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宋學豐 俄國文學泰斗高爾基說過，文學即人學。可以說，整個人文藝術領域都是對人性的觀照和探索。 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是因為其文字背后傳遞著人性的關懷；一幅傳世畫作，穿越歷史的時空，依然能夠喚醒人類心靈的想象空間。對于人的生存來說，這些文化現象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文化與治療是一個不能回避的人文主題。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說過，哲學本身就是一種治療。如果我們跨越文化的認知、審美和教育的社會功能，從其原初意義上講，整體的文化領域就是人類精神棲息的場所，是精神成長的“孵化地”。 這也正是人文精神的價值所在，即把遭受困頓和不安的人類精神“搬遷”至文化領地，接受人文的慰藉、滋養和療愈。
在人類早期，文化最原始的生態是一種部落儀式，文化的代言人往往是部族中能夠溝通天地的“巫祝”或“薩滿”，他們以器具為載體，通過儀式溝通天地神靈，為人祛病除災，治愈身心疾病。 文字出現之后，誕生了文學、詩歌藝術、宗教和哲學等文化景觀。比如，在小說與詩歌的創作與閱讀中，我們能夠和作者進行心有靈犀的交流，跨越時空，感同身受，精神得以慰藉，心靈獲得安頓。 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說過，寫作是最好的自我治療的方式，在其《致死的疾病》一書中，作者試圖通過一種哲學式的質問來拯救人類信仰喪失后的“空心病”，哲學式寫作成為了克爾凱郭爾的一個精神港灣，也是一個心靈的“療愈場”。
同樣，哲學家尼采曾提出“作為文化醫生的哲學家”這一偉大的構想，試圖在哲學中找尋治愈現代西方人精神危機的“良方”，“上帝已死”，重估一切價值，在文化的斷裂中修復缺失的信仰。 精神分析的創立者弗洛伊德從遠古的圖騰崇拜和“巫術”中，喚醒“談話治療”的魔力，在無意識的深度心理中尋求文化治愈的力量。 人類浪漫主義精神的沒落，古典文化價值系統的“土崩瓦解”，造成了現代人的信仰真空和精神流浪。現代科學主義的話語壟斷，傳統人文教育資源遭到冷落和忽視，人的精神存在狀態得不到有效的安頓。 呼喚人文精神的回歸，是對當下人的精神現狀的一次反思，對文化現象的一次審視，從科學主義單一霸權的話語中釋放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通過不斷地文化創造和嘗試，實現一種詩人荷爾德林筆下的“人類詩意地棲居”。
回歸人文，是要實現各種“語言范疇”和“心理語境”之間的自由轉換，避免“固步自封”、“畫地為牢”的文化困境，這取決于能否創造一個開放的對話空間。 正如當下教育所面臨的“分裂”現象：知識與生活的隔離，常識與生命的疏遠，認知與智慧的斷層，理性與情感的沖突等現象的背后，其實是語言轉換上的滯后造成的，一種“語言圖式”意謂一種語言邏輯，相異的語言邏輯之間能否有效“轉碼”，就需要文化層面的“破譯”。這也是從“文化病理學”的視角對整個文化系統的臨床診治。
人文精神是一種生命想象力的“書寫”。日本著名醫學家春山茂雄以《腦內革命》一書開創了新的醫學理念和健康革命，他試圖把醫學從科學主義的鉗制之下解脫出來，重新看待生命自身，從東方文化資源中挖掘現代人的生命想象力。 正如他說的：“針灸也好，氣功也好，這些東方醫療的手段和冥想一樣，都能促進大腦分泌一種叫做'腦內嗎啡’的荷爾蒙，它通過情緒來改變身心狀態，從而在體內形成一個任何藥物都無法比擬的'制藥廠’，行使人體的自然治愈力，達到防病治病的效果。”而所謂的“冥想”其實就是想象的另一種表達，是一種深刻而樸素的文化體驗，這種文化體驗本身具有安頓心靈的作用。 印度詩人泰戈爾借助詩歌創作化解自身的精神困頓和痛苦， 表達自己對人性真善美的渴望以及對自由信仰的追求，泰戈爾借助文學創作與命運達成和解，把個體精神意義上的困頓與苦厄溶解于整體的文化體驗中，獲得一種與神合一的藝術審美體驗，以一種幻想式書寫來喚起對抗精神苦痛的治愈力量。
文化只有在體驗中才是生動鮮活的，它不能抽離于生活，而淪為一種生硬的文化符號。文化體驗對于現代人來說，并不是一種奢侈的“精神享受”，它就融入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會給人一種“精神包袱”，也無需像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修行一樣。 那些令人感動的事情，美麗的風景，興趣愛好，音樂繪畫等藝術，小溪的潺潺流水，婉轉動聽的鳥鳴，大海的濤聲，徐徐的風聲……都可以使人心曠神怡。這些“零碎瑣細”的生活體驗，都蘊含著文化心靈的自我調節和治愈的“隱性力量”。 回歸人文精神，在心理學家榮格的理解下，就是喚醒精神文化背后的“治愈者原型”，讓這樣一種自愈的力量找到一個適合的表達方式，不管是借助于文字還是圖像，傳遞出內在精神的渴望，當這份生命的“渴望”被看到，被聽到，被理解，一種文化治愈的力量便被開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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