候，聲調雖然還是像平時那樣平靜，但噙著的淚禁不住還是掉了下來，默默地用顫抖的手擦了一下。”

對于母親的這個要求，顧準的三妹起初想以路遠、樓高等等來搪塞，老母親的答復是：路遠可以找出租汽車；樓高，有電梯、有手推車。但是，母子最終還是未能見成，陳敏之寫道：“媽和五哥同住在北京有兩年多之久，相距不過數里之遙，而竟然必須弄成個咫尺天涯，直到五哥離開這個人世間，不能讓他們謀一面，這是我始終無法理解，也是我無法原宥的。”

顧準病重住院后，無家屬照顧，1974年11月4日，顧準六弟陳敏之到北京去照看他，病中的顧準很希望見到孩子，陳敏之寫到：“見到五哥的當天下午，五哥就曾對我說：我所有的幾個子女都想見見。又問我：在他臨終的時候，他們會不會來見他？”

于是，陳敏之給顧準的孩子們也是他的侄子侄女們寫了一封信：

“歷史上有許多先驅者（社會、政治、哲學、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不被當代的人們所理解，被視為異端，這種情況并不罕見。你們的爸爸雖然還不能說是這樣的先驅者，但是據我所了解，我敢斷言，你們對你們的爸爸實際上一點不理解，他比我和你們的目光要遠大得多。許多年來，他不過是在探索著當代和未來的許多根本問題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認為作這樣的探索就是一種該死的異端，那他決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有人以有他為辱，我卻以有他這樣的哥哥為榮。

在家庭關系上，他深深地愛著你們的媽媽。自從你們的媽媽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愛傾注在你們身上。我相信，這一點，你們是會感覺到的。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們兄妹五人都見見面。他還問我：如果他這次不幸死去的話，你們會不會去看他？對于這個問題，我當然無法代你們答復，這只能由你們自己答復。（這里五哥用鉛筆親自加了如下的旁注：如果我臨死的話，我還是希望見見你們，一是請你們原諒（媽媽說我害人，我實在是害了你們），二是祝福你們。然而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心頭的酸楚。這里我又加了如下幾句話：關于你們爸爸所說的'害了你們’，我想作一個注解：一個忠實于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兩全――既忠實于自己的信念，又顧及家庭，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劇所在。）

我沒有想到我必需再次來北京，但是我覺得我不過是做了一件我應該做的事，因為我認為并不是單純出于兄弟的情誼。

你們對你們的爸爸過去所采取的立場、態度，我不想非議。但是任何事情過分了，總會要走向反面，我想順便指出：對于你們至今為止所采取的態度，輿論并不是沒有非議的。娘娘這次對我說：你們現在都已經長大了，由你們自己抉擇。我雖然是看著你們長大起來的，但不想有半點勉強的意思，由你們自己決定。

我已經對祖母說過：如果你們仍然堅持過去的立場、態度，對你們的爸爸的健康以至一切，我都包了，而且包到底。我說這話是算數的。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緒，所以寫這些，代替我說話。當然，我想說的遠不止這些。

你們的爸爸今天上午在病床上寫的兩個條子附此。

五哥的兩個條子，其中一個的大意是：想見他們；表示他原諒他們，也希望他們原諒他。另一個是專給小米的。祝福他幸福（已經結婚并且馬上要生孩子）。”

陳敏之見到顧準的大女兒后，雖然有心里準備，顧淑林的反應仍然讓他氣憤。“見到稖頭大約是當天晚上，小米的愛人也在。我的信她們兩人都看了，反應出奇地冷漠。既沒有向我進一步詢問她爸爸的病情和生活狀況，更沒有絲毫表示自己對此的態度。尤其令我驚詫的是稖頭竟說：軍宣隊想甩包袱；還說：她已寫信給重之，要他不要回來，理由是不合適。”

和侄子小米的談話，情況更差。陳敏之激憤地說：“如果你們仍然堅持你們原來的態度，不要你們說，我宣布，我和你們斷絕關系，你們可以不認我這個叔叔。”

顧準心中認為小兒子重之對他還有一定的感情。可是，在外地的陳重之給陳敏之的復信中表示堅決不回來，信中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絕不能跟著顧準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采取了斷絕關系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我相信在我們的親屬中間也存在著嚴重深刻的斗爭，這也是毫不奇怪的。”

1974年11月16日，中科院經濟所同意給顧準摘除“右派”帽子，當天傍晚，經濟所領導派了代表到醫院去向顧準正式口頭通知，還表示顧準的問題，早在1969年就準備解決，因為經濟所長期癱瘓，因而給拖下來了，借此表示慰問和鼓勵。按說，界限問題這個“障礙”這時已不復存在了。可是，重之仍然不回來，稖頭、小米仍然不去醫院。孩子們對他的態度，始終影響著顧準的情緒， 11月 27日，知道重之不來，他情緒激動，竟有四個小時不能平靜下來。從此以后，病情急轉直下，不到五天即離世。

1974年12月4日上午9時半，經濟所在醫院舉行向顧準遺體告別的儀式。陳敏之回憶：“雖然三妹、稖頭、小米上午8時就去了醫院，我原來以為他們一定會和我一起送遺體去八寶山的，結果竟未去，陪同我去的只有李少甫、沈尉平兩位老友。12月6日下午我去八寶山取五哥骨灰，這天上午小米就知道這事。作為五哥的親兒，竟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結果也是我一個人去的。”

顧準對他的孩子有著深沉的感情。在1969年那么艱困的條件下，他買了一只表，準備給稖頭；他另外準備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會去看他時能用上；他把孩子的照片珍藏起來粘貼在照相簿中……可是孩子們卻把父親從幼年起起的照片全部毀棄了。

在顧準最后的歲月里，中科院經濟所的老同事林里夫、駱耕漠、張純音、江明、吳敬璉等人則照顧他、安慰他，給了顧準不少溫暖。其中，張純音母女和顧準結下了深深的友誼。

1969年11月，經濟所從北京搬去河南息縣時，正是顧準精神上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時候，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張純音和她的女兒徐方（小名咪咪）給予了顧準難得的關心和照顧，十幾歲的徐方與顧準成了“忘年交”，以至顧準成了她心靈中最欽佩的一個人。1974年，在獲悉顧準病危以后，她給顧準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顧伯伯：你好！

剛剛收到媽媽的信，獲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萬分！我實在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我此時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啟蒙老師。是你教給我怎樣做一個高尚的人，純潔的人，一個對人類有所貢獻的人。幾年來你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模特’。盡管我現在還很幼稚，但我是在你帶我踏上的人生道路上沿著你指出的方向一步步走去的。我是頂討厭個人崇拜的，但回想起來一生也就崇拜過一個人――這就是你。

幾年來我們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像電影一樣在我眼前重現。東岳的月光下你告訴我要像小孩撿石子一樣為自己收集知識財富，從那時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學習一生的決心。你對我講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要為自己尋找一個目標，即使明知道這個目標是自欺欺人的，也要向著這個目標去奮斗，否則你生活就沒有中心。在這一點上你就是這樣做的，你對我起了一個以身作則的作用。我現在也在為自己尋找著新的目標，為這新的目標奮斗著。在生活的道路上我又碰到了許多使我感到十分矛盾的問題，我多么期望能把這些問題向你傾訴，得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好答案。但現在看來暫時是不太可能了。我相信你會堅強地生活下去的。聽說明年年初要搞調演，那時我們就又能見面了。

聽說你的孩子還是不肯來看你。我想你也不必過于為此傷心，我就是你的親女兒。盡管不是親生的，難道我還不能代替他們嗎？！

我知道淚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實際行動來實現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這樣才是對你最大的安慰。

就先寫到這兒吧，希望你勇敢地面對現實，要有信心把病治好。

祝早日恢復健康！

咪咪

74.11.18”

顧準遺囑的第三條特意寫道：

“請六弟選擇一些紀念物品，代我送給張純音同志和她的女兒咪咪。”

后來徐方回憶，母親曾對她說：“你還年輕，不懂得顧準這個人的學術思想、道德文章有多了不起!我為一生中有這樣一位志同道合的摯友而感到驕傲……”她講這話是在1975年，當時中國還處于那個最黑暗的歷史時期，世上真正理解顧準的人屈指可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