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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五年（200年），正當袁紹與曹操劍拔弩張之際，許都小朝廷也發生了一件大事。國舅董承聲稱受漢獻帝“衣帶詔”所托，拉攏到王子服、種輯、吳碩、劉備等一干朝臣，密謀誅殺曹操。不曾想到，此事早早便被曹操識破，結果可想而知：除了提前遠遁的劉備，董承等人悉數見誅，闔族死于非命。

東漢中期，陳蕃、竇武。二人謀誅宦官，雖事敗身死，但也贏得了清流名士的一致稱頌。董承“勇敢”地反抗曹操，不惜以性命為賭注替漢獻帝尋找出路，也同樣得到了不少人的認可。在小說《三國演義》中，董承就被定義為了“大忠臣”。然而，這終究不是董承的歷史面目。

壹

董承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拋開《三國演義》的濾鏡，不妨看看史書對于董承的描繪。據《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記載：“近董公之強，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旻、承、璜以為鯁毒。”董卓在朝中作威作福時，豢養了一幫爪牙，他們狐假虎威，四處為惡。其中就有董卓的弟弟董旻、侄子董璜以及后來的“大忠臣”董承。

董承是漢靈帝母董太后的侄子，冀州河間人，這顯然與出身于隴西的董卓一家八竿子打不著。既然如此，董承與董卓又是如何聯系上的呢？

值靈帝末年，外戚董氏在與何氏的斗爭中落敗，驃騎將軍董重、董太后等人皆死；僥幸逃得一命的董承，干脆投靠了董卓。巧合的是，董卓也曾想著與董太后攀關系，雖說太后人不在了，但他的侄子董承還在。憑借這層關系，董承勉強在涼州軍中站穩腳跟，并成為董卓的眾多簇擁之一。

由于長期與西涼軍閥打交道，董承也染上了羌胡習氣。獻帝東奔的過程中，“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為了搶奪伏皇后的絹布，董承命人強搶，甚至殺死了皇后身邊的侍從，鮮血都濺了她一身。董承為什么要這么做呢？

《后漢書·董卓傳》與《三國志》裴松之注給出的解釋是：董承后以絹作繩，用以渡過高高的河岸。但這，很有可能是董承的一個借口。

董卓執政后，曾發行大量的劣質小錢，這直接導致了漢末經濟體系的崩塌；自是以后，金屬貨幣的購買力大不如從前，而谷物、布帛等實物貨幣，便成了市場流通中的硬通貨。作為口糧的谷、粟，其物價更是在短短幾年內便暴漲了一萬多倍。由此可見，伏皇后手中的絹布，就是一筆非常寶貴的財富。董承強搶此物，更像是“見財起意”，更何況，作繩之物也有很多，不見得非要用質量更好的絹布。然而，董承若僅僅是“謀財”，倒也就罷了，他一度還有“害人”之意。

據《后漢紀·孝獻皇帝紀》記載：“上與公卿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余丈，不得下。議欲續馬轡系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荷)令孫儼從人間斫后，左靈曰：'卿是何等人也！’以刀捍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

此處記載，與《三國志》《后漢書》中對于“董承奪絹一事”的前后經過大致吻合，說明其增補的細節頗為可信。不難看出，董承一開始就有暗害伏皇后之意，只是被左靈識破，這才欲蓋彌彰，先殺了皇后身邊的侍從，而后又以他事為借口。原因倒也簡單：董承的女兒董貴人，只是漢獻帝的嬪妃罷了。

按前文所述，董承的“權欲”也是昭然若揭的。他當初拒絕曹操迎奉天子、后來又主動接納曹操，都是為了與白波軍爭權奪利。至于所謂的“衣帶詔”，也極可能是董承爭權的進一步表現。

貳

衣帶詔與漢獻帝有關嗎？

談及“衣帶詔”始末，按小說中的說法：漢獻帝不愿曹操坐大，遂通過董貴人聯系到了董承。而后他又將討賊詔書置于衣袋之內，讓董承以此為據，暗中聯系朝臣。所以，漢獻帝的主觀意志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董承的動機。若漢獻帝的確授予過董承“衣帶詔”，起碼也能證明，董承是師出有名的；倘若不是，那就再次證明了董承的野心與權欲。

關于“衣帶詔”由來，《三國志》與《后漢書》記載地有出入。這件事，的確是存在的，但對于漢獻帝的態度，二書卻是各執一詞。《三國志·先主傳》記載：“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這里明確提到，董承宣稱自己得了“衣帶詔”，有王命在身。而《后漢書·孝獻帝紀》卻說：“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種輯受密詔誅曹操。”董承等人既受密詔，說明漢獻帝親自參與了此事。宋人司馬光在見到這兩條記載后，果斷采取了陳壽的說法，云“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

司馬光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取舍，很可能是因為他看到了《后漢紀》中的記載：“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曹操，發覺，伏誅。”在同一件事上，成書早于《后漢書》的《后漢紀》唯獨缺少了“受密詔”這個關鍵字眼，說明袁宏也支持陳壽。唯獨到了范曄筆下，才專門加上了“受密詔”。如此一家之言，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綜上，漢獻帝從未真正授予過董承“衣帶詔”。可既然如此，董承為何還能拉攏到一些朝臣呢？

一來，曹操在朝中安插親信的行為，已經引起了不少朝臣的忌憚；二來，董承貴為國舅，又掌管后宮宿衛，能經常接觸到漢獻帝。除此之外，董承“稱受衣帶詔”也未必就是假的。誠然，漢獻帝沒有給過董承“衣帶詔”，但曹董二人爭權奪利，漢獻帝也能獲取到一絲喘息之機。就時局來看，漢獻帝與董承相互利用的可能是最大的。

董承想要獨掌大權，走外戚干政的老路，自然要先絆倒曹操。與此同時，漢獻帝也樂于見到他們大打出手，以削弱雙方的力量。因此，他雖然不能光明正大地給出所謂的“衣帶詔”，卻也可以私下暗示；在不留下證據的前提下，甚至不排除漢獻帝曾授意親信，來傳達自己的意志。

這絕非無稽之談。縱觀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這些年，后宮三天兩頭地出岔子，要說漢獻帝沒有想法，那是不太現實的。君不見，曹操后來便將自己的老巢遷都至鄴，卻仍將漢獻帝置于許都，這未嘗不是他與漢獻帝矛盾激化的一個表現。

彼時，已喪失了反抗能力的漢獻帝，恐怕也會時常反思：看著挺強勢的董承，怎會如此不堪一擊？難道和西涼軍閥待時間長了，思維方式也被他們影響了？

參考資料：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

范曄撰，李賢注《后漢書》

袁宏撰，李興和點校《袁宏<后漢紀>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