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旅（40）國博“萬里同風”新疆文物精品展

七煙 2022-02-24

展開全文

時間：2019年7月

地點：國家博物館

展覽：“萬里同風”新疆文物精品展

▲展覽前言

▲人面太陽紋青銅鏡

距今3800年~3600年，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

此鏡呈圓形，鏡面光滑用以觀容察貌，鏡背有紋飾，其中心飾圓形人面像，以鈕為鼻，鼻兩側各有一個細小的泡狀凸起，似人眼；人面外周飾放射狀短線，似太陽光芒。

此鏡質薄器輕，整體裝飾風格古樸渾厚、質樸典雅，鏡背裝飾的人面太陽紋充滿了神秘氣息。對于研究中國古代銅鏡的起源、早期發展及文化內涵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石人俑

戰國，1985年呼圖壁縣采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石人俑為圓柱形，上半部雕刻人的頭頸和手臂。頭部雕刻較為細致，有五官及發髻，手臂只有輪廓，抱于胸前，應是一種鄭重肅穆之態。下部不做任何雕琢，可以直插在臺座或地面上。石人俑雕琢精細，打磨光滑，人物造型自然古樸。

草原地帶的游牧部落自青銅時代起就有墓前設立石像的習俗。石像大多直立地表，以簡練的手法雕刻人的頭像、手臂及衣裝。這種小石像與墓前大石像風格接近，出現時間較晚，一般用于墓室隨葬。

▲雙熊對坐青銅祭盤

戰國，新源縣71團農場魚塘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此盤原應有底座，現缺失。正方形盤內兩角各置一熊，呈坐姿相對，前肢雙掌合握，中為一小孔，原應插有物品。以器物殘缺情況看，盤內可能還有別的雕塑鑄像，所以寓意難辨。此類銅盤在塞人文化遺存中多有發現，可能是用于宗教禮儀的祭祀臺，其用途似與襖教祭祀活動有關。

▲翼獸銅環（復制品）

戰國，1981年新源縣71團農場魚塘出土。原件鑄造而成。圓環形，中空，內側有一條開口，表面起凸棱紋。環圈的前部是相對伏臥狀高浮雕的有翼獸及前身部位，獸頭上的角、耳、鼻、眼及吻部塑造的非常清晰。獸翼為弧形且上翹，表現了羽翼紋飾。此器制模和鑄造工藝都非常成熟，造型具有很高的藝術想象力，可能是當時襖教祭祀儀式中使用的神器。

▲虎紋金牌飾

戰國，1977年烏魯木齊阿拉溝30號墓地出土。同墓出土同類器物共7件，紋樣基本相似，圓形，利用金片捶擛出浮雕紋樣。老虎軀體翻轉卷曲呈圓形，頭高昂，前爪抬至頜下，后爪至腦后，極富動感。

▲獅形金箔飾

戰國，1977年烏魯木齊阿拉溝30號墓地出土。這件獅形金箔飾制作精美，是用整塊金箔捶打模壓出雄獅撲食的形象，雄獅豎耳，張口睜目，前腿下壓一獵狗作咬噬狀，后腿和尾向上翻轉，顯得強健有力，鬃毛卷曲，細腰，身飾弧形條紋和圓渦紋，具有極強的立體感。

動物形牌飾是北方草原民族常用的飾物，其造型多為虎、獅、鹿、狼、羊、牛等活躍于北方草原的野生動物和牧養動物。從古至今，活動于新疆地區的大型食肉猛獸有新疆虎和豹，沒有獅子活動的跡象。這件動物牌飾的造型乍看像虎，但頸部卻有濃密的鬃毛，因此專家認為這應該是獅子形象。

▲彩繪騎馬武士俑

唐代，1964年吐魯番阿斯塔那29號墓出土。武士頭戴兜鍪，身穿黃色長袍，足蹬長靴，騎在一匹高大矯健的馬上，神情嚴肅而專注，顯示了沉著、冷靜、穩健的軍人氣質。武士俑再現了唐代西域軍隊的威嚴軍容。

▲宦官俑

唐代，1973年吐魯番阿斯塔那206號墓出土。宦官俑的制作方法是木雕頭部，彩繪面貌，胸部用方形木條直接在頸下粘合，木片做成兩腿和雙腳，粘合在方形木條兩側，胳膊用紙捻制成。頭戴烏紗帽，身穿黃色菱格紋綺長衫，系黑腰帶。

宦官俑臉色蒼白，立一對扇風耳，挑眉吊眼，塌鼻梁扁鼻頭，翹紅唇大嘴，相貌丑陋，面目可憎，表現出“黃衣使者”欺上媚下的丑陋形態。木俑衣著真實，宛若真人，可能是唐代“雕木為戲”的傀儡木偶，用于當時吐魯番貴族庭院內表演，或受當時厚葬風俗的影響，在出殯時表演以炫耀路人，又稱“喪家樂”。傀儡戲起源于漢代，到唐宋時期依然很流行。傀儡戲的表演以滑稽為主，偏重娛樂。其人物造型多采用夸張的手法，以達到供觀眾取樂的目的。

▲“漢歸義羌長”銅印

漢代，1953年沙雅于什格提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臥羊鈕，印面陰刻篆文“漢歸義羌長”5字，“歸義”是漢中央政府給予其統轄的邊疆少數民族首領的一種封號。從出土地點判斷，此印應是漢中央政府頒發給西域地區羌族首領的。

▲官府印譜

▲“開元通寶”銅錢

唐代，1994年伊寧縣征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唐開元通寶錢始鑄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至唐末仍在使用。開元通寶錢文由唐代著名書法家歐陽詢書寫，有青銅、鐵、鉛、金、銀五種材質，錢幣直徑一般為2.4厘米左右。

開元通寶的鑄造是我國錢幣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標志了銖兩制的終結與寶文錢制的建立，是我國衡法改為十進制的開始，影響廣泛，意義深遠。開元通寶在西域地區及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發現體現出了大唐王朝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強大影響力。

▲重光元年汜法劑隨葬衣物疏

隋代，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那151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隨葬衣物疏是中原戰國后期出現的習俗，因書寫在簡牘或木方上，故被稱為“遣策”，又因其內容是條陳隨葬器具衣物，也被稱為“物疏”，東漢時期便有中原漢人遷往高昌居住。兩晉之交，高昌出現漢人大姓。前涼建興十五年(公元327年)設立高昌郡，漢族逐漸成為當地的主體民族。高昌衣物疏是北朝至初唐時期(公元4世紀一7世紀)居住在吐魯番的漢人在喪葬儀式中書寫并隨葬的文書。

隨葬衣物疏習俗在高昌延續了近三百年，衣物疏內容經歷了漢魏中土陰間觀念的延續、道教及民間信仰的影響、衰落并被佛教功德疏取代三個階段。此衣物疏中“佛弟子”“五道大神”“持佛五戒，專修十善”等佛教詞語的格式化表述，反映了當時佛教信仰已在民間普及。同時，隨葬衣物疏內容也反映了當時高昌人的衣著習慣。

▲花式點心

唐代，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那187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點心以小麥粉為原料，經捏制或模壓成形烘烤制成。表面呈土黃色，分四棱式、菊花式、梅花式等，做工精美，造型別致，體現了當時人們高超的面點制作技藝和審美情趣。

在唐人看來，飲食并不單求吃飽，還要吃出花樣，要求色、香、味俱全。這種飲食習俗在唐代吐魯番地區也十分流行。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樞紐之地，吐魯番地區的飲食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響，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各種花式點心月餅，都足以說明這一點。同時，吐魯番地區又將葡萄，核桃、石榴、洋蔥、蒜、香菜、菠菜、胡椒等果蔬香料傳人內陸，極大豐富了中原地區人民的飲食文化，許多已深深扎根于中華飲食文化中，成為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彩繪駝夫俑

唐代，1973年吐魯番阿斯塔那206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此木俑將人頭、軀干、上臂、小臂、雙下肢、雙腳分段雕刻，然后膠合而成，再施以彩繪。俑為一胡人男子像，濃眉深目、鼻高且挺直、短胡須，頭戴白氈尖頂帽，帽沿外翻，露出暗紅色帽里，氈帽兩側繪紅色四出菱紋圖案，身穿齊膝綠色恰袍，胸前左側衣角外翻，露出紅色襯里，上繪深紅色樹草和蜜蜂圖案。腰系黑帶，腳穿黑色長靴，兩臂彎曲向前并緊握雙拳，作牽引駝馬狀，顯得英俊、堅毅，顯示了樂觀自信的民族性格。木俑制作技法精湛，藝術風格鮮明，具有很強的寫實性。

▲絹衣彩繪木俑

唐代，1973年吐魯番阿斯塔那206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女俑頭部為木塑彩繪，身軀以木柱支撐，胳膊用紙捻制成，呈侍立恭候狀。發束高髻，頭微向左側。面部描繪花鈿。身著團花錦上衣、黃地白花絹制披肩。下穿紅、黃相間豎條曳地長裙。一派高貴、典雅、艷美的姿態。

阿斯塔那206號墓，是高昌左衛大將軍張雄與妻子的合葬墓。唐貞觀之初，高昌王麴文泰對抗唐朝，有分裂行徑，張雄則主張統一，與麴文泰發生激烈沖突，于公元633年憂憤而死。公元640年唐朝平定高昌后，有感張雄之忠，將張雄的兩個兒子封為高官，并封其妻為“永安太郡君”。公元688年其妻死，被厚葬于張雄墓中。故該墓隨葬品豐富，大多具有明顯的盛唐風格。

▲彩繪寶相花小木罐

唐代，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那230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此木罐旋制，鼓腹，平底，上帶蓋，蓋有傘形鈕。黑色器表上描繪白色紋樣。蓋上飾卷草紋，罐體繪當時流行的寶相花紋和云紋。整體線條流暢，紋飾精美，但色彩附著不牢固，是專為隨葬制作的冥器。

▲“文明元年”麻布殘片

唐代，1973年吐魯番阿斯塔那19號慕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此麻布殘片原白色，上墨書“文明元年八月”和“吳”字及兩方朱色印章，印文不清。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相當數量的麻類織物，包括衣物、被單、被褥、腳布等，時代自兩晉至唐。在部分唐代麻織物上，保存有墨書題款，寫明年月、地區、布帛性質、納布人姓名、數量等，并鈐有州、縣以及稅收倉庫管理部門的官印。從該麻布的題記看，應是文明元年八月一吳姓農民上交的調布。

唐代租庸調法規定：每丁每年納粟二石，為“租”，隨鄉土所產蠶桑之鄉每丁每年繳納綾或絹或絕二丈、絲綿三兩；非蠶鄉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調”；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若不從役，可以繳納絹或布代替，謂之“庸”。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帶墨書題記的布、絹，涉及今河南、陜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蘇、浙江等省區，反映了唐代國家高度統一、新疆和內陸省區間密切的政治、經濟關系，是研究唐代租庸調制度實施情況的珍貴實物資料。

▲彩繪伏羲女媧絹畫

唐代，吐魯番阿斯塔那佛塔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彩繪人首蛇身伏羲、女媧二人，以手搭肩相依，蛇尾相交。女媧在左，發束高髻，兩腮涂紅，額間花鈿，身著寬袖翻領衣，右手執規。伏羲在右，頭戴巾，留須，身穿寬袖翻領衣，右手與女媧搭肩相擁，左手執矩和墨斗。二人共穿一條花裙。上方畫象征太陽的紅心圓輪，尾下是象征月亮的圓輪，四周是象征星辰的線連小圓。

▲美人花鳥圖絹畫

唐代，吐魯番阿斯塔那187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絹本，設色。畫面中有兩位女子，左側仕女呈行走狀，高髻扎花，闊眉，額描花鈿，雙頰抹緋紅，杏仁嘴，上穿淡綠色雞心領上衣，下著紅地印花長裙，外披白帛。右側仕女身形較小，身穿圓領咖啡色長袍，腰間系帶，內穿暈裥長褲，腳穿圓口立幫麻底鞋。在兩位仕女的上空，有多只飛鳥在彩云間翱翔。

▲藍色斜褐緙飾褲

西周，1985年且末扎滾魯克4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寬腰、直筒褲。褲襠中央縫有“十”字形毛布，邊緣呈逐漸內收的階梯狀，對折成三角形縫合在襠部。毛布為2/2斜紋，經緯線皆呈“Z”捻向。褲腰和褲腿為紅色底緙毛。褲腿用幅寬55厘米的毛布料一折為二縫綴而成，接縫在內側。在褲腰和褲腿底邊用“通經斷緯”的緙織方法織出組合菱紋和回紋飾邊，飾邊為紅色地，藍、茄紫、土黃、姜黃、紫紅等色毛線顯花紋。

▲彩繪泥塑豬首人身俑(復制品)

唐代，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那215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泥塑彩繪，豬首人身，頭部寫實又有適度夸張，臉型瘦，鼻和嘴長，鼻孔大，

嘴里左右有顆獠牙把上唇頂起形成褶皺。豬鼻前伸，齜牙咧嘴，雙耳直豎，豬眼微睜。身部為唐人裝束，微坦胸。上身著橘黃色交領寬袖長衫，散領右衽，領口、袖口及下擺邊緣均鑲以寶相花紋錦邊，大袖衫下擺只及胯部，雙手齊胸作恭揖狀。下穿棕褐色地紅藍碎花紋長裙，裙長曳地。足穿方頭鞋，站立于長方形底板上。

▲彩繪木馬

東晉，1964年吐魯番阿斯塔那22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此兩件彩繪木馬采用分段雕刻技法制作，由馬頭、馬鬃、上身、下身、馬尾、四肢等13塊部件膠合而成。木馬通體施白色底，底色之上敷彩，以赭、黑及石

綠等色描繪出五官和馬鞍等其他部位。木馬呈嘶鳴狀，雙目注視前方、呈現出強烈的動感。此木馬造型與唐馬不甚相同，反映了東晉時期的工藝特點和當時人們對馬的認識。馬自被馴化以來，便成為人類重要的生產和交通工具。對于西域眾多草原游牧民族來說，馬已經融入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形成了獨特的馬文化。

▲尼雅遺址及“五星出東方”護膊

▲墓主人生活圖

東晉，1964年吐魯番阿斯塔那13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此圖由六塊尺寸相近的紙拼接而成，畫面橫向展開，描繪墓主人日常生活場景。左側樹下馬夫備好鞍馬，儀仗放置一側：中間懸幔之下，主人持扇坐于矮榻上，其妻侍立榻旁，榻旁樹上歇息著鳳鳥；右側廚房內侍女正在烹飪飯菜，上部繪田地和農具。

畫面左上角圓圈內繪有代表月亮的蟾蜍，右上角圓圈內繪代表太陽的金烏，兩者間有兩組不同指向的北斗七星。此畫風格古樸，畫面中人物服飾和矮式家具與同期中原風格類似，顯示了中原文化對西域地區的影響。

▲泥塑女俑

▲舞伎圖壁畫(復制品)

晉代，策勒達瑪溝佛教遺址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此組壁畫原件共7幅，出自于闐達瑪溝東南部胡楊墩佛寺遺址，是被盜遺址中出土的鍵陀羅風格伎樂天神像。舞伎婀娜多姿，神態各異，優美動人。面部特征相似，面部圓潤，彎眉大眼，鼻梁挺拔，嘴唇豐厚，體態豐盈。披帛繞臂，翩翩起舞。

壁畫大都以鐵紅色為主，人物線條優美剛勁，柔韌舒展，極具于闐佛教繪畫“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之特征。于闐佛教繪畫都用礦物質顏料，層層堆積由淺至深，以表現人體肌膚的立體感。這種手法被于闐畫師尉遲父子帶入中原并對中原繪畫產生相當的影響。

▲思維菩薩頭像(復制品)

唐代，策勒達瑪溝佛教遺址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兩件壁畫殘片皆僅存菩薩頭部，菩薩臉龐低垂，閉目，作思維狀。有頭光、神光頭戴花冠。額間有白毫。菩薩面部沒有染膚色，與頭光的地色相同、接近于畫史中所謂的“白描”效果，線條流暢粗率，而不像中原壁畫在起稿線基礎上再進行精細復勾的做法，頗可體現焉者畫工用筆的率性奔放。壁畫用色以黏石類傾料為主，通過研磨目數不同，而呈現顏色深淺的變化。大量采用這種赭色為達瑪溝壁畫用色的一大特點。

▲輪王說法圖(復制品)

唐代，策勒達瑪溝佛教遺址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此壁畫殘片，出土于達瑪溝托普魯克墩2號遺址佛寺前殿西北角。

輪王有身光、頭光，束高髻，坐于臺上說法。三人面向輪王，跪在墊子上，雙手合掌聽法。有花朵似從空中落下，表示說法時天花亂墜。輪王與聽法者服裝相似，皆袒右。輪王，又稱轉輪王，是印度佛教中的一個概念。簡單來說、每逢治世，必有轉輪王出現。佛統領宗教世界，轉輪王統領世俗社會，即所謂“一佛一轉輪王”，這一理論為現世君主提供了宗教上的合法性，使得輪王觀念成為中亞和東亞統治者不斷借用的一套宗教政治資源。

▲千手千眼觀音殘像(復制品)

唐代，策勒達瑪溝佛教遺址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菩薩眉間有一眼，有多臂，可知為千手千眼觀音。菩薩身上佩戴項鏈、瓔珞、寶繒等多種佩飾。蓮莖中生出一化佛。造型上最大的特征在于，畫家以一種類似“屈鐵盤絲”的線描勾勒菩薩。線條纖細而具有彈性。頭光中的綠色和赭色都用了暈染的技法，形成漸變的光暈效果。千手千眼觀音是密教題材，這一題材在達瑪溝的出現，體現了密教造像在于闐地區的流行。

▲彩塑菩薩頭像

南北朝~唐，焉耆錫克沁千佛洞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此頭像發髻為大波浪紋，圓臉，眉眼細長，雙耳飾花式耳環。此菩薩頭像是1928年黃文弼先生參加中瑞考察團在新疆進行科學考古時發現的文物之一，是中國考古學家首次到新疆進行科學考察的成果。這些造像展現了佛教藝術傳入新疆地區后與當地風格的融合，造像面龐圓潤，細眉高目，既有佛教發源地古印度的藝術風采，也有東方藝術的特色，具有明顯的地區過渡性，是佛教藝術發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佐證。

▲舍利盒圖案

▲回鶻高昌王及大臣供養像

唐~五代，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

▲回鶻高昌王后供養像

唐~五代，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

▲思維菩薩圖(臨摹品)

南北朝，拜城克孜爾石窟38號窟。此圖原作年代屬于公元4世紀中~5世紀末。菩薩側坐在蓮花座上，面相豐滿，袒露上身，肌體圓潤。頭戴珠冠，頸掛項圈，耳墜鐺，右手屈肘撐于腿上，食指輕輕托著豐腴的面頰，左手隨意撫在胯部，雙眼流露著凝神遐想的目光。菩薩前可見一孔雀殘像。此圖色彩艷麗，線條清晰、流暢，具有生動而感人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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