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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任命救生會負責人，似乎意味著京口救生會已經收歸官府管理，但是實際情形并非如此。《丹徒縣志摭余》卷九記載： “咸豐朝，丁粵亂，（救生會）基址蕩然，原產大半遺失。適李學士承霖經理郡城善后，以鎮地濱臨大江，行船如蟻，一遇風浪，覆溺之慘，目不忍睹，全恃救生船只救援保護，視他善舉，尤為重要。” 李承霖（1808-1891年），字雨人，號果亭。江蘇鎮江府丹徒縣人。22歲中秀才，37歲中舉人；第二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年）參加會試，時值道光帝六旬萬壽恩科，高中狀元，也是清代鎮江唯一的狀元，友人贊曰:“讀書三十年，發達八個月”。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調任廣西學政，同年出任廣西主考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入值上書房,為皇子抄《開國方略》。咸豐初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他正好丁母憂回鎮。咸豐四年(1854年)，皇帝詢問李承霖近來如何，為什么不回來銷假。李承霖以父親年邁，需要侍養為由推脫，于是避居黃墟殷氏。六年繼丁父憂，堅不復出。坊間傳說他在廣西鄉試親點洪秀全為秀才，洪秀全造反后怕受牽連，一直不敢回京復職；更有洪秀全因為李承霖避難泰州而不打泰州城、不去姜堰的說法。但此說不可靠，洪秀全1843年參加院試并未考中秀才。
李承霖的書法和印章作品 李承霖為什么會留在鎮江負責善后，而不去京城皇帝身邊為官，有否其他原因尚不清楚，但兩江總督的挽留，肯定是原因之一。《李鴻章全集·奏議（二）》有一則《李承霖暫緩回京供職片》，全文如下： “再，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承霖，系鎮江府丹徒縣人。由道光庚子一甲一名進士授職修撰，歷升今職上書房行走。咸豐元年丁母憂回籍守制，接丁父憂。服闕，經前督臣奏留辦理鎮江善后。嗣馮子材駐兵在鎮，就訪本地籌防事務，裨益良多。上年江蘇肅清，籌辦鎮城善后撫恤各事。臣稔知該員廉正謹飭，鄉望素孚，專函敦請提倡勸辦。現在會商府縣修考棚，籌劃招墾，各紳董尤資表率。應俟辦理就緒，即行給資回京供職。理合附片具陳，伏乞圣鑒。謹奏。” 咸豐十年（1860年），兩江總督曾國藩留李承霖在鎮江幫助善后。同治三年（1864年），李鴻章繼任兩江總督，認為他廉正勤勉、深孚眾望，京口紳商均以他為表率。因此，再次留他在鎮江幫助善后撫恤等事。此后20余年，李承霖負責鎮江地方善舉復興，京口救生會、育嬰堂、節孝祠等善舉的復興，均留下他的蹤跡。其中李承霖最為關注的是救生會的復興。李承霖是同治年間京口救生會的直接參與者、組織者，甚至是決策者。他在《劫余僅存》一書收錄的《上沈幼丹制軍論京口救生會書》一文中說： “霖于克復鎮城時承辦善后，修復各善堂，特將本會各處田產竭力清厘，復四處募捐接濟，選舉公正董事，囑令認真辦理。霖寄居江北，不時赴鎮稽查，仍恐日久或生罅漏，由會稟明道府，隨時造冊報銷以憑考核。”
李承霖、曾國藩兩人曾同為京官，都擔任過日講起居注官，常在皇帝身邊伴駕隨行，外放學政的履歷也是驚人相似，兩人相互熟悉有交集。曾國藩戰后總督兩江，正值用人之秋。皇帝諭旨起復李承霖，曾國藩留他協助善后，名正言順。而以李承霖的狀元身份留鎮善后，其公信力自是不言而喻的。同治四年（1865年），接任兩江總督后李鴻章出于同樣的考慮，又留下了李承霖。這是鎮江善業之有幸。 《丹徒縣志摭余》卷九記載，李承霖認為江上救生比較其他善舉，尤為重要，因此他的主要精力首先應該是復興救生會，可謂是鞠躬盡瘁，心血凝聚。 首先他協同清理了會產。由于蔣寶英年早逝，京口救生會的相關善產沒有正常移交會產契據。經后來查核，有五條街市房一所；瓜洲圩田177畝多；又山嘴頭田94畝，除挖濠拋荒外，現存83畝零；又登云寺山田60畝多；又高資圩田70畝多；蘆灘50畝，因陸續坍沒，不足舊數；又獅子山義冢地11畝多，合計田產6處計451畝多。 其次，籌措經費，添造救生船。當時京口救生會每月支出大洋400元左右，一年4800元左右。而經過努力，京口救生會每年的善款收入達到了5500元左右，其收入中有公產房租，月約350元；田灘租收入，年約600元；揚州鹽厘年約700元。收支相抵略有盈余。后來又爭取到金陵木厘每木碼捐銀2兩接濟救生之款，與金陵救生局各自分得1兩。 三是完善章程，堅持原來的獎勵制度。“每救一人照例給賞，撈獲浮尸一具，除犒賞外，施材抬埋本會義冢。” 四是選舉公正董事。從《上沈幼丹制軍論京口救生會書》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堅持京口救生會民辦民管的原則，堅持民間組織自行委派會董，并且自己直接參與“選舉公正董事”。光緒十年（1884年），鎮江太守田壽蓀建議兩江總督沈葆楨，由官方委派京口救生會會董和稽查委員。此議遭到李承霖堅決反對，他專門寫了信札給沈葆楨，痛陳委派官員經管救生會的弊端六條（見下圖），認為京口救生會是一個本地商紳自行創立的組織，雖然有接受各方捐助，但是本地創舉，歷來選擇本地會董經管，從來沒有官派會董；經費上隨時造冊報道府審查，好像沒有什么不妥當的地方。京口救生會二百年不壞的歷史，會董民選民辦是其根本。由于他的堅持，京口救生會會董依然是民間推薦，所謂知府諭派會董，僅僅只是一種對民選董事的認可。
李承霖《上沈幼丹制軍論京口救生會書》影印件 五是添置紅船，并與焦山救生會協作，分段負責江上救生。李承霖“與諸義士極力維持，復造江船八艘”，“船長約五丈許，每船有船工七人”。這些船“專任巡江救險，打撈浮尸等工作。其巡江區域，起自三江口至龍窩為止。舡船各守一段：（1）三江口、（2）瓜州、（3）龍窩、（4）太古碼頭、（5）蒜山、（6）關前、（7）怡和碼頭”。當時與焦山救生會已有協作分工，“龍窩以下至大港，則為焦山救生會之巡守區域”。龍窩應該在現中華路口附近老鎮江自來水廠遺址與鎮屏山基本相對的江中。
李承霖《上沈幼丹制軍論京口救生會書》影印件 六是加強監督檢查。“霖寄居江北，不時赴鎮稽查，仍恐日久或生罅漏，由會稟明道府，隨時造冊報銷以憑考核。” 李承霖從事戰后恢復包括救生會在內的各項善舉，他的狀元、上書房行走、太子伴讀的身份，又受到曾國藩、李鴻章的禮遇和挽留，這一特殊地位給予他從事善后工作極大便利。從他上書沈幼丹制軍信札中，可以看到這位狀元對京口救生事業的拳拳之心、對救生會重大決策特別是人事決策的決定性影響和貢獻。 晚年，李承霖讓他的嫡長孫李壽源加入京口救生會事業。他去世后不久，光緒二十年（1894年），李壽源成為京口救生會會董，大江救生成為李壽源的畢生事業，一直到民國十四年（1925年）以后離任。李承霖祖孫兩人從事京口救生60多年，是繼蔣氏之后，又一個從事大江救生的仁義之家。
胡繩為李承霖后人李學淳創作的詩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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