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中的偉大

索·波·勃里奇金娜

　　1919年5月，有人叫我去見莫斯科市委書記，還要我立即到人民委員會去。

　　我同人民委員會秘書處通了電話，他們約定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接見我的確切時間，其確切程度達到分鐘。這種異常的準確性使我深感驚訝。老實說，莫斯科的組織機構在這方面是無可自夸的。后來，當我習慣了人民委員會機關里的工作方法時，這種準確性也成了我遵守的規則。

　　我來到了弗·伊·列寧的辦公室。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坐在一張大寫字臺旁。他那微微瞇著的眼睛，用銳利的、然而是關切的、令人鼓舞的目光看著我。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個中等身材、體格健壯的人，他有著一張淡褐色的面孔、巨大的前額，在深深凹陷的眼窩里有一對深褐色的不大的眼睛。他那發自內心的微笑平易近人的態度使人忘記了拘束。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問了幾個問題以后，就讓我開始工作。

　　1919—1920年期間，我是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的一個秘書。[1]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列寧直接指導下進行工作的這些歲月。

列寧對人的關懷

　　只有同弗·伊·列寧接觸較深的人才會深深地感覺到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對人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列寧對每個人是多么關心啊！不論是對領導還是對普通工作人員，他都一視同仁。他既關心人民委員會的普通工作人員，也關心領導著一個人民委員部的蘇維埃國家的著名活動家。每個勞動者都受到弗·伊·列寧這樣的關懷。

　　無論什么也逃不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銳利的眼睛。在談工作的時候，他常常會擔心地對我說：“您知道吧，有個女同志的氣色很不好，必須讓她去看看病，給她增加些營養。這件事請您關心一下。”工作人員勞累過度了，總會被列寧發現。一經發現，通常就會根據他的提議作出決定：“給某某同志一個月的休假。”接到這種突如其來的決定的同志常常不知所措，借口要解決許多重要問題而不同意休假。但是，這樣做，一點兒用處也沒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一不二，一經決定，就要求執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自己卻從未流露過這種情緒，似乎別人的個人請求會占去他的時間和精力，而這些時間和精力是用以處理各種各樣復雜而重要的工作的。

　　有一次，弗·伊·列寧把我叫進辦公室，當時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2]也在場。他對我說，有一位戰友，是個老地下工作者，在前線犧牲了。他留下的幾個孩子，必須安置到保育院去。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委托我辦這件事。他表示，如果需要的話，他可以親自打電話給有關負責同志。我不僅要把孩子們安頓下來，而且要檢查一下他們的生活條件好不好。

　　我長期保存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一張便條，在這張便條上他要我照顧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昂·吉爾波[3]：

　　“［1921年11月3日］

　　勃里奇金娜同志：可否把吉爾波安置在柳克斯用膳？

　　他有病，瘦了，正在緊張地趕寫一部小說；他說，小說名叫《代表證》。柳克斯離他那兒很近。據說他現在一無所有，毫無收入。

　　他的電話號碼是38983。

　　如果您能寫幾句，將非常感激。

　　敬禮！

　　列寧。”[4]

　　列寧獲悉策戚利婭·薩莫伊洛夫娜·博勃羅夫斯卡婭居住情況后，寫道：

　　“她現在的居住條件是完全難以忍受的，醫生囑咐讓立即把她安置到一棟蘇維埃大樓里去。

　　請把執行情況通知我的秘書處。

　　人民委員會主席

　　弗·烏里揚諾夫（列寧）

　　附言：我在1905年以前就認識博勃羅夫斯卡婭，并知道她善于不聲不響地忍受窮困日子。因此應當趕快幫助她。”[5]

　　同志們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報告說，利用委員會主席列·納·克里茨曼[6]由于健康狀況不好，大部分時間不得不在家里工作。為了給克里茨曼創造工作條件和保護他的身體健康，列寧寫信給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

　　“1921年4月23日

　　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克里茨曼同志

　　（1）鑒于他需要一間專用房間進行工作和接待，除了他家在原梅特爾波爾住的一間房間外，請將隔壁的一間也撥給他；

　　（2）由于醫生絕對禁止患病的克里茨曼同志食用庫存的食品，請為克里茨曼同志辦理手續，讓他在莫斯科近郊靠近城市的一個國營農場領取農產品。

　　人民委員會主席弗·烏里揚諾夫（列寧）。”[7]

　　但是，如果有人粗暴地違犯紀律或對他負責管理的國家財產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也善于懲罰這種人。

　　我不止一次地看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某些工作人員工作中的混亂現象表示不滿。

　　一次，我親眼看見，一個把黨的決議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是怎樣被激怒而變得毫不留情的。我看見了一種憤怒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它能掃除通向預定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

　　記得，這事發生在全俄工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8]中央政治局選出了一個委員會來領導參加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并要求被選入委員會的米·托姆斯基[9]通過代表大會的黨團執行政治局的決議，但是托姆斯基在黨團內破壞了黨委托給他的工作。[10]

　　弗·伊·列寧知道這件事后，召開了黨中央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提出了托姆斯基反黨行為的問題。我從未見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樣氣憤。他的臉上象布滿了一層烏云，陰沉沉的，眼睛里射出憤怒的火光。整個身子前傾著，仿佛立刻要用憤怒的火焰把違反黨紀的人燒為灰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憤怒如同海上的颶風。列寧當面嚴厲地指責了托姆斯基的反黨行為。他說，托姆斯基欺騙黨，應該受到最嚴厲的懲罰。黨把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委托給他，而他，一個中央委員，不是象一個忠實的、守紀律的黨員一樣，真心實意地去完成，而是玩弄花招，欺騙黨。我親眼看見列寧怎樣毫不留情地對待那些欺騙黨的人。弗·伊·列寧要求把托姆斯基清除出中央委員會并開除出黨。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清楚地記得并關心每一個對黨和工人階級作出貢獻的人。1921年，他從雅·伊·維什尼亞克那里得到一個老同志伊·克·拉拉揚茨[11]的消息就給維什尼亞克寫了一封信：

　　“他（伊·克·拉拉揚茨——索·波·注）竟脫離了俄共，這使我感到非常遺憾。

　　如有可能，請您來信詳細談談他為何會脫黨，什么時候脫黨的，在高爾察克[12]統治西伯利亞時是怎么生活的，等等”。[13]

　　10月，弗·伊·列寧寫道：

　　“我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就認識拉拉揚茨，知道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又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他無疑是一位忠誠的革命者。這個人盡管政治見解不同，還是應該加以任用。”[14]

　　列寧很尊重幫助過地下黨的黨外人士。記得有這樣一件事。一位著名的機車制造專家米·瓦·羅蒙諾索夫，在沙皇統治時期是馮·麥克的莫斯科—喀山鐵路線上的一名長官。他時常冒著一定的風險把伊·格·普拉夫金[15]等布爾什維克安排在鐵路上工作。列寧知道這件事。1921年政治局會議提出在國外購買機車的問題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曾提議由黨早已熟悉的世界著名專家米·瓦·羅蒙諾索夫任購買機車委員會的負責人。政治局大多數委員反對這個候選人，但是弗·伊·列寧終于說服了他們。米·瓦·羅蒙諾索夫就領導了這個委員會，

　　大家知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從事地下工作的老一輩革命者是極其關心的。1920年6月22日，列寧為民意黨人梯爾柯夫一事批示道：

　　“請給予梯爾柯夫公民，即英雄的民意黨人小組的最后一個莫希干人，刺殺亞歷山大二世的三月事件的參加者——現已年邁的梯爾柯夫公民：

　　二三俄畝地（從他原有莊園中撥出）和兩頭牛，供他家庭使用。

　　農業人民委員謝烈達[16]同志

　　和糧食人民委員瞿魯巴[17]同志（或他的副職）用電報與當地省執行委員會協商，迅速執行命令。

　　人民委員會主席弗·烏里揚諾夫（列寧）

　　請人民委員簽署：是否同意？

　　請提醒我，讓農業人民委員部把執行情況報告給我”[18]。

列寧在人民委員會機關中的工作作風

　　列寧認為，正確地檢査執行情況是同拖拉作風作斗爭的最好的方法。他不止一次地考慮在人民委員會秘書處建立一個最簡便的有效制度來檢查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決議的執行情況。

　　為了便于監督人民委員會機關中各部門工作的執行情況，規定應該把材料送到收發處的準確時間記錄下來。收發處也要把材料送到發行科的時間登記下來。收到人民委員會材料的單位應注明收到的時間。

　　記得有一次，弗·伊·列寧把秘書瑪·伊·格利亞塞爾[19]叫到辦公室，委托她對已經建立的檢查制度作一點補充，即把辦公登記簿劃上格子，每一欄加上標題，以便檢査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的每項決議是如何執行的，何時、何人執行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時常根據這本簿子親自檢査秘書處是如何監督執行決議的，是否有拖拉現象。

　　1919年8月，秘書處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抱怨說，糧食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委員阿·伊·斯維捷爾斯基[20]提出抗議，不讓秘書處查詢他執行人民委員會和勞動國防委員會某些決議的情況。

　　弗·伊·列寧隨即把這一問題列入勞動國防委員會例會的議事日程，會議作出以下決定：每一個部門對秘書處査詢執行勞動國防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決議的情況，不僅應該作出答復，而且必要時還要盡可能提供證據。

　　人民委員會曾多次研究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糧食供應的嚴重情況。有時每人兩天才領到四分之一俄磅面包。糧食人民委員部奉命迅速將糧食專車發往莫斯科。糧食人民委員部未能完成這一任務，糧食專車沒有按期到達。糧食人民委員解釋說，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未能與轉運站下新城取得直接的電報聯系。于是，根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提議，人民委員會立即作出決定，指責這個人民委員玩忽職守，以未取得直接的電報聯系作為借口是非法的，并且未將這一情況報告人民委員會主席。但是事情并沒有結束。人民委員會還要求郵電人民委員部對延誤糧食人民委員部電報的原因作出書面說明。同時責成該人民委員將一份決議草案提交人民委員會審議，決議草案中要提出必要的措施以保證糧食人民委員部同各地的緊急電報聯系暢通無阻。弗·伊·列寧就是這樣教育自己的戰友有條不紊、卓有成效地工作的。

　　弗·伊·列寧既要求自己，也要求周圍的人，其中包括政府成員，在各方面做到準確無誤、嚴守紀律。有過這樣的情況，人民委員和他們的副手不顧人民委員會秘書處事先警告，常常因工作耽誤而不能準時到會。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指示秘書處：在議事日程上注明人民委員會或勞動國防委員會會議開始的時間，并且人民委員和他們的副手必須簽字，表明他們已接到有關通知。

　　政府成員和其他人到會的時間由秘書準確地記了下來。但是這樣做效果并不大。于是就決定，將遲到的政府成員的名單交給下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

　　為了制訂措施，以便對不準時到會的各委員會委員和各種會議成員施加影響，人民委員會推選出一個委員會，由瓦·亞·阿瓦涅索夫[21]擔任主席。該委員會提出了各種建議，包括要求把連續三次以上無故遲到的人撤職或不準他們擔任負責職務。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僅十分重視人民委員會機關中的工作制度，而且也十分重視各個人民委員部的工作制度。

　　外交人民委員部里，白天黑夜都在工作，而且夜里工作最緊張，這時候在其他人民委員部里已經悄然無聲了。這個制度是人民委員格·瓦·契切林[22]規定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幾次向契切林證明這種工作制度的危害性，可是契切林堅持不改。于是給外交人民委員部派來了一位新辦公廳主任巴·彼·哥爾布諾夫[23]，列寧很嚴厲地命令他把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時間改得和大家一樣，即白天進行。為了不讓格·瓦·契切林妨礙這一改革，就讓他休假去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很不喜歡高傲自大，任何一個工作人員，不管他身居何職，只要流露出一點傲慢態度，都要受到他的指責。

　　在1919年8月8日勞動國防委員會的記錄中，記錄了一項對東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們的警告，因為他們對全俄撤退委員會的詢問的回電并沒有作出實質性的答復。革命軍事委員會只是對詢問的官腔作了反應：“我們建議在和東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公文往來中，不要用神氣十足的長官口氣，因為我們根本不是你們的下屬。警告你們，我們今后對這類電報概不回答。第2768號。”[24]

　　弗·伊·列寧認為，黨的紀律對每個黨員來說不論其職位高低，都應該一視同仁。有一次，阿爾漢格爾斯克省執行委員會主席宣稱中央蘇維埃政權的命令是“荒謬的”。列寧給這個主席發了一份電報，內容是：“為此，我正式向您提出警告，并宣布：您若不收回這種不可容忍的說法，我將提議把您送交法庭審判。因為如果我們要真心實意地教育工農執行紀律的話，我們就應從自身做起。”[25]

　　有一次，我親眼看見這樣一件事。這天象平時一樣，在弗·伊·列寧的辦公室召開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例會。我提前來到辦公室，以便為會議作好各種準備。費·埃·捷爾任斯基[26]第一個到會。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請他查明是誰泄露了上次會議討論的詳細情況。應該說，當時我是非常不安的。我首先想到，可能懷疑到我，因為我是列席各次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例會的唯一的非政治局委員。后來我才知道，原來是列·加米涅夫泄露了政治局秘密會議的內容。他把會議情況告訴了自己的妻子，于是從她那里就傳開了。

　　在1919年至1920年這些艱難的歲月里，工人、農民代表團、受農民委托的代表、各種身份、從事各種職業的人都川流不息地來找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他們是來申訴和提出要求的，是來訴說自己的痛苦和委屈的。他們找的人，在他們看來，是唯一能夠使他們擺脫困境和疑慮而走上正確道路的人……

　　至今我還記得接待一個農民代表團的情形。農民代表們不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否接見他們，非常焦急不安。當我來帶他們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辦公室去時，他們的臉上顯得異常緊張。農民代表在辦公室門前停了一會，用雙手抿平頭發，整整衣服，膽怯地、屏息靜氣地跨進了日夜想念的地方。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一個樸實、有魅力、平易近人而和藹的人，他站起來迎上前去，和每個代表緊緊地握手，讓他們圍著自己坐下，代表們的膽怯心情頓時就消失了。他們熱烈地交談起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僅是聽，而且琢磨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列寧根據幾句話就能清楚地了解工人、農民的情緒，馬上抓住關鍵、缺點和優點，立即擬定行動計劃。

　　談話結束了，懷著膽怯心情走進弗·伊·列寧辦公室的代表們，出來時臉上都現出明朗而興奮的表情。好象他們把自己的疑慮和痛苦都留在這間簡樸的房間里了，喝足了起死回生的“圣水”，重新準備同一切困難作斗爭。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經常收到大量的信件，但沒有一封信是不作答復的。從四面八方，從居民的各個階層都有人來向他申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指示要把人民委員會辦公廳收到的全部申訴立即向他匯報，書面申訴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口頭申訴要在四十八小時內匯報。

　　我們這些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領導的人民委員會機關里工作過的人，受到多么大的教育啊！

　　有一天，一個紅軍戰士的父親，奧洛涅茨省奧什塔村的農民弗·尤申，給弗·伊·列寧發來了一份電報，抱怨地方當局以征收余糧為名奪走了他的乳牛。我把電報的抄件送到糧食人民委員部給亞·德·瞿魯巴，以為就行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審閱這份電報時，查明了電報的處理情況，在上面作了如下的批示：

　　“勃里奇金娜：這樣不行。只給瞿魯巴送去是不夠的。應該檢查并作記錄，是怎樣答復的，是什么時間發出去的。”[27]

　　在這次批評以后，我再沒有犯過這樣的錯誤。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教導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要極其重視勞動者的個人申訴，要求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不拖拉、不犯官僚主義。

　　我記得有下面這樣一件事。有兩個農民（一個是雅羅斯拉夫里省人，另一個是莫斯科省人）向人民委員會主席申訴說有人非法征用了他們的馬匹。人民委員會辦公廳把申訴書送給了負責處理這類問題的專門委員會。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羅曼諾夫收到申訴書以后，在信封上寫道：“工作繁忙，瑣碎事情，無暇處理。”

　　這份官僚主義的、麻木不仁而敷衍了事的復文被列寧知道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指示，要這位“官員”負刑事上的責任。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怎樣生活和工作的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工作能力很強，他能同時進行幾項工作。凡是同列寧接觸過的人無不對這一特點感到驚訝。他面前總是放著一本書，一有空閑他就讀，不管這一空閑時間多么短。人民委員會或勞動國防委員會開會時，發言人有時停下來，以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專心閱讀，沒有聽他的發言。可是列寧重復了發言人的最后幾句話，態度沉靜地示意他繼續講下去。

　　人民委員會、勞動國防委員會或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會議經常開至深夜，會議快結束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往往疲憊不堪，面色蒼白。尤其是在那種嚴峻的政治局勢下，長時間地開會，是常有的事情。

　　我們不能理解，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怎么會有那么多精力和時間來關心許許多多的大小事情。

　　他常常親自一連幾小時不斷地用電話詢問為挨餓的莫斯科、彼得格勒運糧的專車已到哪里了，詢問為我們工廠運煤的專車已到哪里了。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沒有專職人員給他準備發言、撰寫文章等用的材料，起草的全部準備工作都是列寧自己做的：他打電話給某些機關或個人詢問他所必需的情況，同時，從書報雜志中摘錄材料。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給政府委員或黨中央委員寄密件或急件時，常常親自把文件放入信封，封好并寫上姓名和地址，然后交人發出。即使這樣，他還親自檢查公文何時由秘書處發出，收件人何時收到。

　　在國外工作的領導同志認為自己有責任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寄各種文字的書籍，只要這些書是有價值的。

　　弗·伊·列寧有一間寬大的圖書室，里面雜亂無章，難以找到需要的書刊，他為此感到十分著急。列寧要我為他物色一個好的圖書管理員。于是我就四處尋找。有人給我推薦了一位通曉業務、肯動腦筋、善于思考的工作人員什·姆·馬努查里揚茨。我把她的情況報告了列寧，列寧把她叫來，認識后，就要她開始工作。她把弗·伊·列寧的個人藏書整理得有條不紊，使他取閱資料時感到非常方便。

　　弗·伊·列寧唯一的“享受”是飯后休息片刻。整個秘書處竭力恪守一條原則，就是在這個時間不去打擾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但在其他時間，不管白天黑夜一接到重要報告就立即向他匯報，這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親自指示。

　　人民委員會在三樓，樓梯很陡，電梯時常出故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患心臟病的同志也不得不徒步上樓而感到擔心。為了防止電梯發生故障，他建議給整個秘書處發個指示：坐電梯一次不能超過三人，而且他首先在這個指示上簽了名。

　　弗·伊·列寧對待黨中央委員、人民委員和機關工作人員的態度都是一樣的，他對每一個人都稱呼“您”。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和他的家屬穿著都十分樸素。我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起來我在人民委員會工作期間是否見過列寧穿過一套新衣服或者一件新大衣。在我們國家里沒有一個人沒見過列寧身穿羊皮領的冬大衣、頭戴護耳羊皮帽的照片。大衣和帽子從未換過。列寧使用東西很愛惜、很細心。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家極其簡樸的日常生活，使每一個到過他家的人都感到吃驚。我不常到列寧的住宅去。那里有一道長走廊通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辦公室和人民委員會秘書處。平時，如果需要把一些文件送到列寧的住宅去，我就在門外按電鈴，把文件交給開門的人。當我第一次跨進列寧住宅的時候，我走進的那個房間是餐室。記得，這個房間很小，一張方桌幾乎占了整個房間。第二個房間與餐室并排，門是敞開的，我印象最深的唯一的東西就是一架大鋼琴。好象除了鋼琴，屋里什么也沒有。我并不感到奇怪，因為我知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很喜歡音樂。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的家里有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和瑪麗亞·伊里尼奇娜·烏里揚諾娃[28]。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是教育人民委員阿·瓦·盧那察爾斯基[29]的副手，主管共和國政治教育總委員會，瑪麗亞·伊里尼奇娜是《真理報》的責任秘書。家庭女工阿·姆·瑟索葉瓦照料全家的生活。瑪麗亞·伊里尼奇娜掌管家務。因為我知道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工作很繁重，而且也了解烏里揚諾夫家特有的簡樸生活，所以當家庭女工談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家里常常缺少最必需的食物時，我就不覺得奇怪了。

　　我們是列寧的工作人員，總想做些使他愉快的事情。但是我們只知道他喜歡什么樣的工作作風，在這方面我們就盡可能去做，但怎樣才能使他本人高興，我們卻不知道了。

　　記得有這樣一件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習慣于坐在有靠背和用草編織的坐墊的圈椅里工作。他坐過的一張舊圈椅已經完全不能用了。草墊破爛不堪，坐上去很不舒服。我們用了很長時間找遍了莫斯科的倉庫，想找到一張這樣的椅子，又想找一位師傅，把草墊重新編一下。椅子終于找到了。當我們在莫斯科蘇維埃的雜品倉庫里找到了理想的坐椅并把它放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辦公室里時，真難以描述我們當時的愉快心情。

　　弗·伊·列寧用來處理私事的時間是極少的。在1919年和1920年，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患了嚴重的凸眼性甲狀腺腫。我們大家都很了解她、愛戴她，都為她的生命擔憂。一天晚上，預定由幾位著名的醫科專家來會診。這時人民委員會正在小人民委員會里開會。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告訴家里的人，等醫生到齊了再喊他。會議開到一半的時候，列寧先表示了歉意，然后委托一位人民委員主持會議，臨走的時候他還說，十至十五分鐘后一定回來。列寧走后，列·波·克拉辛[30]以有的人身體不好，有的人太疲勞作為借口，建議休會。醫生還沒有走，弗·伊·列寧就準時回來了。列·波·克拉辛建議休會，但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根本不愿聽他的。會議照常繼續進行。

　　弗·伊·列寧非常討厭擺出各種姿勢讓人照相。那時他的好照片不多。1920年7月，從彼得格勒來了一位攝影師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拍照。他請我安排同弗·伊·列寧見一次面。當我把攝影師的請求轉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時候，他直搖手，甚至連和他談話也不愿意。可是，攝影師堅持要給列寧照相，我很同情他，因為我很清楚，弗·伊·列寧的每一張新照片都是重要的歷史珍品。我決定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來征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同意。1920年7月20日，我讓攝影師進入克里姆林宮，安置在二樓的一個房間里，也就是弗·伊·列寧到斯維爾德洛夫大廳（圓形大廳）去開會必經的地方。我建議攝影師做好“戰斗”準備，自己則去“說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要他相信，花費的時間不會超過五分鐘。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終于同意了，這樣我們就又多了一張列寧的照片。

　　在這張照片上，列寧聚精會神，看著遠方，好象凝視著未來。你不由得會想起列寧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說的一句話：“現在還沒有到編寫蘇維埃政權歷史的時候……我們所關心的是現在和將來。”[31]看著這張照片，同樣使你感到，列寧在審視展現在他面前的一幅偉大蘇維埃國家的遠景藍圖。

　　事無大小，列寧處處都表現出樸實和謙虛的品德。

　　我想起了列寧在寫《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本小冊子時，請求格·瓦·契切林幫助他的情形。

　　“我想請您和法因貝爾格[32]（如果您忙的話，就請您介紹一名十分了解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同志）看一下我那本小冊子或有關英國那一章，并告訴我，我書里有沒有錯誤或不妥之處。如果沒有什么困難的話，非常希望能用鉛筆在旁邊寫出具體的修改意見。

　　您的列寧”。[33]

　　在這一張便條上可以看出列寧所特有的謙虛，極其認真的科學態度和自我批評的精神。

※　　　　　※　　　　　※

　　列寧不僅是個天才，而且是一位深刻了解全世界受壓迫者的苦難的最偉大的人。他深信無產階級具有無限的力量，堅信無產階級能夠取得最后的勝利。他既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又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兩者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了。

載于《關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回憶錄。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版第468—480頁

[1] 由于莉·亞·福齊也娃休假，索·波·勃里奇金娜臨時主持人民委員會辦公室的工作，代理福齊也娃人民委員會秘書和弗·伊·列寧私人秘書的工作。——編者注

[2] 娜捷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開始從事革命活動。1894年加入勞動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烏法和西伯利亞。1898年同列寧結婚。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1年移居德國，是《火星報》書記，參與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的籌備工作。1905年回國，1905年革命失敗后流亡法國。1917年4月回國，參與了無產階級青年運動的組織工作。聯共（布）十四大時是“新反對派”成員，但后來又脫離反對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員。1937年當選為第一屆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蘇聯最高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39年病逝，遺體葬于克里姆林宮墻下。

[3] 昂利·吉爾波（Henri Guilbeaux，1884年11月5日——1938年6月15日），早年支持無政府共產主義。一戰期間持反戰立場，同羅斯默、莫納特等人密切合作。1916年參加了昆塔爾會議。1917年移居瑞士。1918年被捕。1919年被驅逐出境，后流亡蘇俄。1920年加入法國共產黨。1919—1929年期間在共產國際工作。1923年起公開反對斯大林。1929年被開除出黨。1932年回國。1938年在巴黎逝世。

[4] 《列寧文集》俄文第23卷第325頁。——編者注

[5] 《列寧文稿》第9卷第695頁。——編者注

[6] 列夫·納坦諾維奇·克里茨曼（Лев Натанович Крицман，1890年10月22日——1938年6月17日），早年參與了1905年革命，因受到迫害而移居國外。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1921年任最高經濟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主席。1921年任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23年任共產主義學院主席團成員和《真理報》編委會委員。1928年任共產主義學院土地研究所所長。1928—1931年任蘇聯中央統計局副局長兼俄羅斯土地革命研究委員會副主席。1931—1933年任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1938年逝世。

[7] 《列寧文集》俄文第20卷第355頁。——編者注

[8] 全俄工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于1921年5月17日至25日在莫斯科舉行。——編者注

[9] 米哈伊爾·巴甫洛維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爾什維克。積極參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擔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彼得堡委員會委員。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積極開展地下工作。參加過黨的第五次（倫敦）代表大會的組織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釋放，從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繼續從事工會工作，鼓動武裝起義。十月革命勝利后任莫斯科省工會主席、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團主席、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1920年參與創立國際工會委員會的工作并擔任總書記。同年起還先后當選為全俄中央執委會、蘇聯中央執委會委員；擔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國家聯合出版社社長等職。1919—1931年任聯共（布）中央委員；1922年起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29年4月被撤銷全蘇工會理事會主席的職務。1930年在聯共（布）“十六大”上被開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聯共（布）中央候補委員。1936年8月22日自殺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復黨籍。

[10] 為了領導全俄工會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工作，中央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制定了關于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工作的決議草案并委托該委員會成員米·托姆斯基在代表大會的共產黨黨團的會議上提出這一草案。在討論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報告的黨團會議上卻通過了達·梁贊諾夫提出的要工會脫離黨的領導的反黨決議。米·托姆斯基沒有反對這一決議，也不向黨團傳達1921年5月18日黨中央的那個委員會制定的決議草案。中央委員會全會討論了工會代表大會上發生的問題，決定把托姆斯基清除出中央的那個委員會，并認為必須解除他在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中的職務。弗·伊·列寧在黨團會議上批判了梁贊諾夫決議的反黨性質。這一問題討論的結果是，黨團否決了梁贊諾夫的決議，通過了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編者注

[11] 伊薩克·克里斯托夫洛維奇·拉拉揚茨（Исаак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Лалаянц，1870年7月24日——1933年7月14日），1888年起參加馬克思主義運動。多次被捕和流放。1897年加入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3年以后是布爾什維克。1904年被捕。1905年被流放到沃洛格達。1913年被流放到伊爾庫茨克。1914年因病退出政治活動。1922年起在教育人民委員會工作。1933年因長期重病而逝世。

[12] 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高爾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貴族家庭，1894年畢業于海軍武備學校，參加過日俄戰爭，一戰期間曾任波羅的海艦隊作戰部長和黑海艦隊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烏拉爾糾集反革命勢力，自立“全俄臨時政府”，自任“最高執政”。1919年11月，紅軍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臨時政府”作鳥獸散，高爾察克企圖逃竄至太平洋沿岸，尋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爾庫茨克被紅軍抓獲，1920年2月被槍斃。

[13] 《列寧文稿》第9卷第372—373頁。——編者注

[14] 同上，第632頁。——編者注

[15] 亞歷山大·格里戈里耶維奇·普拉夫金（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Правдин，1879年？月？日——1938年9月3日），出身于加工工人家庭。參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3年加入布爾什維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烏法委員會委員。十月革命后任副內政人民委員。1920—1922年期間是工人反對派成員。1924—1925年任俄羅斯聯邦副鐵路人民委員。1930—1933年期間在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工作。1936年退休。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6] 謝苗·帕夫柳耶維奇·謝烈達（Семён Пафнутьевич Середа，1871年2月1日——1933年5月21日），早年參加民意黨活動。1889年起參加馬克思主義運動，同年被捕。1891年被流放到奧廖爾。1896年起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3年以后是布爾什維克。二月革命后任梁贊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團成員。1917年9月任全俄民主會議議員。1917—1918年任立憲會議議員。1917年10月任梁贊蘇維埃副主席兼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1918—1921年任農業人民委員。1921—1922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1923—1927年任最高經濟委員會副主席。1927—1930年任俄羅斯聯邦中央統計局局長。1930—1933年任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逝世。

[17] 亞歷山大·德米特里耶維奇·瞿魯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參加社會民主工黨，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糧食人民委員，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貿人民委員。

[18] 見《列寧文稿》第8卷第158頁。——編者注

[19] 瑪麗亞·伊格納季耶夫娜·格利亞塞爾（Мария Игнатьевна Гляссер，1890—1951），早年擔任護士。1917—1924年任列寧的私人秘書。1918—1924年期間在蘇聯人民委員會秘書處工作。1920—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秘書。列寧逝世后曾在列寧研究所和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工作。長期對斯大林抱有不滿。1951年暴卒。

[20] 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斯維捷爾斯基（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видерский，1878年3月20日——1933年5月10日），1899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烏法。二月革命后任烏法《前進報》主編。1917年6月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烏法委員會主席。十月革命后任烏法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1918—1922年任糧食人民委員會委員。1922—1924年、1927—1929年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2—1928年任俄羅斯聯邦副農業人民委員。1927—1929年任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8—1929年任俄羅斯聯邦副教育人民委員。1929—1933年任駐拉脫維亞全權代表。1933年在里加因車禍逝世。

[21] 瓦爾蘭·亞歷山德羅維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年3月24日——1930年3月16日），早年加入達什納克楚瓊。1901年加入亞美尼亞社會民主黨。1903年加入孟什維克。參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流亡瑞士。1913年回國。1914年加入布爾什維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十月革命期間是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1918—1921年任民族人民委員會亞美尼亞事務專員。1919年加入契卡。1922—1924年任副工農檢查院人民委員。1922—1927年任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4—1925年任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1925—1930年任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30年逝世。

[22] 格奧爾基·瓦西里耶維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貴族家庭，是普希金的遠親。大學畢業后在俄國外交部檔案處工作。1905年革命期間大力資助革命，革命失敗后流亡國外。流亡期間參加孟什維克。一戰爆發后采取反戰立場，逐漸接近布爾什維克。1917年因在英國進行反戰宣傳，被英國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蘇俄政府用一些英國人質將他換回。1918年初加入布爾什維克，并參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談判。托洛茨基辭去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后，由契切林接任，從此活躍于外交界，曾率蘇聯代表團出席熱那亞會議和洛桑會議，簽訂了《拉巴洛條約》。1930年因病退職。

[23] 尼古拉·彼得洛維奇·哥爾布諾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聞局局長。1917—1920年任蘇俄人民委員會秘書。1918—1919年任蘇俄最高經濟委員會科學技術部理事會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軍政治部部長。1923—1929年任莫斯科鮑曼高等技術學校校長。1928—1932年任蘇聯化工科學委員會主席。1930—1932年任卡爾波娃化學研究所副所長。1931—1934年任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1932—1935年任蘇聯塔吉克—帕米爾探險隊隊長。1935—1938年任蘇聯科學院秘書長。1938年在大清洗運動中遇害。1954年平反。

[24] 《勞動國防委員會紀錄》1919年8月8日第63號。——索·波·注

[25] 《列寧文稿》第7卷笫81頁。——編者注

[26] 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國革命家，出身于波蘭貴族家庭。中學時即參加社會主義運動，1899年參加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社會民主工黨。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關押到二月革命才獲釋。獲釋后積極參加布爾什維克黨的活動，并參加了十月革命的準備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為肅反委員會主席。1924年改任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臟病于莫斯科逝世。

[27] 《列寧文稿》第8卷第1頁。——編者注

[28] 瑪麗亞·伊里尼契娜·烏里揚諾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寧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選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員。1925—1934年任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935—1937年任聯共（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宮宮墻。

[29] 安納托里·瓦西里耶維奇·盧那察爾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爾什維克。1904年起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的《前進報》和《無產者報》的編輯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與哲學問題上與布爾什維克發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進集團”，同時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領袖，鼓吹“社會主義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維克。一戰時持反戰立場。二月革命后加入區聯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爾什維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員。1930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1933年任蘇聯駐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國逝世。

[30] 列昂尼德·鮑里索維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亞。1888年進入圣彼得堡工業專門學校，在學校中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1890年加入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1903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此后是布爾什維克。積極參與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國外，淡出政治活動。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紅軍供給非常委員會主席、工商業人民委員等職務。1919年任運輸人民委員。1924年任蘇聯駐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蘇聯駐英代表。1926年在倫敦逝世。

[31] 《列寧全集》第30卷第406頁。——編者注

[32] 喬·法因貝爾格（Joe Fineberg，1886—1957），英國社會主義者。早年參加英國社會黨。1918年移居蘇俄，參加了俄共（布），曾在共產國際擔任翻譯，并曾將列寧、高爾基、波格丹諾夫、愛倫堡的著作翻譯為英文。

[33] 《列寧文稿》第8卷第113頁。——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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