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大多和祖父母一起度過。所以他們步入晚年后，我覺得一定要離他們近一點兒，所以選擇的醫學院距離他們住了60年前的家只有很短的車程。

有一天，我祖母被花園里的水管絆倒，發生髖骨骨折，我陪她去了急診。雖然我只是醫學院二年級學生，但已經比家里其他人懂更多醫學知識。

我握著祖母的手，聽她告訴急診醫生摔倒之前發生了什么事，怎么摔倒的。醫生在了解摔倒的時間、地點和過程后問道：“你有什么重要的家族病史嗎？”

祖母回答之前調高了助聽器的聲音，說道：“我丈夫幾個月前去世了。”

醫生毫不猶豫地答道：“嗯，這件事情不相關。”他走出診室，說很快回來，實際上卻是幾小時之后。

祖母從來都直言不諱，她轉過身對我說：“我不太喜歡那個人。”

進入臨床之前，我在醫學院學了2年基礎課程，這一期間在學習和考試中閱讀并回答了數以萬計關于病人的問題。“一位病人在車禍后無法自主呼吸。” “一位病人出現活動性出血。檢查發現，宮頸口已開，陰道內有胎兒組織。” “一個孩子因反復受傷被送到急診科。她有多處肋骨骨折，雙眼出血。”

閱讀這些內容的唯一目的是選出正確答案。正確答案意味著更好的考試成績，也意味著進入更好的住院醫培訓項目。我從未想過如何對車禍病人的家屬表示同情，如何向流產婦女表達同理心，如何幫助和保護可能受到虐待的孩子。相反，我被訓練成可以熟練找到醫學相關信息，同時忽略其他細節。

當然，那位急診醫生的意思是，我的祖母和祖父沒有血緣關系，所以祖父的情況不屬于家族病史。所以，沒錯，如果你在回答一個選擇題，這些信息可以忽略。但我祖母話實際上包含了一條至關重要的信息：她之前曾照顧祖父多年，這些辛苦對她的身心健康產生了巨大影響。因照顧伴侶而忽略自己癥狀、沒有按時就診以及出現嚴重健康問題（包括睡眠不足、慢性疼痛、長期壓力和嚴重抑郁）的情況并不少見。篩查和解決這些癥狀應該成為確定祖母摔倒的根本原因及防止未來再次骨折的一部分。

根據我的經驗，日復一日閱讀那些臨床選擇題也會形成和強化我們對一些人的刻板印象。在一些容易回答的病例中，你甚至不需要讀完整段文字。看到關鍵詞之后，馬上就可以知道考題答案。比如移民會得上可通過疫苗預防的疾病，出差的商人和律師會感染性傳播疾病，護士和藥劑師會得上做作性障礙（他們故意制造或偽造癥狀）。無家可歸的人會有酗酒或靜脈注射毒品并發癥。橄欖球運動員和舉重運動員在使用激素。這些關聯令我們將病人看成是一維的。他們強化了一種錯誤而簡單的觀念，即病人講述的其他內容無關緊要，正確答案只有一個，無差別、無例外，病史中無模棱兩可之處。

值得肯定的是，醫學生進入臨床之前，醫學院的確很努力地使基礎課程階段更加人性化，他們請了病人來教室講述自己的經歷。我記得有一次我們醫學院請了一位鐮狀細胞病患者，她會因血管堵塞而出現劇烈疼痛。她說自己常被急診醫生貼上“覓藥行為”的標簽，并被當做藥物成癮者對待。這令她更加不愿意與醫療系統打交道，因為她覺得沒人將自己的病當真。

但學校請病人來講述自己經歷時，作為醫學生的我們正忙著埋頭苦讀，大部分人都在盯著考試指南，甚至溜出教室去別處學習，傾聽病人真實、復雜的經歷是以后的事情。我們醫學人文課程授課和評估遠沒有其他課程那么嚴格，這使得學生們更加認為，醫學的心理社會方面不如生物學方面受重視，也不如后者重要。

像我祖母這樣的真實病人難以簡化成只有5句話的典型臨床病例。從醫學生轉變為醫生的過程需要轉換心態：認識到病人是真正的人，而不是一段文字，認識到正確答案是多層次且復雜的，并不像選擇題只有一個答案。如果我們可以教會下一代醫生如何順利完成這一心態轉換，我們就可以使診治過程更加人性化，幫助病人實現更好結局。

后來我祖母又摔了一跤，另外一側髖骨也骨折了。我一直在想，如果當初醫生更仔細傾聽她的經歷，找到第一次摔倒的根本原因，是否可以防止悲劇重演。如果我們認真聽她的講述，也許就會知道，她給予垂死丈夫的愛和照顧并非無關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