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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國民黨大佬、汪偽政權的第三號核心人物、軍統(tǒng)的秘密臥底…… 你是否相信這些互相矛盾沖突的身份都曾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 無論你相信與否，歷史上真實地存在這樣的人物，他就是周佛海。 有人感嘆：“生在中國近現(xiàn)代民國亂世的周佛海其人，乃變化無常之第一千面人也。”（周祖濤）  1948年2月28日，51歲的周佛海口鼻流血不止，在南京老虎橋監(jiān)獄結束了自己荒誕的一生。臨死前的一個月他備受折磨，心臟病引起的多種并發(fā)癥讓他形銷骨立、坐立難安。持續(xù)的病痛讓他在死亡線的邊緣掙扎了一年多時間，國民黨政府也沒有人愿意把這個賣國巨奸送出去“保外就醫(yī)”，于是他只好在只好將被褥高高疊起，伏在上面日夜喘息呻吟，無法入眠。臨死前的最后的38天，周佛海的慘叫聲、呼號聲每天都響徹監(jiān)獄內，似乎告訴人們所謂的“天譴”是何模樣。 但令人訝異的事情是，本就沒有被判處死刑的周佛海竟然被國民黨官員高調吊唁，報紙上鋪天蓋地上都是關于他的死訊，似乎在告訴人們死的這是一個“抗日英雄”？同時，周佛海竟然進入一口價值2萬法幣的上好楠木棺材中沉眠。 也許只有周佛海這樣復雜的人物，才能讓我們真正體悟動蕩的年代那一顆顆顛沛流離、沒有底線的內心，也能窺見那個時代的荒誕。  其實早期的共產黨人中，不少人只是跟風而動，按照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來趕時髦的。 周佛海就是這種趕時髦的人中的典型代表。 1920年，這個23歲的少年就跟隨陳獨秀籌建了位于上海的中共早期組織，并在《共產黨》月刊上發(fā)表了幾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當年的周佛海意氣風發(fā)，這個出生于湖南沅陵一個沒落地主家庭的男孩在好友和學校的幫助下東渡日本留學。在日本，他接觸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擁躉者。  共產黨“一大”前后的周佛海照片 從資歷上來說，周佛海顯然是要比毛澤東要“高一級”的。當時他早就和陳獨秀等人相交甚篤，在1920年的暑假就到上海和陳獨秀以及第三國際代表魏金斯基見面，商討組織共產黨的相關事宜。在1921年的中共“一大”上，作為旅日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周佛海也參與其中。不過和他后來自己夸大的情況不同，他說自己“被選為副委員長，在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期間內代理陳獨秀的委員長職位”，實際上是他自抬身價，不過大會倒是真的決定過，在陳獨秀沒有回到上海之前，書記的職位由周佛海代理。 按道理說，周佛海作為黨的創(chuàng)始人，前途當然也是不可限量的。不過和當時大多數搖擺的年輕人一樣，周佛海并不是“真的信仰共產主義”，何以見得呢？這主要從周佛海參與成立后干的那些事情說起。  周佛海的資歷雖然比他的老鄉(xiāng)毛澤東要高，但這個毛頭小子還是擔當不起“代理書記”的職位。在陳獨秀返回上海后，周佛海就帶著自己的新婚妻子楊淑慧回到了日本完成自己在京都大學的學業(yè)。 周佛海后來回憶，他們那時候的生活非常清苦，“有時官費（每月75元）沒有寄到，便把衣服或書籍，拿到當鋪去當。”所以他必須要“勤工儉學”，做一些兼職。周佛海筆頭功夫好，又懂得正時髦的馬克思主義，所以寫了不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后來，他曾描繪了當時自己糾結的內心，我們馬上能領會他后來為何“背叛革命”了：
 周佛海這樣的性格就是毛澤東所批評的“小資產階級”的性格。軟弱、妥協(xié)，容易囿于“老婆孩子熱炕頭”而拋棄革命。擁有這樣性格的人是非常普遍的，早期的共產黨人，也有許多跟周佛海一樣因為“生計”而拋棄革命的。 如果考慮到周佛海的年齡、閱歷，再觀察一下當代年輕人頻繁跳槽的生活，我們似乎能夠理解周佛海當時的選擇。 理想啊，有時候在現(xiàn)實面前，愚蠢得像頭豬。我們自己又何曾沒有背叛過自己當初的理想呢？ 但是，生活所迫而背叛理想其實并不算應該背叛自己曾經的親友人不應該違背自己的底線。  周佛海被戴季陶200元大洋的薪水吸引到廣州來了，這時的他其實還沒有正式畢業(yè)，而這一年正好是1924年，國共合作剛剛開始的那一年。在被戴季陶責問“你為什么在日本寫了許多宣傳共產黨的文章？”的時候，周佛海訕訕地說：“嘿，那都是為了養(yǎng)家糊口。” 在“澄清”了誤會后，戴季陶又給周佛海引薦了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廣東大學是中山大學的前身），又給了周佛海一份活兒干。周佛海身兼兩職，月薪高達400多元！要知道，當時的一個月掙8元能養(yǎng)活一大家子人了，在北大圖書館打工的毛澤東一個月才掙8元。周佛海年紀輕輕高薪到手，一下子沖昏了頭，成了國民黨的忠實“筆桿子”，在理論陣地上和中共打起了筆仗。  第一次國共合作 周佛海寫了一封信給中共廣東區(qū)委要求脫黨，周恩來當時是給周福海一頓勸，但周佛海是鐵了這條心了，最終在1924年9月，中共將周佛海開除黨籍。周佛海竟然感覺“心情舒暢”，說“我的生涯開了一個新紀元，我的生活得了一個新天地。” 此后周佛海對中共所堅持的理論進行了瘋狂的進攻，并將戴季陶庸俗化的三民主義樹立為“救國主義”，甚至揚言“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后來甚至和極右組織“西山會議派”（簡單介紹一下，就是一個十來個人的小團體，攻擊孫中山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并攻擊共產黨員，這個派別遭到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共同抵制）混到了一起。所謂“君子絕交，不作惡聲”，不少中間派人士對周佛海攻擊共產黨的行為感到非常的不齒。  西山會議，“另立中央” 他和“西山會議”派走得太近也倒了霉，連蔣介石都覺得這搞得也太露骨了，導致周佛海名聲臭遍天下，他只好選擇灰溜溜的跑到日本京都大學完成自己未競的學業(yè)，畢業(yè)回國后到武昌商業(yè)大學當教授，沒想到遭到了一大堆人的合伙抵制，直接讓他丟了工作，灰溜溜的來到了上海。 也算是因禍得福，周佛海通過戴季陶這條線，攀上了后來如日中天的蔣介石。 1927年1月12日，武漢軍校秘書長周佛海夜訪蔣介石，為蔣介石獻計鏟除共產黨。4月12日，蔣介石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將屠刀落在我無辜平民和共產黨的頭上。 在國民黨左派控制下的武漢方面，掀起了一場規(guī)模龐大的討蔣運動，30萬人走上街頭宣傳，一些國民黨極右分子被公開槍決。 周佛海危險了。  周佛海的第二任妻子楊淑慧 他知道他作為蔣介石的鐵桿“走狗”，必須要撤離武漢這個是非之地，便通過他的岳父逃回了上海（此時他的岳父并不認可他和楊淑慧的婚姻，不過在周佛海寫了一封動情的家書，再加上倆人已經有了一個男孩，周佛海岳父還是無奈認可了這樁婚事）。 不過周佛海的船一到上海，就遭到了巡捕房的逮捕。畢竟這個曾經的“共黨分子”有莫須有的“謀反嫌疑”。周佛海的妻子楊淑慧急得哭出聲來，打電話給他的老朋友張治中求援，好不容易把周佛海給救了出來。不過這趟周佛海是被一頓好打，在監(jiān)獄里被揍得鼻青臉腫，餓得眼冒金星。蔣介石聽了周佛海在上海的“傳奇經歷”，竟然莫名其妙的說了一句：“也好，應該讓他接受點教訓。”而后又陰陽怪氣的和周佛海說了一句話：“現(xiàn)在，黨內的許多同志對你信不過，認為你是共產黨的'貳臣’，當然啦，這些話我是不聽的，既往不咎嘛。”  北伐戰(zhàn)爭時期的蔣介石 看來，蔣某人對周佛海這樣的政治投機分子，打心眼里也不是十分認可的啊！不過收小弟這事兒他還是不含糊的，沒過多久他就把周佛海接到了南京來，還給他的肩膀上掛上了少將的肩章，任命他為中央軍校政治部主任。 有的人說他很難理解像周佛海這樣沒有底線人的行為準則，其實很好理解： 周佛海這類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隨風而跪，四面投降。 他的唯一行動準則，就是自己的利益。 因此在政治上他四處投機，只是為了利益最大化。  在蔣介石手底下工作，“忠誠”的周佛海青云直上，到抗戰(zhàn)爆發(fā)前已經成為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他主要干些什么事兒呢？ 罵共產黨唄，還能有啥。 當然了，除了干這事兒，他還罵罵桂系啊、罵罵胡漢民、馮玉祥啊等等，總之誰跟蔣先生作對，他就拿起他拿鋒銳的筆桿子或者上嘴唇下嘴唇一碰：罵人去也。有人形容他為“天子近臣”，那可是一點兒都不夸張的。 不過，周佛海尚未能“位極人臣”，他做到的最高的職務也只不過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而已。這當然跟蔣介石內心的不信任有關。可周佛海的政治野心可不僅限于此，一旦有機會“鯉魚躍龍門”，他將再一次放棄底線，背叛他曾經效忠的人，甚至是生他養(yǎng)他的祖國。 七七事變后，高宗武、陶希圣、汪精衛(wèi)、周佛海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代表了國民黨內部一部分期待用和談解決日本侵略問題的勢力，或者我們可以不客氣的稱之為：投降派。 周佛海堅信“戰(zhàn)必大敗，和未必大亂”，他在西流灣8號的家中經常邀請一些達官貴人來商討國事，弄得“低調俱樂部”一點兒也不低調，坊間已經開始傳聞這里是“投降主義的策源地”。蔣介石當然知道此事，還當面責問過高宗武等人，甚至還點名批評“周佛海走得太遠了”。后來，周佛海親自上呈一份材料，建議采取各種方式進行中日直接談判，蔣介石見到此狀大為光火，大罵“胡鬧”。 蔣介石對“低調俱樂部”投降政策的不采納、不合作甚至是批評態(tài)度，使得周佛海、汪精衛(wèi)、高宗武等人大失所望。淞滬會戰(zhàn)后，上海失守、南京淪陷。半壁河山淪入敵手，周汪等人亦痛心疾首，認定這是“亡國之初兆耶！”而后蔣介石不得不請德國駐日大使示意讓德國作為中日談判的調停人，沒想到日本開出的條件一次比一次高，蔣介石破口大罵“癡人說夢，直欲視我中國為無物耶！” 周佛海徹底失望，他在日記中寫下了一句話：“聞德國調解失敗，焦灼萬端，命運已定，無法挽回矣，未知吾輩死在何處也。” 從文本上解讀，周佛海似乎是把自己的小命看得太重要，由此才開啟了他的叛國之旅。 1938年12月中旬，在周密的計劃安排下，醞釀已久的周佛海、汪精衛(wèi)接連出逃，在越南河內匯合。兩人合謀寫了一封文告，即歷史上臭名昭著的《艷電》。該文署名汪精衛(wèi)，號召中日“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應和日本方面的“近衛(wèi)聲明”。 從此以后，周佛海和汪精衛(wèi)正式淪為漢奸，走上了賣國求榮的道路。周佛海在這次叛變中“功勞頗大”，在1940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陸續(xù)被任命為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偽警政部長、偽清鄉(xiāng)委員會副委員長、偽物資統(tǒng)制審議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實際上成為了汪偽政權的第三號核心人物（第二號核心人物為陳公博，此人亦曾參加“中共”一大。） 1942年10月，戴笠終于見到了這個神奇的客人——周佛海的線人、已暴露身份的國民黨軍統(tǒng)特工程克祥。 無論坊間對這位政治投機分子、大賣國賊有怎樣的評論，戴笠還是得把話好好談攏、把事情搞搞明白、弄弄清楚。 周佛海的再次叛變有多重原因。這直接原因、導火索就是他老母給軍統(tǒng)抓了。 真沒罵人，真給抓了。 起因還是蔣介石隨口對戴笠說的一句：“周佛海的母親好像在湖南的鄉(xiāng)下吧？他可是個孝子啊！”問候別人家人，蔣委員長真是有一套的。抓到周母后，軍統(tǒng)偽造家信對周佛海進行策反。 當然，這只是在周佛海決策的天平上加重了一個砝碼而已。真正讓周佛海再次心生叛意的首先是他對日本人的不爽。 原本他想建立一個“完整的”政權，而日本方面則期望蔣介石當“正房”、汪精衛(wèi)當“側房”，漢奸政權也只是管理占領地和嚇唬蔣介石的，別把蔣介石往絕路上逼。雙方在新政權建立伊始是否派遣“全權大使”、是否遞送“國書”等方面打起了筆墨官司，在新政權建立的過程中，周甚至破口大罵，指著犬養(yǎng)健（日本前首相犬養(yǎng)毅的三子）說：“狗養(yǎng)的日本人，拿我們耍猴玩”。 但周、汪等人怎么斗得過有槍桿子的日本軍閥呢？奴才最終還是屈服了，周佛海作為奴才卻不想當奴才，這讓他很擰巴、很不爽。 新政權建立之后，其內部的圍繞權利的紛爭就沒有消停過。周佛海和汪精衛(wèi)、李士群等人之間的政治斗爭逐漸激烈。 進入1942年后，中日戰(zhàn)場基本呈穩(wěn)定態(tài)勢，所有戰(zhàn)線都在焦灼，日軍陷入了泥淖。而歐洲戰(zhàn)場的戰(zhàn)爭態(tài)勢也并沒有讓周佛海覺得有100%勝利的希望。 在種種利益的權衡，周佛海決定再度投靠他的前任老板：蔣介石。 1942年10月18日，周佛海通過線人程克祥聯(lián)系到了戴笠，程克祥轉達說：“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戴罪立功。”自此以后，周佛海和重慶之間開始建立了穩(wěn)定的、秘密的聯(lián)系。 后人無法知曉蔣介石知道周佛海“復叛日本”的消息后是什么樣的表情，蔣介石只在戴笠寫給周佛海的親筆信上，寫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可”字。 周佛海見字后欣喜若狂，他自覺可持“天子劍”正式的效命中央，客觀來說，他輸送了不少重要的情報，并掩護重慶方面的特工在偽工作。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后的南京偽政權解散，舊日的漢奸惶惶不可終日，只希望能在這個非常時期趕緊擁抱蔣介石，求得一線生機。蔣介石倒是樂見其成，吸納了偽政權的殘部有助于他日后跟共產黨的決戰(zhàn)，按照他的原話來說就是：“什么阿貓阿狗都來了，只要絆住毛澤東的腿，是人是鬼都行。” 周佛海自信滿滿，此時他已經有3萬大軍牢牢掌控上海，他完全可以將整個上海完整地交給國民黨而不被新四軍“趁虛而入”。活干得不錯，國民黨倒也很高興，但似乎這并不能改變周佛海的命運。 9月下旬，蔣介石講了一番這樣的話：“參政會與共產黨都罵我們保護、包庇漢奸。從現(xiàn)在起，要開始肅奸，把'坐著不動’的漢奸都抓起來！” 這話要聽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蔣介石迫于政治壓力，要開始抓漢奸了，第二層意思是“坐著不動”，還沒來主動投降的漢奸，都得給抓起來。當然，說你“坐著不動”，那你就“坐著不動”，一切解釋的標準還是在國民黨手上。 周佛海要遭殃了。當時戴笠到上海灘好好見了這個曾經的汪偽政權第三號核心人物，期望他“暫時委屈一下，去重慶當面向委座謝罪，也好堵堵天下人及共產黨的嘴。”周佛海死馬當活馬醫(yī)，也只能期望國民黨不要過河拆橋了，哪想到這一走，那就是死了。到了重慶后周佛海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就只能坐以待斃了。 1946年11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對周佛海作出死刑的判決，蔣介石下令將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蔣介石給周佛海減刑，可能是考慮到了周佛海早在1942年就曾和重慶方面取得了聯(lián)系，后來幫助國民黨接收有功，再加上周佛海的妻子“一哭二鬧三上吊”，為自己丈夫的生命豁出了自己的臉皮。蔣介石這才有了這樣的改動。 無期徒刑中如果周佛海表現(xiàn)良好，他此生中是有可能出獄的一天的，奈何天譴已至，1948年2月28日，在劇烈的痛苦中，他結束了自己罪惡的一生。 令人覺得詫異的事情是，周佛海死后竟然得到了蔣介石的厚葬。國民黨當局不僅花了2億法幣為他購買了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還派遣了他的老朋友陶希圣、陳布雷、陳方等政府大員前去調研，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報道也讓人訝異，這難道死的是一個“抗日英雄”嗎？怪不得連當時的國民黨黨報都陰陽怪氣的說了一句：“各巨奸死后，有政府現(xiàn)任高級官員公開往吊者，周逆尚為第一人”。 亂世浮萍，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立場上朝三暮四，原則、底線一退再退，可能是那個時代許多人的真實寫照。而周佛海以這樣高調的方式逝去，是否也象征著，那個時代的蔣介石、國民黨之流，也是一丘之貉呢？我想，答案不辯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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