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圣

摘 要: 高遵裕為元豐宋夏戰爭的宋朝將領之一，靈州之役的失敗，高遵裕負有主要的責任。由于高遵裕的侄女為宋英宗的皇后，使得許多學者認為靈州之役的失敗原因在于外戚掌兵。不過，高遵裕出身武將世家，祖父為宋朝名將高瓊，本身軍事經驗也十分豐富，外戚身份實際上對高遵裕沒有太大的影響。靈州之役的失敗，導因于宋朝動員軍力過于龐大，超過了后勤補給體系的負荷，使得前線缺乏補給，最終導致宋軍失敗。

關鍵詞: 高遵裕；高瓊；靈州之役；宋朝；西夏；后勤補給

宋朝立國以后，采取重文輕武的政策，抑制武人的地位，因此以往的宋史研究中，除了岳飛等少數特例之外，對于武將的研究常常受到輕視與忽略。近年來，對宋代武將的研究已有蓬勃發展的趨勢，相關研究成果不斷出現。[注] 關于宋代武將的研究成果，例如何冠環：《北宋武將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版；陳峰：《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曾瑞龍：《北宋種氏將門的形成》，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版；何冠環：《攀龍附鳳：北宋潞州上黨李氏外戚將門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版。不過，關于宋代武將研究，仍有許多部分有待深入的發掘與探討。

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宋朝以五路大軍討伐西夏，動員的兵力在三十萬人以上，堪稱宋朝立國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然而，此役中環慶路高遵裕、涇原路劉昌祚兩路圍攻靈州城，西夏決黃河堤以水灌宋軍，又派軍抄截宋軍糧道，導致宋軍大敗。[注]關于元豐四年宋夏靈州之戰的經過，可參見李華瑞：《宋夏關系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144頁。學者聶麗娜認為：靈州之戰宋軍大敗的原因，與高遵裕好大喜功，沒有做好戰略準備有關，但宋神宗對另一將領劉昌祚的不信任與神宗本人獨斷的行事風格，也是導致戰爭失敗的因素。[注]聶麗娜：《高遵裕與元豐四年靈州之戰》，《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第137頁。可見高遵裕對此一敗績，負有很大的責任。

由于高遵裕的侄女為宋英宗之皇后，宋神宗的母親，元朝脫脫所修的《宋史》將高遵裕列于《外戚傳》中，因此后世多認為宋朝在靈州之役的失敗，高遵裕以外戚身份掌兵，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學者黃純怡《北宋的外戚與政治》一書中即認為：“神宗即位后，高氏家族因高太后為神宗生母，高遵惠、高遵裕都受到重用。”[注] 黃純怡：《北宋的外戚與政治》，臺北：萬卷樓，2016年版，第71頁。 聶麗娜注意到高遵裕本身武將世家的背景，但仍稱高遵裕“具有外戚和武將的雙重身份，他是宋英宗宣仁圣烈皇后高氏的堂叔”。[注] 聶麗娜：《高遵裕與元豐四年靈州之戰》，《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第135頁。

然而，這種說法卻有值得商榷之處，高遵裕其人真的是一無是處的外戚子弟嗎？本文透過高遵裕的家世與生平，分析高遵裕軍事上的表現才能，并進一步探討宋夏靈州之役宋朝致敗的根本原因。

一、高遵裕的家世

高遵裕的祖父為北宋名將高瓊，[注] 關于高瓊的研究，參見劉學峰：《北宋高瓊家族初探》，《巢湖學院學報》，2003年第5卷第1期，第54-58頁；韋祖松：《高瓊與“澶淵之盟”》，《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第60-64頁；韋祖松、張其凡：《簡論高瓊澶淵之功》，《歷史教學》，2005年第10期，第65-67頁；韋祖松：《論北宋安徽名將高瓊》，《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1期，2006年1月，第24-28頁；李鮮：《宋史高瓊傳考證》，《許昌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第87-88頁。 高瓊出身于宋太宗趙光義之幕府，“以材勇事太宗于潛邸”，宋太宗即位后，任命高瓊為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在征北漢的戰爭之中立下戰功。太宗滅北漢后，繼續北征幽薊，與遼國發生戰爭。高梁河之戰宋軍戰敗，“太宗倍道還京師，留瓊與軍中鼓吹殿后，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帥所部見行在，太宗大悅，累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使，移鎮保大”。[注] 王稱：《東都事略》卷42《高瓊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382冊，第268頁上欄。 高瓊在高梁河宋軍大敗之際，率軍殿后，又首先率部保衛逃難中的太宗，因此受到太宗的信任，升遷至三衙禁軍統帥之一的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然而，高瓊對宋朝最大的功績，卻是在宋真宗澶淵之役：

景德初，契丹入寇，大臣有欲避狄江南、西蜀者，寇準不可，諸將中獨瓊與準意同。準既力爭之，真宗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準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為便，準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真宗乃大驚，始決北征之策。真宗既親征，時前軍已與契丹戰，或有勸真宗南還者，瓊因言契丹師眾已老，陛下宜親臨觀兵，督其成功，真宗嘉其言，即幸澶州南城。瓊固請度河，真宗從之，至浮橋，駐輦未進，瓊乃執撾筑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真宗乃命進輦。既至，登北門城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契丹大將撻覽中弩死，契丹遂退。[注] 王稱：《東都事略》卷42《高瓊傳》，第268頁上欄-下欄。

高瓊在契丹南侵、宋朝危急之際，與寇準一起建議真宗親征，由于寇準是文官，所言尚不為真宗所信；而曾經身經大戰的武將高瓊，其建議更可取得真宗的信任，可見高瓊在真宗親征的決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后真宗又有猶豫動搖的想法，但屢為高瓊所勸止，促使真宗親赴澶州北城，最后與契丹簽訂澶淵之盟，開啟宋遼間百余年的和平。學者韋祖松認為當時宋之戰略形勢頗有可為，若真宗親臨前線，則河北諸軍士氣益壯，大有勝遼之望，親征澶州應是最佳選擇，高瓊則是促其實現的關鍵性人物。[注] 韋祖松：《論北宋安徽名將高瓊》，《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1期，2006年1月，第27頁。

高瓊卒于景德三年(1006)十二月，[注] 脫脫：《宋史》卷7《真宗紀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標點本，第132頁。 其子有繼勛、繼宣、繼忠、繼密、繼和、繼隆、繼元諸人。[注] 《宋史》卷289《高瓊》，第9694頁。劉學峰根據王珪《華陽集》卷36所收《衛武烈王高瓊決策靖難顯忠基慶之碑》，考證高瓊之子還有繼倫、繼荀、繼芳、繼融、繼豐、繼敏、繼昌。參見劉學峰：《北宋高瓊家族初探》，《巢湖學院學報》，2003年第5卷第1期，第56頁。 長子繼勛于真宗時曾參與平定益州王均的叛亂，繼勛子遵甫，遵甫之女即為英宗高皇后。[注] 《宋史》卷289《高瓊附高繼勛》，第9694-9696頁。 高瓊次子為高繼宣，宋仁宗時西夏元昊稱帝，宋夏戰爭爆發，繼宣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的身份知并州，與西夏作戰，“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二千余人，號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賊數萬眾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余級。其相躪藉死者不可勝計”。[注] 《宋史》卷289《高瓊附高繼宣》，第9697頁。 然而當時宋夏戰爭的主戰場在陜西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并州在河東路，屬次要地區，故高繼宣對戰局影響并不大。高繼宣之子，即為高遵裕，王稱《東都事略》記載：

遵裕字公綽，繼宣子，以父任為三班借職，稍遷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祚中矢引去。會英宗崩，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盥受命，至則吉服廷立，遵裕切責之，遂易服聽遺命。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盥曰：“剽掠輩耳。”遵裕曰：“扶傷而遁者，非若主邪？”夏人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雖小，控弦數十萬，亦能躬執櫜鞬，與君周旋。”遵裕瞋目叱之。時諒祚覘于屏間，搖手使止。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安軍。[注] 王稱：《東都事略》卷42《高瓊附高遵裕》，第269頁上欄-下欄。

可見高遵裕是因父親高繼宣的恩蔭而任官，與英宗高皇后(神宗時的高太后)沒有太大的關系。英宗治平四年(1067)時，高遵裕的官職為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同時期的種諤“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青澗城”[注] 《宋史》卷335《種世衡附種諤》，第10745頁。，按照當時宋朝武選官的階級，左藏庫副使為“諸司副使”的第5階，供備庫副使為“諸司副使”的第20階，[注] 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693頁。 可見當時種諤的官階略高于高遵裕。在元豐四年靈州之役時，種諤“遷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注] 《宋史》卷335《種世衡附種諤》，第10746頁。高遵裕則于“以功進團練使、龍神衛都指揮使，知熙州。……元豐四年，復知慶州”。[注] 《宋史》卷464《外戚中·高遵裕》，第13576頁。 種諤的官階為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屬于遙郡刺史，高遵裕則為正任團練使，在官階上高遵裕高于種諤；實際職務上，種諤從知涇州升為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高遵裕則在元豐四年時知慶州(同時兼任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高遵裕的實際職位也略高于種諤。大體看來，種諤、高遵裕二人由治平四年到元豐四年約15年的時間中，各自立有戰功，在官階與職務上互有高低，但差距不大，看不出高遵裕挾外戚的身份而特別飛黃騰達。

高遵裕無法以外戚的身份飛黃騰達，另一方面也取決于英宗高皇后對外戚的節制與壓抑。《宋史》記載：

后弟內殿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居寶慈宮。帝累欲為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注] 《宋史》卷242《后妃上·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第8625頁。

高后為了避嫌，拒絕了英宗為其弟高士林升遷的建議。神宗即位后，又一度拒絕了神宗為高氏家族營建邸舍的建議，最后雖同意興建邸舍，但費用由高后自行負擔。可見高后為了避嫌，連自己親弟弟的升遷都予以婉拒，高遵裕為高后的堂叔父，血緣更為疏遠，自然更難從中得到利益。

另外，高后對政治的態度也值得加以考慮，神宗死后，哲宗即位，高后以哲宗祖母的身份，成為高太皇太后，并因哲宗年幼而攝政。高后對于神宗的新政新法采排斥的態度，“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于是以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逭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注] 《宋史》卷242《后妃上·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第8626頁。 可見高后對于神宗的財經改革、西北拓邊采否定的態度，因此，高后對于在西北拓邊中追求表現的高遵裕，自然不會給予過多的關照。

在王稱《東都事略》之中，高遵裕附于高瓊的傳記之后；而在《宋史》之中，高遵裕則被列入《外戚傳》。本人認為《東都事略》的作法較《宋史》更為合理。高遵裕雖然具有武將世家與外戚的雙重身份，但他出身武將世家的背景，顯然高過外戚的身份。《宋史》之所以作此一修改，可能是源自于徽宗時期的“元祐黨人碑”，將高遵裕列在元祐黨人的“余官”項目之下。[注] 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24，崇寧三年六月甲辰，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標點本，第813頁。 高遵裕于神宗時期在西北拓邊中有許多表現，但卻被視為舊黨，名列元祐黨人碑，其原因正是因為他的外戚身份，因此被視為與高太皇太后同屬舊黨陣營。此后高遵裕的外戚身份被不斷放大檢視，才導致《宋史》將高遵裕列入《外戚傳》之中。

二、高遵裕的軍事表現

雖然高遵裕并未因外戚的身份而得到特殊的升遷，但還是受到神宗特別的信任。治平四年英宗崩，神宗即位后，發生了種諤攻取綏州的事件，“橫山豪欲向化，帝使遵裕諭種諤圖之，諤遂取綏州。帥怒諤擅發兵，欲正軍法，諤懼，稱得密旨于遵裕，故諤被罪，遵裕亦降為乾州都監”。[注] 《宋史》卷464《外戚中·高遵裕》，第13575頁。 按《宋史·種諤傳》記載：

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種)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斗，夷山呼曰：“兄巳約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眾從諤而南。…遂城綏州。[注] 《宋史》卷335《種世衡附種諤傳》，第10745-10746頁。

種諤招降了西夏綏州守將嵬名山的弟弟夷山，又收買了嵬名山的手下李文喜，遂有招降嵬名山、進而攻占綏州的計劃。種諤“即以聞”，應該即是透過高遵裕向神宗報告，而神宗也“使遵裕諭種諤圖之”，神宗與種諤之間，靠著高遵裕往來聯系，最后種諤得到了神宗的同意，遂誘降嵬名山，攻占綏州。但此舉引起了朝廷大臣們的反彈，翰林學士鄭獬說道：

種諤不顧國家始末之大計，乃欲以一螻蟻之命，以天下為兒戲，茍貪微功，以邀富貴，此正天下之奸賊，若不誅之，則無以厲其余。臣以為陛下必欲逆折禍亂之機牙，使不為異日之悔，則莫若下詔聲諤之罪，誅于塞下。及薛向、高遵裕、楊定、張穆之等，皆赴有司，次第以治其罪。[注] 黃淮、楊士奇等編：《歷代名臣奏議》卷329，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永樂本，第21頁a。

知諫院楊繪也上奏：

比者西戎新納信款，切聞高遵裕詐傳圣旨，與種諤等納西夏叛人首領近三十人，仍深入虜界地名綏州，筑城以居之。臣切謂朝廷若遂從其計，則失信于戎狄，生起邊事，無窮極矣。為今計者，莫若貶謫其矯制擅興之罪，以正典刑。[注] 黃淮、楊士奇等編：《歷代名臣奏議》卷329，第21頁b-第22頁a。

在朝廷官員的彈劾之下，種諤、高遵裕遂以矯制擅興之罪被貶官。但新即位的神宗，“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注] 《宋史》卷16《神宗紀三》，第314頁。 種諤、高遵裕積極拓邊的態度，與神宗意欲開疆拓土的觀點不謀而合。因此，在短暫的貶謫之后，高遵裕又受到了重用。

神宗熙寧元年(1068)，前輝州司戶參軍王韶上《平戎三策》，主張“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注] 黃淮、楊士奇等編：《歷代名臣奏議》卷329，第17頁a。 神宗同意了王韶的建議，“用王韶復洮、隴，命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以遵裕副之”。[注] 《宋史》卷464《外戚中·高遵裕》，第13575頁。 神宗用王韶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使，卻以高遵裕為副使，其原因在于王韶為文官出身，不黯軍旅事務，因此神宗以武將世家出身的高遵裕輔佐之，以達成經略河湟的軍事使命，從此我們也可看出神宗對高遵裕的信任。

王韶與高遵裕受命之后，奏請將古渭砦升格為通遠軍，又攻占武勝城，改置為鎮洮軍，其間高遵裕經常對于王韶的軍事計劃，提出不同看法，王韶若不采納，往往導致行動失利：

韶欲取河州，遵裕曰：“古渭舉事，先建堡砦，以漸而進，故一舉拔武勝。今兵與糧未備，一旦越數舍圖人之地，使彼阻要害，我軍進退無所矣。”韶與李憲笑曰：“君何遽相異邪？”檄使守臨洮。韶攻河州，果不克。帝善遵裕議，令專管洮、岷、迭、巖未款附者。[注] 《宋史》卷464《外戚中·高遵裕》，第13575-13576頁。

可見高遵裕的軍事素養對王韶開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至熙寧五年(1072)十月，“升鎮洮軍為熙州鎮洮軍節度，置熙河路”[注] 《宋史》卷15《神宗紀二》，第282頁。，熙河路的設置，象征王韶西北開邊的初步成果。而宋神宗以“韶帥熙河，徙遵裕為總管”[注] 王稱：《東都事略》卷42《高瓊附高遵裕》，第269頁下欄。，以王韶為熙河路經略安撫使，卻不按照常例由王韶兼任熙河路馬步軍都總管，而由高遵裕擔任都總管一職，顯然也是考慮王韶為文官出身，不曉兵事，故實際指揮兵馬的都總管一職由武將出身的高遵裕擔任，較為適當。

熙寧六年(1073)，高遵裕隨王韶攻取岷州，[注] 王稱：《東都事略》卷42《高瓊附高遵裕》，第269頁下欄。 七年(1074)十二月，“觀文殿學士、兼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熙州王韶為樞密副使，……岷州團練使、知岷州高遵裕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熙州”[注]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58，熙寧七年十二月丁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點校本，第6293-6294頁。，王韶調任為樞密副使，高遵裕則正式成為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使得高遵裕的仕宦生涯，達到了最高峰。按宋朝慣例，安撫使通常兼任都總管，由文官擔任，武將只能做到副總管，[注] 參見趙冬梅：《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10頁。 而身為武將的高遵裕竟能突破常規，擔任熙河路安撫使，除了熙河路特殊的軍事地位之外，高遵裕多年來輔佐王韶的稱職表現也是重要原因。

然而高遵裕不久即在官場上遇到挫折，高遵裕“坐薦張穆之為轉運使，而穆之有罪，罷知穎州。未幾，徙慶州，又坐事黜知淮陽軍。元豐四年，復知慶州”。[注] 《宋史》卷464《外戚中·高遵裕》，第13576頁。 高遵裕兩度被罷，又兩度擔任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證明高遵裕既有軍事才能，也深得宋神宗之信任，即使短期因事被貶，也很快重獲重用。

元豐四年，西夏發生政變，國主秉常被囚，梁太后攝政，宋神宗決定趁機討伐西夏，于是宋夏再度爆發戰爭。宋神宗命熙河經制使李憲為帥，兵分五路(熙河路李憲、鄜延路種諤、環慶路高遵裕、涇原路劉昌祚、河東路王中正)，出兵伐夏。劉昌祚與高遵裕先后攻至靈州城下：

高遵裕攻圍靈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糧道且絕。賊決七級渠以灌我師，水至，遵裕斷炮為梁以濟，劉昌祚殿，手劍坐水上，待師畢濟然后行。賊騎追襲，轉戰累日，至韋州，士爭入寨，無復隊伍，賊乘之，我師潰死者甚眾。……遂班師。[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20，元豐四年十一月辛丑，第7720頁。

西夏決開黃河七級渠，水淹宋軍，又派兵斷絕宋軍的補給路線，導致高遵裕、劉昌祚兩路大軍慘敗而歸。種諤、王中正兩路也死傷慘重，唯熙河路李憲以偏師取勝，攻占蘭州，[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6，元豐四年九月乙酉，第7638頁。 進兵至天都山。[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9，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第7709頁。

元豐四年宋夏靈州之戰，為何會以宋軍大敗收場？宋軍的五路統帥，高遵裕雖為高太后之叔父，但其祖父為名將高瓊；種諤之父為仁宗宋夏戰爭時期守青澗城的種世衡，[注] 《宋史》卷335《種世衡》，第10741-10744頁。 種諤本人“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注] 《宋史》卷335《種世衡附種諤》，第10747頁。；劉昌祚之父為仁宗宋夏戰爭時戰歿于定川的劉賀，[注] 《宋史》卷349《劉昌祚》，第11053頁。 劉昌祚本人也被宋人稱為“氣質雄深”[注] 黃震：《古今紀要》卷19《劉昌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384冊，第375頁上欄。、“綏懷羌右，有長轡遠馭之謀；鎮靖疆陲，得輕裘緩帶之體”[注]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24《賜新除殿前副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劉昌祚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1092冊，第306頁上欄。、“整于治軍，才出邊將之右；勇于對敵，聲著隴山之西”[注] 蘇轍：《欒城集》卷33《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指揮使制》，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1112冊，第349頁上欄。。 以上三人皆出身軍旅世家，軍事經驗豐富。至于李憲、王中正雖為宦官，但李憲一路卻是五路中戰功最佳者，我們很難以宦官誤國之類的說法來解釋。

又謂劉昌祚部先至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按：疑為“勝”字之誤)，朝廷謂我爭功，奈何？命按甲勿攻”。[注] 《宋史》卷349《劉昌祚》，第11054頁。 意即高遵裕因恐劉昌祚先攻下靈州城，搶了功勞，因此阻止劉昌祚的進攻，才導致后來西夏決七級渠，逆轉戰局。然而，出身軍旅世家、軍事經驗豐富的劉昌祚會為了避免爭功的嫌疑，放棄攻占靈州的大好時機？或者只是劉昌祚在戰敗后的推托之詞？劉昌祚受高遵裕指示暫停進攻的說法，出于張舜民所撰之劉昌祚墓志銘，[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8，元豐四年十月壬午，第7697頁。 作者立場偏袒傳主劉昌祚，真實性值得商榷。如此一來，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靈州之役宋軍大敗？

三、靈州之役宋朝致敗的原因

宋夏靈州之役，宋朝大敗的原因，一方面是西夏方面采取了正確的戰略與戰術，《宋史·夏國下》記載：

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饋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注] 《宋史》卷486《夏國下》，第14011頁。

西夏的戰略，就是堅壁清野，抄截餉道。然而為何此一戰略會取得非常大的功效？

除了西夏方面戰略正確、戰術靈活之外，宋軍大敗最大的原因在于宋朝軍隊本身的補給困難。學者梁庚堯指出：出征西夏的五路大軍，其中三路沒有抵達預定目標，在中途因為軍糧不繼而折返，不戰而潰，另外兩路雖然抵達靈州，卻糧草已盡，糧道又被夏軍截斷，最后戰爭失利，潰敗而歸，五路的士卒役夫在征程中都大量死亡逃散。[注] 梁庚堯：《北宋元豐伐夏戰爭的軍糧問題》，《宋史研究集》，第26輯，臺北：宋史座談會，1997年，第158頁。然而造成補給困難的因素為何？梁先生文中卻未多作分析。本人認為，造成當時宋軍補給困難的因素，包含下列幾點：

(一)宋朝軍隊人數龐大

元豐四年宋夏戰爭宋朝動員的兵力，據《宋史·夏國下》記載：

(李)憲總七軍及董氈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戰敗之。王中正出麟州，禡辭自言代皇帝親征，提兵六萬，才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環慶經略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涇原總管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種)諤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三千出綏德城。[注] 《宋史》卷486《夏國下》，第14010頁。

熙河路李憲除羌人董氈出兵三萬人外，另有“七軍”，實際人數不詳，河東路王中正出兵六萬人，環慶路高遵裕出兵八萬七千人，涇原路劉昌祚出兵五萬人，鄜延路種諤出兵九萬三千人，總計三十二萬人(尚不計李憲的“七軍”)，這種動員規模，不只在宋朝歷史上是空前的，在當時世界范圍內也十分罕見。1071年，即元豐四年宋夏戰爭之前十年，西亞的拜占庭帝國與賽爾柱土耳其帝國之間的曼齊刻爾特戰役(Battle of Manzikert)，賽爾柱土耳其帝國動員二至三萬人，拜占庭帝國動員四到七萬人，結果拜占庭大敗，陣亡約二千至八千人，皇帝羅曼諾斯四世(Romanos IV)被俘。這場戰爭震撼歐洲，但與元豐四年宋夏戰爭相比，賽爾柱與拜占庭雙方動員兵力的總和，不過僅是宋朝動員兵力的三分之一。

再與四十年前宋仁宗時期的宋夏戰爭比較，更可凸顯元豐四年宋朝軍隊動員規模之大，仁宗康定元年(1040)宋夏之間發生“三川口”之役：

(劉)平、(石)元孫領騎兵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戊寅，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黃)德和、(萬俟)政、(郭)遵所將兵悉至，五將合步騎萬余，結陳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遇賊。……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沖陣分為二，遂與元孫皆被執。[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26，康定元年正月丁丑-己卯，第2967-2968頁。

宋朝方面，劉平、石元孫、黃德和、萬俟政、郭遵五路，總計不過“合步騎萬余”，這就是三川口之戰宋朝動員的軍力。

慶歷元年(1041)宋夏又爆發“好水川之戰”：

(二月)己丑，(陜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任)福將以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涇州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傅皆從。……福、懌合軍屯好水川，……癸巳，至籠干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任福)揮四刃鐵簡，挺身決斗，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31，慶歷元年二月己丑-癸巳，第3100-3101頁。

此役任福主力有一萬八千人，軍隊死傷數字：“指揮使、忠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余人。”[注]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12，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標點本，第 225頁。

為何宋仁宗時期動員的兵力如此有限？學者雷家圣指出：宋神宗變法之前的宋朝禁軍，若派駐在外，分為駐泊、屯駐、就糧三類，各路安撫使僅能指揮駐泊禁兵，屯駐、就糧禁兵由各州的知州負責指揮，安撫使無法干預，故仁宗宋夏戰爭，安撫使韓琦、范仲淹等能指揮調度的兵力非常有限，動員上萬人，便是大舉，死傷數千人，便是大敗。宋人吳儆說道：“所謂帥臣(安撫使)者，雖名為一路兵民之寄，其實一大郡守耳。”[注] 吳儆：《竹洲集》卷2《論廣西帥臣兼知漕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1142冊，第218頁下欄。 而宋神宗時期可以動員龐大兵力的原因，在于蔡挺推行“將兵法”，將駐泊、屯駐、就糧禁兵乃至鄉兵、蕃兵都納于“將”的新編制之下。孫逢吉《職官分紀》舉陜西涇原路為例：“屯、泊、就糧上下番正兵、弓箭手、番兵分為五將。”[注] 孫逢吉：《職官分紀》卷35《將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影印本，第663頁上欄。 馬端臨《文獻通考》亦記載：“凡諸路安撫(使)，逐州知州兼，以直秘閣以上充，掌總護諸'將’，統制軍旅。”[注]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61《職官十五·安撫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縮印本，第558頁。 將兵法的新編制──“將”，打破了原有禁軍的界限，增加了安撫使的權力，使得宋朝可以動員數量更多、規模更大的兵力。[注] 參見雷家圣：《北宋禁軍編制的演變與“置將法”的實施》，《史學匯刊》第34期，2015年12月，第99-124頁。

然而，隨著宋朝動員兵力的擴大，后勤補給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如果宋朝沒有做好后勤補給的規劃，龐大的軍隊人數不但不能展現戰力，反而成為宋朝軍隊的弱點。

(二)主動出擊，深入敵境，征戰距離遠

宋朝自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岐溝關之戰后，對外作戰基本上采取守勢。學者李華瑞在《宋夏關系史》中指出，北宋對西夏作戰的特點是以防御戰為主，原因在于：其一，由于宋朝建國之初，既失長城之險，又失草原之利，不能組建騎兵，加上“強干弱枝”的政策，使而宋朝軍隊不能像漢、唐一般與游牧民族一爭長短，只能采取防御的策略。其二，在防御思想的影響下，宋朝自真宗時期曹瑋守邊，組織沿邊熟戶、弓箭手，把民眾武裝作為一種防御手段，仁宗時范仲淹主張效法唐朝府兵制，神宗時王安石推行保甲法，都是主張以民兵防御敵人入侵。第三，在防御思想的影響下，宋朝常在邊境地區修筑堡寨城池，作為抵御外敵入侵的手段。第四，利用西夏與周圍其它少數民族政權的矛盾，建立聯盟關系，作為防御的重要手段。[注] 李華瑞：《宋夏關系史》，第165-167頁。

以防御為主的軍事手段，軍隊的移動多是城池到城池之間的短線移動，對于后勤補給的要求不高。我們再次看看宋仁宗時期的“三川口之戰”，觀察當時宋朝軍隊調度移動的情況：

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安撫使范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于慶州，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騎兵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而后雍后檄尋到，平、元孫遂引還。[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壬申，第2967頁。

安撫使范雍先命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率兵自慶州出發到保安軍與副都部署石元孫會合，再合兵進攻土門。其后范雍得到元昊攻打延州的消息，再下令要求劉平、石元孫回師救延州。而劉平、石元孫就是在返回延州的路上，在三川口與元昊大軍遭遇，而有三川口之敗。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看到劉平軍隊的移動，從慶州出發，行四日到保安軍，再向土門前進，其后折回延州。慶州、保安軍、土門、延州即為城池或堡寨，宋軍在這些城池堡寨間移動設防，行軍時間不過數日，因此對后勤補給的要求不高。

宋軍即使主動出擊，行軍距離也不遠，本文前引慶歷元年宋夏“好水川之戰”，韓琦派任福率軍，于二月己丑由鎮戎軍出發，至癸巳遇西夏大軍于好水川，結果任福戰死，宋軍大敗，前后不過五日。

再看慶歷二年(1042)宋朝與西夏的定川寨之戰：

(閏九月庚寅，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辛卯)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渴其眾。……懷敏及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璘、許思純、李良臣、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遇害。余軍九千四百余人，馬六百余匹悉陷于賊。[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37，慶歷二年閏九月庚寅-辛卯，第3301-3302頁。

宋軍同樣是進行城池對城池的移動，分別由西水口、蓮華堡、劉璠堡、定西堡四處出發，目的地是定川寨，結果遭到西夏軍圍攻，葛懷敏戰死。

由上述三個例子可以看出，在宋朝防御型的戰略思想之下，軍隊的移動距離短，對后勤補給要求不高。但是，元豐四年宋夏戰爭，是宋朝方面主動出擊，且深入敵境之中，對宋朝軍隊來說，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三)武器裝備革新，但新式武器的運輸更費時費力

宋仁宗時期的曾公亮、丁度編纂的《武經總要》，記載了當時宋朝軍隊的各類新武器，包括了“引火球”、“蒺藜火球”、 “竹火鷂”、“鐵嘴火鷂”、“霹靂火球”等火器。[注] 曾公亮、丁度：《武經總要》前集卷1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726冊，第427頁上欄-第429頁下欄。 熙寧六年，宋神宗又設立“軍器監”，[注] 《宋史》卷15《神宗紀二》，第284頁。 成立了制造軍器的專責機構。因此，宋朝在武器的制造上，是十分先進的。然而，這些先進的武器(如火器)要考慮防火防潮等問題，運送時更為不便，加重了宋軍后勤補給的負擔。

從上述三個方面，我們看出元豐四年宋夏戰爭時宋朝軍隊面臨的問題，而宋朝便在后勤補給無法滿足新編組的軍隊(將兵)、新式戰略(主動出擊)、新式武器(火器)的情況下，發動了對夏戰爭。戰爭發起后，宋軍很快面臨了后勤補給上的問題，例如渡河時缺少渡河工具：

種諤乞計置濟渡橋栰椽木，令轉運司發步乘運入西界。詔：“凡出兵深入賊境，其濟渡之備，軍中自有過索、渾脫之類，未聞千里運木隨軍。今諤計置材木萬數不少，如何令轉運司應副步乘？縱使可以應副，亦先自困。令種諤如將及河造栰，賊界屋并可毀拆，或斬林木相兼用之，如更不足，以至槍排皆可濟渡。”上坐制兵間利害，細微皆得其要，諸將奉行惟恐不及也。[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6，元豐四年九月己亥，第7643頁。

種諤需要椽木制造橋梁以渡河，但卻被神宗否決，要種諤拆毀敵境房屋、砍伐樹林，甚至用槍排造筏以渡河。種諤麾下的部隊有九萬三千人，需要堅固耐用的橋梁，臨時砍樹拆房甚至使用槍排搭造的橋，可能無法符合實際的需要，但神宗用紙上談兵的辦法，處理前線將領所遇到的后勤問題，而這些作法只能讓將領們哭笑不得。而在后勤物資的運送上，也是弊端叢生：

(元豐四年九月壬子)又批：“聞三司昨雇百姓車戶大車輦絹赴鄜延路，纔入半道，其挽車人已盡逃散，今官物并拋棄野沃。逐縣科差保甲，甚擾費人力，未知何人處畫如此乖方，可取索進呈。”三司言：“起發應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經略司絹十七萬五千匹，市易司起發十五萬五千匹，用騾百二十四頭，及管船水運至西京，乃用步乘。應副河東衣賜絹十萬匹，赴澤州紬二萬匹，用騾百八十三頭及小車五十輛并橐駝般馱，又三萬匹用步乘。應副延州銀十五萬兩，鹽鈔三萬席，用騾九十八頭；絹十五萬匹為五綱，一綱用橐駝，四綱用小車二百一十輛。應副河東、鄜延、環慶、涇原、熙河、秦鳳路紬絹總百萬匹，用小車為三十綱，并不用官私大車輦載。”詔三司選差勾當公事官一員緣路點檢催趣，其津般乖方處，根究以聞。[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6，元豐四年九月壬子，第7653-7654頁。

神宗向三司詢問雇用大車運送物資，卻發生挽車人逃跑，官物被拋棄的弊端，應由誰負責？三司報告了向河東、鄜延、環慶、涇原、熙河、秦鳳等路運送各種物資的情形，其手段包括步乘(人力)、小車、騾、橐駝、水運等，但是對于神宗的問題，三司卻回答“并不用官私大車輦載”，否認有任何弊端。

隨著宋朝軍隊的推進，后勤補給的負擔越來越重，已經到達征調民力的極限，加上西夏軍隊伏擊騷擾，各使宋軍的后勤補給雪上加霜。鄜延路經略使沈括向神宗奏請：

本路運糧，延州諸縣丁夫盡發，已差及婦女，雖累戒官吏毋得括責婦女，而運糧須辦，則勢不得不極民力，恐無以為繼。聞出界后死亡逃散人夫頭口不可勝計，至全軍潰散，委棄糧仗，不免資寇。今邊糧已費力，又益河東兵，愈闕糧食，以臣愚見，河東、鄜延行營恐須分遣將兵，搜討伏留賊兵，候道通，節次量留人馬，依峻置頓屯守，南北照望糧道。[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9，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第7709-7710頁。

河東太原府路鈐轄張世矩也請求神宗暫緩進兵：

臣領兵西討，所逢皆精騎，其老小深遁沙漠。由此觀之，其建言破賊，使朝廷于數路動百萬眾，當大冬隆寒之際遠征未利者，斯人之罪也。伏乞撫養士馬，待來春青草未發，牧馬正羸，妨彼農時，乘彼虛弱，進兵攻取，則不及三二年，必當傳首北闕。如其謂期月可破，則非臣之所及也。[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9，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亥，第7716-7717頁。

結果這番話觸怒了神宗，認為張世矩“沮撓大議”，命令王中正將張世矩逮捕下獄。

宋朝方面極盡民力進行運糧，導致丁夫死亡逃散不可數計，又遭到西夏抄截，使得補給路線不通，前線軍隊的處境更為惡化。河東路王中正認為出兵后即與鄜延路會師，故全軍只攜半月糧，屬下官吏莊公岳等恐糧草不足，多準備了八日糧，結果王中正出師二十余日，始至宥州，因此面臨缺糧的問題。[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9，元豐四年十一月甲申，第7701頁。 面對王中正河東路大軍軍糧不濟的問題，神宗只好下詔：“王中正兵自麟州出界，已至鄜延路，聞暴露日久，人多疾病，今雖駐并邊，亦慮無以休息，可令計會沈括，分擘于延州、保安軍諸城寨歇泊。”允許河東路大軍撤回到鄜延路延州、保安軍等地。于是“王中正引兵還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二萬，民夫逃歸大半，死者近三千人”。[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9，元豐四年十一月丙戌，第7705頁。

在鄜延路，種諤也面臨乏糧的問題：

種諤初被詔當以兵會靈州，而諤枉道不進，既發夏州，即饋餉乏絕。諤駐兵麻家平，士卒饑困，皆無人色。諤欲歸罪漕臣，誅稷(權鄜延路轉運使李稷)以自解，或私告稷，稷請身督漕運，乃免。民夫苦折運，多散走，稷不能禁，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至數千人。稷初被詔得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上下以嚴令相驅迫，選人、攝官、部夫，上道即專戮，惟百姓多被殺云。[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9，元豐四年十一月甲申，第7702頁。

種諤的鄜延大軍面臨“饋餉乏絕，士卒饑困”的問題，使得種諤一度要誅殺負責運糧的轉運使李稷。而李稷為了滿足運糧的需求，將逃亡的民夫斬斷腳筋丟棄在山谷中，使其餓死。李稷又奉詔得以斬殺知州以下運糧不力的官吏，于是基層官吏為了自求生存，紛紛逼迫甚至殺害百姓。最后，“種諤駐兵麻家平以俟折運，逾期不至，士卒益饑困，行八日次鹽州，會大雪，死者十二三”。[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9，元豐四年十一月丁酉，第7715頁。 種諤鄜延大軍大敗而回。

圍攻靈州城的涇原、環慶兩路宋軍，“城久不下，糧草告乏，(劉)昌祚偵巾子岌、鳴沙川有積聚，白(高)遵裕，愿遣騎往取之。凡往復兩日，得草一萬余束，粟、豆千三百斛，使自輸官取直，涇原兵仰給有余，則轉給環慶”。[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9，元豐四年十一月乙酉，第7704頁。 靠著從西夏掠奪而來的糧草，勉強維持涇原、環慶宋軍的生計。至于攻城方面，高遵裕“以環慶兵攻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為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9，元豐四年十一月戊子，第7707頁。 宋代軍隊攻城時，主要用“炮”(投石機)作為主要的武器，《武經總要》中記載的“炮”，種類眾多，包括“炮車”、“單稍炮”、“雙稍炮”、 “五稍炮”、“七稍炮”、“旋風炮”、“虎蹲炮”、“拄腹炮”、 “獨腳旋風炮”、“旋風車炮”、“臥車炮”、“車行炮”、“旋風五炮”、 “合炮”、“火炮”等多種，[注] 曾公亮、丁度：《武經總要》前集卷12，第414頁下欄-第423頁下欄。 此外還有觀察敵方城中情形的“望樓”，[注] 曾公亮、丁度：《武經總要》前集卷13，第446頁下欄。 都是攻城時必備的裝備。由于宋朝軍器制造越來越復雜進步，使得軍器制造成為專門的知識，“知其法者”有限。在運路不通無法運來先進的攻城器具，土法煉鋼自制攻具又不可用的情況下，涇原、環慶圍攻靈州城久攻不下，西夏趁機決黃河七級渠以灌宋軍，導致涇原、環慶兩路宋軍的潰敗。

熙河路李憲大軍，由權管勾熙河、秦鳳路轉運司公事趙濟負責軍糧轉運，趙濟向神宗報告：“勘會都大經制司要一月人糧馬食，臣已牒本司，將先差下急夫津般人馬食三萬，干糧一百五十萬斤，自通遠裝發，赴西寧寨會合，據即今人馬，可作一月之備。目今見存準備五十日支用，深入討定，委不闕誤。”[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9，元豐四年十一月庚寅，第7711頁。

趙濟的準備較為充足，使得熙河路大軍較無缺糧的問題。但熙河路民夫負擔亦重，“時陜右數調役，曠日持久，眾且潰，(趙)濟度無以制，使民自潰則后不可復役，乃悉縱遣，輟馬負糧，軍迄還不饑”。[注]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9，元豐四年十一月庚寅，第7711頁。 趙濟在民夫潰散逃亡之前先將民夫遣散，避免了鄜延路民夫逃亡甚至被殺的慘劇，而熙河路大軍也未因此而缺少軍糧，可算是十分幸運的。

由上可見，元豐四年靈州之戰宋軍大敗的原因，在于宋朝動員了過多的軍隊，動員軍隊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后勤補給體系所能負荷的程度，導致前線軍隊無法得到足夠的軍糧與攻城器具，結果攻城不利，士兵乏食；加上西夏決黃河七級渠水淹宋軍，達到奇襲的效果，又遣兵斷絕宋軍的糧道，加深了宋軍糧運不繼的問題，導致宋朝大軍的挫敗。

結論

從本文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元豐四年宋夏戰爭，宋朝的后勤補給體系無法支應前線三十余萬大軍的需要，導致前線乏食缺糧，終至戰爭失敗。這是軍事動員規模與后勤體系無法配合的問題，這牽涉到國家的軍事與經濟能力的規劃與計算，故應負其責者應為宋神宗與幕僚機構(如樞密院、三司等)，前線將領如高遵裕等人，主要責任在攻城略地，對于后勤補給乃至國家經濟狀況的掌握，實非其責任。

高遵裕雖然為英宗高皇后之叔父，但觀其仕宦升遷之路，實際上受外戚身份的庇蔭非常有限。高遵裕主要的背景，是祖父高瓊、父親高繼宣相傳而下的武將家風，而高遵裕在西北拓邊的表現，雖不能說全無缺點，但也算得上稱職盡責。靈州之役高遵裕戰敗，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若將靈州之敗視為外戚掌兵的結果，則又失之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