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北洋政府也順勢接管清朝留下來的偌大國庫。據說，民國官員入庫盤查時，京城銀庫里只剩下孤零零的幾個銀錠，可見晚清財政極為支絀。

這令人不禁疑惑：清朝再腐朽落后，怎會在滅亡之時落得如此境地？清朝滅亡的最后一刻，腰包里究竟還有多少錢？清朝滅亡后，這些錢又去哪了？

入不敷出的晚清國庫

1912年4月27日，民國新任財政總長熊希齡要求各地如實上報一年的開支和債務數。與此同時，他對全國的財政狀況做了一個估算：宣統三年歲入2.97億兩，但歲出3.5億兩，入不敷出5300萬兩，再加上之前的各種“舊賬”，這一年累積的財政虧空達2.6億兩之巨額，而外債也還有20億兩待償還。

我們先把時針撥回到清帝退位前，清朝國庫由三大庫藏組成，即銀庫、緞匹庫和顏料庫，合稱“戶部三庫”。其中，當屬銀庫最為重要，“為天下財賦總匯”。全國各省每年所交的鹽課和關稅，全部入于戶部銀庫，而田賦和各項雜賦，在預留下本省官員俸祿和駐軍兵餉的開支后，剩下的全都運送進京，供中央政府度支，謂之“京餉”。這些上交給中央的各項稅款，便是銀庫收入的主要來源。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前，銀庫的開支主要在兵餉撥款、王公百官的俸祿和養廉銀、京城各衙門的辦公費、各項采辦及祭祀筵宴費、科考教育費、修繕建造費等方面。鴉片戰爭后，清政府的開支項目逐年增加，在以前的基礎上，又新增了戰爭賠款、海防及各省軍防用需、關稅經費等。尤其在兵餉上，開支巨大。光緒十六年（1890），兵餉歲支共達4035萬兩，光這一項就超過乾隆年間每年常例開支的總數。

從甲午戰爭至清亡，不僅軍費浩繁、賠款數額巨大，由于籌辦新政、訓練新軍、興辦教育及巡警事務等，支出更是大量增加，中央庫存所剩無幾。甲午戰爭前，財政形勢較好，但中央戶部存銀也不過1000萬兩左右；甲午以后，朝廷開支大增，財政經常入不敷出，只好“百計羅掘”，從各個方面開源節流。例如以“捐”的名義公開向廣大百姓加征稅款，稱“厘捐”；降低官員俸祿標準、裁減地方官的養廉銀，造成清代官員“俸祿之薄，亙古未有”；大舉外債以求運轉，1900年到1911年，除開由庚子賠款等賠款轉化而來的外債數額外，清政府舉借的外債數量高達3.4億兩，其中鐵路借款占76.86%、財政軍火借款占14.66%。

除了以上這些舉措，清政府在覆滅前夕，也在無可奈何之下動用了皇室的“私房錢”來補充國庫虧空。皇帝有“私房錢”，在歷史上并不是秘密。早在西漢時期，14歲以下未成年人每年交的23文人頭稅里，20文都是歸皇家的，此時國家藏庫與皇家藏庫已有了明確區分。宋太祖趙匡胤則設立了封樁庫，存放應對突發事件的國家儲備金，后來逐漸變了性質，成為皇帝自己的小金庫。

到了清朝，康熙帝在紫禁城東華門設立“內庫”，與戶部銀庫所代表的“外庫”相對。“內庫”打著“備閉城日用，永遠不動”的準備金名號，存放著皇家的私銀百余萬兩，由內務府管理，戶部無權干涉，這筆財產，也被稱為“內帑銀”。

武昌起義爆發后，民軍所占據的各省，素來都是朝廷財稅收入的重地，尤其是江浙、上海、廣東一帶。朝廷一方面為平定戰亂而消耗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又因各地戰亂而財稅銳減，此消彼長，拮據頓現。在國庫日絀的情況下，中央官員自然打起了動用“內帑銀”的算盤。

1911年9月12日，度支部副大臣邵英就說：“聞內帑尚有存儲，第討領不易。不知將來能辦到否？”五天后，隆裕太后召見攝政王、閣臣以及親貴，流淚斥責他們：“汝等執政不及三年，使大局危若此，舉朝直無一忠臣。予決與宗社共存亡，不離一步也。”說著，她拿出一冊賬簿給攝政王看：“先太皇太后儲蓄之款，盡載冊中。計黃金十五萬兩，白銀二百萬，予不留分毫，可撥金八萬、銀百萬，充軍餉等用。”這里的“先太皇太后”指的就是慈禧，而隆裕太后手上這筆內帑銀，正是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西逃時留在紫禁城的。

然而，這“黃金十五萬兩，白銀二百萬”并沒有幫助清政府走出國庫虧空的危機。1911年11月，清政府又動員發行愛國公債，規定王公世爵、京外的大官小員，凡是“公家職務者”都有購買的義務。

數億爛賬落到民國政府頭上

清既亡，舊的約束性條件與政治結構卻并未因革命而更張。中華民國繼承了清朝與外國簽訂的所有條約，清政府與外國的債權債務關系轉移到了民國政府與外國之間。不過，民國政府并不是只接手了空空如也的銀庫和數以億計的外債賬單，以袁世凱為首的民國政府統治者動起了變賣大內瓷器的念頭。

早在1911年11月1日，袁世凱出任清朝內閣總理大臣后，就提出將盛京大內和承德避暑山莊兩處行宮內的瓷器變賣給美、法等國商人以換取銀兩的方案，這個折子上奏當天便獲隆裕太后批準。據東北三省總督趙爾巽對所存寶物的清點和估值，光盛京大內一處行宮就有藏品十萬三千件，價值三千萬兩左右。

不過，一直到1912年2月12日朝廷頒布退位詔書，這批寶藏依舊因沒有和外國商人談攏價格而擱置在宮內。2月16日，袁世凱向趙爾巽追問起兩處行宮內寶藏的下落，“賊喊捉賊”般地斥責了趙爾巽聯系外國商人變賣瓷器的行為。因為就在前一天，孫中山曾發加急電報警告袁世凱：“此種器物，實為民國公產，并非皇族私有，應行禁止售賣。”最終，這批藏品終究沒有被出售。

北洋政府軍費大增，變賣前朝器物“撈油水”的法子也不了了之。而另一邊，南京臨時政府更是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臨時政府成立時，清王朝在南京的庫存已無公款可用。因此，成立初期的民國政府，“一切政費，全恃外債”，前兩年的歲末結余都虧空近億元。

時過境遷，爛賬依舊。截至宣統三年，清政府曾還過2.1億兩。而剩下的債務，悉數被民國政府接盤。

清政府的倒臺，不僅僅是封建帝制大失人心所致，亦是財政枯竭、經濟危機加劇的必然結果，而其留下來的“外債后遺癥”，也給近代中國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鎖。

摘自 | 《領導文萃》2022年8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