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多數哲學問題，我們看到的情況往往是：哲學家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些哲學爭論甚至長達兩千多年之久。盡管論證上不斷推陳出新，但其論證很難說具有擊倒性（knock-down）。那么，哲學討論是否真的能夠帶來關于這些問題的知識？如果不能，為什么？對這些問題，當代哲學懷疑論者，如科恩布利斯（Hilary Kornblith）、威廉·萊肯（W. Lycan）和畢比（Helen Beebee）主張：哲學的討論和研究并不能帶來任何實質性的知識；更精確地說，哲學家社群整體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其所提出的實質性哲學主張是否為真。

畢比認為哲學懷疑論有兩個主要依據：方法論的討戰和異議的挑戰。前者指哲學家們使用的方法論并非“真理導向”的方法論，因而缺乏充分理由去宣稱可以藉之獲致真理。異議的挑戰指不論一個哲學家對某一哲學問題的主張為何，他總可以發現與自身立場不兼容的觀點，而這些觀點的提出者同他一樣理性且有足夠見識，這使得整個哲學家社群無權宣稱任何一個哲學看法是正確的。學過哲學的人對異議挑戰的現象應該不陌生，但為何說哲學的方法論并非真理導向呢？畢比認為，這是因為該方法論中的兩個核心部分——哲學證據及理論優點極大化（又稱“最佳解釋推論”（IBE,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或“溯因法”（abductive method））——皆非真理導向。在證據問題上，畢比舉了多個例子說明我們對于多數哲學問題的直覺是彼此沖突的；她認為這些沖突的直覺源自彼此抵觸的理論預設，這進而使得哲學家缺乏有效的方法去決斷它們中的何者正確。在IBE問題上，畢比指出：科學家有歸納證據去相信IBE可以導致科學真理，但哲學家則缺乏歸納證據去相信IBE可以導致哲學真理；即便我們同意IBE推論中的個別項目是真理導向的，哲學家們仍然缺乏有關它們各自重要性或權重的共識，因而難以決斷哪個理論才是“總體來說”最佳的理論。

畢比的說法相當簡略，為了更清楚地理解她所謂的方法論挑戰和我自己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我們必須先要知道：該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從多個相互競爭的理論中篩選出最好的理論。為達此目的，哲學家們通常使用以下多個標準作為篩選的依據：（1）解釋廣度：能被該理論解釋的資料（data；即一般所謂“直覺”）有多少？（2）被解釋項強度：能被該理論解釋的數據本身有多么可靠或重要？（3）邏輯一致性：該理論是否在邏輯上不矛盾？（4）非特設性：該理論是否是為了解決某問題才特別提出的想法？（5）融貫性：該理論是否與其他已被接受的理論相融貫？（6）本體論簡單性：該理論是否假設了較少種類的事物？（7）解釋簡單性：該理論是否使用了較少的基本概念，或使用較為精簡的方式去解釋數據？（8）保守性：該理論是否在邏輯上蘊涵我們許多既有看法為假，并因而要求我們大幅修改既有看法？（9）清晰與精確性：該理論所使用的概念是否清晰，內容是否精確？（10）解決問題的能力：該理論能否解決它所瞄準的問題？解決的方式是壓制式的（overriding）或抽根式的（undercutting）？（11）成果豐富性：除了它所瞄準的問題外，該理論是否還有別的應用性？

如果我們可以使用一個數xi去表示每項標準的重要性或權重，且使用另一個數字yi去表示一個理論在某項標準上的得分，那么我們就可以計算出每個相互競爭的哲學理論在IBE評估上的總分（如果理論T在各項的得分分別為y1, y2, …y11，那么該理論的總分就會是（y1×x1） （y2×x2） ... （y11×x11）），并由此挑出一個得分最高的“最佳理論”。有些哲學家樂觀地認為這樣的客觀評分是可能的。而畢比則對此表示質疑：一是我們的哲學直覺經常彼此沖突，而沖突中的直覺何者正確的爭議，在哲學家間缺乏不預設理論的解決方式；二是IBE中各標準的權重為何以及各種理論在各項標準上的得分應如何決定，在哲學家間也常有爭議。基于這些爭議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解決，畢比認為IBE并非真理導向的方法論，不會帶給我們任何哲學知識。

我個人十分同情畢比的看法，也和她一樣對哲學抱持懷疑論立場。但我認為她顯然低估了當代哲學方法論存在的問題的嚴重性，也無法解釋一些常見現象。如果我們再仔細看一遍IBE中的各項標準，就會發現其中有些問題顯然被畢比忽略了。首先，有的標準本身是含混的，如“非特色性”“強度”和“壓制式”，這使得哲學家們對其進行評分極為困難，甚至存在任意性。其次，有的標準存在爭議性，如邏輯一致性。相信有些矛盾句為真的雙面真理論者便傾向于認為該標準并不具有重要性。最后，有的標準，如融貫性，訴諸了其他同樣需要IBE評估的理論，因而應用該標準時將有導致循環或無窮后退的可能。除此之外，我認為IBE方法論還有以下兩個極為嚴重的問題，足以癱瘓該方法論本身：正確的邏輯問題以及直覺的穩定性與可靠性問題。

第一，正確的邏輯問題。IBE中的多項評估標準，如保守性、解釋廣度和融貫性，都與“邏輯后承”關系或邏輯本身有關：為了看出一個理論T是否抵觸某些既有看法，得先從T邏輯地推出一些與該看法有關的后承；為了說明T的確可以解釋某直覺I，需要證明T邏輯上蘊涵I或至少高度支持I；為了說明兩個理論彼此是融貫的，得證明它們在邏輯上不會共同推出矛盾。由于我們的哲學理論是以日常語言表述的，因而在應用邏輯方法推出哲學理論的后承時，我們需要使用“對日常語言來說正確的邏輯”。問題是：該邏輯是什么樣的邏輯呢？這個問題是當代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但不幸的是，當代哲學家們對此問題所給出的答案不止一個。有些哲學家認為日常語言的邏輯是弗雷格在19世紀末所提出的經典邏輯，有些哲學家則認為，該邏輯是某種非經典的弗協調邏輯或三值邏輯。關鍵的地方在于，不同的邏輯對兩個語句之間是否有邏輯后承關系可能有不同的判斷。例如，經典邏輯認為一個語句的雙重否定邏輯上蘊涵該語句，但直覺邏輯則認為該蘊涵關系并非普遍成立；經典邏輯認為一個矛盾句邏輯上蘊涵任何語句，但弗協調邏輯則認為該蘊涵關系并非一定成立。這種不同會影響我們對一個理論在某IBE項目下得分多寡的判斷。因而，為了使用IBE評估哲學理論，我們必須先決定對日常語言來說哪個邏輯是正確的。但問題是，這個問題本身仍是一個哲學問題并且存在不同答案。我們要如何決定哪個答案才是正確的呢？如果我們再度使用IBE方法，顯然會面臨循環性的問題；但我們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嗎？我認為這個問題是IBE中一個無解的問題。

第二，直覺的穩定性與可靠性問題。如果正確的邏輯問題在IBE方法論上無解，我們在IBE中唯一能要求的便只剩下我們對各種哲學問題的直覺判斷了。畢比認為這些直覺不但經常沖突，而且還各自預設了不同的哲學理論。但是，畢比的看法不僅無法解釋哲學家為何有時（或經常）會改變立場，而且還忽略了一個事實：哲學家們經常同意其對手不同于己的直覺“其來有自”（有一定的根源），且非單純源于預設的理論，因而覺得其對手的直覺需要某種合理的解釋。此外，畢比的看法也不容易解釋為何我們有歸納證據去相信IBE可以導致科學真理，但缺乏歸納證據去相信IBE可以導致哲學真理。我相信，對上述三個現象的合理解釋都根源于哲學直覺的不穩定性與不可靠性。由于IBE方法論對哲學直覺的依賴性強，而后者相對于科學數據既不穩定亦不可靠，因而IBE在哲學上無法像科學一樣導向真理；由于哲學直覺的不穩定性與不可靠性，故哲學家經常得承認其對手的直覺其來有自，因而需要某種合理解釋；而哲學家之所以可以輕易改變哲學立場，那是因為他們通常清楚地意識到哲學直覺的不穩定性與不可靠性。甚至，由于其不穩定性與不可靠性，哲學直覺在某種程度上是“可被操弄的”。所謂“操弄直覺”，我指的是哲學家將自身或對手原本認為正確的直覺解釋成“其來有自，但嚴格說來是不正確的”。事實上，當代哲學家早已熟悉不止一種“操弄直覺”的技術，這更使得任何哲學直覺都不具有確定性。例如，哲學家原本（或其對手）認為是正確的直覺可以透過“解釋掉”（explain away）的方法而顯得“雖然其來有自，但其實不正確”；而原本認為互相沖突的直覺可以通過訴諸語境（context）的手法而顯得沒有真正的沖突。此處所謂“解釋掉”的手法有很多種，如虛無論者常以“改寫”方式去解釋“為什么我們會很自然（但錯誤）地認為組合物在現實中是存在的”；格賴斯（H. P.Grice）訴諸“會話蘊涵”去解釋“為什么我們會很自然（但錯誤）地認為某些古典邏輯上有效的推論是無效的”。

我認為，上述這兩個因素才是真正使得我們不可能使用IBE去對任何哲學理論作出無爭議評估的重要原因。由于當代哲學實際使用的方法就只是IBE，因而對于多數哲學問題來說，該方法根本不可能對哲學問題提供真正的解決與知識。

（作者系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特聘教授）

編輯：陳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