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都陷落后，契丹人耶律楚材穿過重重戰火，來到成吉思汗面前。

“身長八尺，美髯宏聲”的耶律楚材讓蒙古征服者眼前一亮，成吉思汗從此十分信任這個帥氣的知識分子。耶律楚材則經常勸諫成吉思汗行文治之道，想要讓其明白，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

“大亂之后，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這是蒙金戰爭之際，北方士人所見的動蕩局面。

蒙古人南下中原，由于缺乏文化素養，只知燒殺擄掠，一度要將中原夷為牧地。北方士人不僅要在國破家亡之中艱難求生，還要飽嘗文化淪喪、價值幻滅之苦。

后來，成吉思汗西征，俘獲一個善于制造良弓的工匠，為此沾沾自喜。耶律楚材卻對他說：“治弓尚須用工匠，治天下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

耶律楚材所說的“治天下匠”，是指和他一樣致力于考取功名的讀書人。

但是，蒙元時期，科舉制度陷入至暗時刻，經歷了歷史上時間最長的停頓。

一場關于科舉行與廢的博弈，在帝國的權力中心不斷上演。

耶律楚材與成吉思汗。圖源：影視劇截圖

01

作為遼朝皇室之后，耶律楚材的家族在金朝倍受優待。17歲時，耶律楚材本來要因門蔭得官，成為中央部門的干部，但他沒有到任，而是放棄到手的官職，跑去參加科舉考試。從小學習漢文典籍的耶律楚材靠實力通過皇帝的當場考核，從地方官做起，進入官場。

可見，這是一個不愿意走捷徑的學霸。

耶律楚材臣服于蒙古大汗后，依然不改其執拗的性格，在蒙古軍疾風迅雷般的征伐之中，苦苦尋找中原衣冠的生存空間。他為蒙古帝國“定稅賦，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為推行漢制殫精竭慮。

1229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窩闊臺（史稱元太宗）通過“忽里臺”大會，正式接過蒙古汗位，即將對茍延殘喘的金王朝發起最后的沖擊。

在窩闊臺大舉進犯前夕，南渡開封的金廷舉行了最后一次科舉。廷試放榜那日，狀元李塘在眾人的簇擁下走上街頭，開封的老百姓照例群聚圍觀新晉進士游街，即便在江山風雨飄搖之際，科舉考試仍是舉國關注的頭等大事，仿佛士子的得意春風可以吹散黑云壓城般的蒙古大軍。

蒙古滅金后，北方科舉陷入停滯，儒士的地位急轉直下。

歷經數十年的征戰，蒙古統治者對中原文化已經產生新的認識。

一方面，信奉“長生天”的他們崇敬世間能與神靈“溝通”的宗教人士（蒙古人稱為“孛額”），因此形成一種宗教優容政策，善待佛、道兩家，尤其尊崇全真教為首的新道教，僧、道可“優免賦役”；另一方面，蒙古統治者尚未完全接納中原漢制，對儒家不甚重視，許多儒士在戰亂之中四散飄零，甚至被擄為奴，北方士民“僵仆于原野，流離于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

為此，耶律楚材憂心忡忡，上書建議窩闊臺重啟選官制度，恢復儒士身份。

耶律楚材畫像。圖源：網絡

1238年（元太宗十年，也是農歷戊戌年），在耶律楚材的極力主張下，蒙古大汗窩闊臺下達詔令，宣布實行“戊戌選試”。

按耶律楚材的設想，諸路先通過考試，甄選儒士，尤其是“被俘為奴者”，通過考試可免除奴隸身份，免掉征徭雜役，獲得與僧、道一樣的地位。當時，通過選士的儒生有四分之一曾陷于奴籍。

接著，耶律楚材進一步要求為這些儒生“開辟舉場，精選入士”，也就是舉行科舉考試，授予官職。

元代士人認為，耶律楚材為蒙元做出的貢獻之一是“設科舉”。但“戊戌選試”沒有按照耶律楚材的計劃進行，而是在篩選出儒戶后就戛然而止（“當世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因此，只能算是蒙元時期恢復科舉制度的第一次失敗嘗試。

不過，由“戊戌選試”確立的儒戶制度，成為蒙元一代的定制，至少讓很多儒士免于蒙古人的蹂躪，也有利于恢復社會秩序。

耶律楚材救千萬儒生于水火之中，晚年卻遭到蒙古權貴的猜忌，他恢復科舉的宏愿始終無法實現。耶律楚材失勢后憂憤而死，天下士子“莫不茹泣相吊”。

02

元朝設立儒戶，免除儒戶的賦役，卻沒有給儒生提供跨越階層的好出路。

蒙元一代，朝廷用人最看重“根腳”，也就是出身。

在游牧民族特色的貴族政治下，出自好“跟腳”的蒙古人、色目人無疑是權力核心層的寵兒，但他們大都文化水平低，執政能力差，連一些日常的行政事務都做不好。元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說，當時做官的蒙古人、色目人很多不識文字，就連執筆簽字都不會，于是在象牙或木頭上刻上花押來代替簽字。

國家交給這幫人，肯定亂成一鍋粥。

科舉停廢期間，蒙古統治者仍然需要大批掌握掌握文化知識的儒士，來負責各級政府的實際運作，于是有了“歲貢儒吏”的制度，規定各地每年推薦一定數量的儒士，由他們充當各衙門的吏員。這些儒吏成為帝國中底層官員的主要來源，甚至有一部分可以躋身朝廷高官。

但是，貢吏制度充滿不確定性，也沒有公正的選拔制度。除了少部分儒生能夠以吏入官，更多讀書人上進無門，只能一輩子混跡于社會底層，甚至成為社會上最窮困潦倒的階層。

在沒有科舉的日子里，元代儒士“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但這些儒生經商比不上商賈，種田比不上農民，干活比不上工匠，好一點的出路就是進官府打雜，真的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會做。

儒生被蔑稱為“老九”，正是在元代科舉停廢時期，所謂“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于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于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疊山集》卷二）

這是說，儒生的社會地位列于十等中的第九等，僅比乞丐高一級，比妓女還低一級。

與黃金家族中的長輩和兄長相比，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位比較尊崇儒學的帝王。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重用大批熟悉漢法的大臣，如劉秉忠、許衡、郭守敬、王鶚、王惲、董文炳等，并設立翰林國史院，頒布一系列興學詔令，廣泛搜羅前代圖籍。

忽必烈推行“漢法”的舉措，主要是為了鞏固政權。儒生們卻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尊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也許是希望他能進一步尊儒，恢復科舉制度。

元世祖畫像。圖源：網絡

重新開科的呼聲此起彼伏，有關科舉行廢的討論再度展開。贊成者認為，科舉為“先朝典故，最為切務”；反對者則以科舉為“無用學”，甚至提出“金亡于儒”的不利輿論。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的重要謀士許衡出任國子監祭酒，遭到科舉支持者的抨擊。

許衡是一位務實主義者，他師承程朱理學，卻崇尚“實學”，包括天文、歷算、醫學、農學、律學等，像這樣的實用型人才，一向得到忽必烈器重，而支持科舉的儒生大多死守章句，不通實學，對許衡十分不滿。

支持科舉的大臣想利用忽必烈對佛教“崇教而抑禪”的態度，來彈劾許衡，鼓吹科舉，便將儒與佛相提并論，上書說許衡那一套都是歪門邪道的“禪”，科舉才是正統的“教”。

殊不知，科舉支持者拍馬屁拍到了馬腳上，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國之術，而不是儒生的空談，這種詭辯更是惹得他龍顏大怒，當即召集朝廷重臣廷議。

朝臣議論時，忽必烈對漢人大臣董文忠說：“我聽說你每日誦讀《四書》，也是個道學家啊！”

董文忠是蒙元開國功臣董俊之子，他的哥哥董文炳也是元初猛人，被忽必烈尊稱為“董大哥”。

董文忠喜好儒學，卻不支持恢復科舉，便回復道：“陛下常常說：'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為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海內之士這才逐漸知道要從事實學。臣如今每天所誦的是孔孟之言，但不知道什么是道學，只知道俗儒守著亡國的舊習，想要推行他們的學說，以此來迷惑陛下，這不是陛下教人修身治國的本意。”史載，董文忠說完這番話，廷議就被忽必烈叫停。

忽必烈在位時，關于科舉的討論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姚樞、許衡、王惲、楊恭懿等大儒都被卷入其中。師承關學的楊恭懿提出一個折衷的主張，一方面贊成恢復科舉，另一方面建議改革考試內容，罷黜詞賦，改成考“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

直到忽必烈去世，大臣們多次動議恢復科舉，但所擬方案都沒有付諸實施，此后的成宗、武宗也曾下詔議行科舉，但都不了了之。

科舉像是盤旋在帝國上空的幽靈，蒙古統治者自從踏入中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難以擺脫其糾纏。

[元]趙孟頫：《人形圖》。圖源：網絡

03

忽必烈攻滅南宋，一統天下后，又吸收了一大批儒生。隨著戰火平息，蒙古統治者久居漢地，長期受到漢文化的熏陶，恢復科舉的條件亦逐漸成熟。

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自幼生長在漢地，身邊有儒臣相伴，早年師從太常少卿李孟，是一位傾心儒家的皇帝。

元仁宗曾問左右，宋朝丞相文天祥是怎樣一個人？

左右為了奉承蒙古統治者，都說文天祥拒不降元的行為很愚蠢。沒想到，元仁宗立馬變了臉色，說：“照你們的道理，馮道豈不是忠臣！”馮道是五代十國的人物，先后仕于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朝，官至宰相，但按照理學家的觀點，他是一個老奸巨滑的小人，而對于統治者來說，這種官僚風氣也不值得提倡。

元仁宗更推崇狀元出身的文天祥，以及他所代表的孔孟儒學。初登帝位時，元仁宗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生，何以至此。”

元仁宗的老師李孟也經常勸其恢復科舉，說：“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

元仁宗畫像。圖源：網絡

皇慶二年（1313年）十月，經過諸多儒臣的籌措，元仁宗正式下詔，恢復科舉。

蒙元統治者議論數十年的科舉問題，終于有了結果，科舉史上歷時最長的停廢也告一段落。

此時，距離蒙古滅金，已經過去79年，經歷過科舉的北方儒士早已謝世，距離元滅南宋，已過去34年，南宋遺民聽聞這一消息，恍如隔世。

元仁宗恢復科舉的詔令下達后，天下士子如久旱逢甘霖，奔走相告，歡呼道：“庶幾可以展吾志矣！”

科舉停廢時，很多讀書人為生計所迫，只好混跡于市井，等到重開科舉時，他們手頭連幾本書都沒有，卻都躍躍欲試，懊悔自己為了眼前的茍且而荒廢學業。

有個叫劉將孫的讀書人，得知朝廷恢復科舉后，在詩中寫道：“重期將相公侯選，肯信倡優卜祝同？”劉將孫乃南宋進士劉辰翁之子，卻只能與演戲的倡優、算卦的卜祝混在一起，直到有了科舉，他才看到改變命運的希望。

元朝的首屆科舉考試，就在這樣一種民心大振的氣氛中開場。

元仁宗的老師李孟被任命為主考官（知貢舉），此外，還有張養浩等名臣擔任考官。

當時，有人主張要用嚴格考試來考驗人才，張養浩卻表示反對，說：“科場被廢近百年，如今剛剛恢復，能夠得到的士子必定不多，如果要求太嚴，恐怕會打擊后來者。”

放榜后，新進士要謁見“座主”，表示感謝，張養浩卻拒見考生，寫了一張免謝帖：“諸公但思致公竭誠，以報國政，自不必謝仆，仆亦不敢受諸公之謝也。”

張養浩的高風亮節，一時傳為佳話。

這位元代散曲大家，在其代表作《山坡羊·潼關懷古》中有一名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飽受爭議的元朝科舉。

張養浩畫像。圖源：網絡

04

元仁宗恢復科舉時，命中書省官員在御前說明考試主旨，其中說道：“四書五經以程氏、朱晦庵批注為主。”

有的學者認為，元朝科舉進一步推動了程朱理學的官學化，但根據余英時等學者研究，元代科舉考試主要還是以經典本身為本，并沒有形成固定、僵化的標準。

真正對儒生形成桎梏的，是元朝令人窒息的民族政策。

元仁宗皇慶二年所訂的《考試程式》規定了鄉試、會試等各級考試的內容和標準。

其中，會試分為左右榜、四等人分卷錄取，規定四等人各選七十五人，共三百人參加，錄取人數不過百人。這個人數規模與兩宋時期不可同日而語，宋朝僅一場會試的人數就多達數千人，而將四等人制強加于科舉制中，更是打破了科舉的公平原則。

所謂四等人，依次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蒙古統治者占據著第一等級；色目人作為最早被征服的民族（包括中亞、中東、東歐等地的民族和西夏、畏吾兒、吐蕃等），為第二等級；漢人，指金亡后歸降蒙元的民族，為第三等級；南人是指原來南宋統治下的漢人，最晚歸附，位居第四等級。

四等人中，南人儒生數量最多，文化水平最高，卻只能擁有與蒙古人、色目人同樣的名額，而且蒙古、色目人所在的右榜考試科目比南人所在的左榜少，不用考難度較大的經義和古賦。

這種分配方案本就不公，而漢人、南人不僅在科舉的過程中受到歧視，還要在仕途中面對新的矛盾。對于蒙古軍事貴族和吏員出身的官僚來說，科舉士子進入官場，難免會分走原本屬于他們的權力蛋糕。

元順帝在位時，出身怯薛的權臣伯顏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他極度排斥漢文化，反對蒙古人讀“漢人書”，也“禁漢、南人演習蒙古、色目文字”，甚至提出要殺盡 “張、王、劉、李、趙”等大姓漢人，著實令人發指。

有一次，伯顏上書皇帝，說：“陛下有太子，千萬不要讓他讀漢人的書，漢人讀書就會欺負人。前陣子我的馬夫突然失蹤了，一問才知道是去應舉考試。我不想科舉都讓這等人得了！”

倒行逆施的伯顏，動了廢除科舉的念頭。

《佛郎國獻馬圖》（明代摹本）中的元順帝形象。圖源：網絡

元順帝后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在伯顏、徹里帖木兒等蒙古大臣的操縱下，科舉再度被廢。

當時，御史臺19人聯名彈劾主持此事的徹里帖木兒，引起伯顏震怒。最終，抗議無效，這19人中有18人去職，御史臺為之一空。

時任參知政事的許有壬是元仁宗年間進士，作為科舉制度的受益者和擁護者，他親自找伯顏理論，說：“如果罷廢科舉，天下有才能的人都會怨恨的！”

伯顏不以為然，說：“如果繼續推行科舉制度，世上貪贓枉法的人就更多了。”

許有壬反駁道：“就算沒有科舉，我朝貪官也不少啊，這怎么能怪科舉！”

隨后，伯顏從吏治、選官等多方面找理由搪塞許有壬，尤其是提到，科舉制妨礙了元朝的選官之法。

許有壬一聽，更來氣了，說：“古人有言，立賢無方。如今通過通事、知印等吏員出身的官員，多達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每一年就有四百五十六人，而科舉三年一次，每次只選百人。太師（伯顏）您想想，科舉制真的會阻礙我朝的選官之法嗎？”

老許據理力爭，當場甩出數據對比來懟伯顏，可伯顏不愿跟許有壬多做辯論，還在爭辯時諷刺道：“我看中舉的人才少之又少，只有參政你一個人可用！”

一旁的徹里帖木兒看著伯顏和許有壬吵得不可開交，就對許有壬說：“參政請坐，不要多說了。”

許有壬一見徹里帖木兒，又開懟了，說：“太師剛剛說彈劾你的御史都是我指使的，你還愿意和我共坐嗎？”

徹里帖木兒笑道：“我從未相信這些流言。”

許有壬諷刺道：“還好你不信，如果是我讓人彈劾你，可不會這樣就善罷甘休。”許有壬雖然斗不過蒙古權貴，嘴巴卻很硬。

伯顏當然不會改變自己的觀點，停罷科舉的詔書下達時，他特意讓許有壬位列百官之首聽讀。眾臣散去后，一個御史跑到許有壬身邊，悄悄對他說：“參政這樣就成過河拆橋的人了。”盡管許有壬沒有摻和廢科舉的事，但他畢竟身在朝堂，難免會被天下士子誤解。

許有壬面有愧色，從此借口生病，不來上朝。

05

解鈴還須系鈴人。伯顏掌權時，將侄子脫脫安插到元順帝身邊負責監視。脫脫平日里尊重漢儒，推崇漢制，與他暴虐的伯父截然不同，眼看著伯顏一手遮天，脫脫擔心禍及宗族，便與元順帝的親信聯合，打算大義滅親，扳倒伯顏。

后至元六年（1340年），伯顏約元順帝到柳林打獵，元順帝托疾不去，伯顏便挾持太子同往。敏銳的脫脫察覺到了政變的機會，與其他幾名大臣合謀，封鎖京城，命親信率兵列于城下。

等到伯顏的人馬回來時，只見城門緊閉，脫脫倨坐于城樓之上。脫脫拿出元順帝擬好的詔書，宣布罷免伯顏，并告訴城外的人：“跟隨伯顏的人一并無罪，可以即刻解散，各自歸還本衛，朝廷問罪的只有伯顏一人而已。”樹倒猢猻散，孤立無援的伯顏只好束手就擒，不久后于被貶途中病死。

脫脫與伯顏的權斗，表面上是蒙古貴族爭奪權力，實際上也是元朝漢化與反漢化兩股勢力的對抗。最終，排斥漢人、廢除科舉的伯顏被判處變亂祖宗之法的罪名，遭到驅逐，而脫脫掌權后，為了維護元朝統治、安撫天下士子，很快恢復了科舉制。

從脫脫再開科舉到元朝滅亡前夕，科舉制度依然得到士子的擁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元帝國如大廈將傾，各地起義軍風起云涌，大運河通道阻塞，元朝最后一次科舉卻如期舉行，南方考生為了進京參加會試，紛紛取海道趕赴大都。

即便生逢亂世，科舉仍是士子在暗夜之中拼命追逐的微光。

清人秦蕙田對元朝科舉有一段評價：“元中書省所定科舉條目皆參用宋、金之制，斟酌損益，最為得中，自明以來相承用之，雖有更定，大略不出乎此。”

這是說，元朝科舉制度上承宋、金，下啟明、清，其歷史地位不容抹殺。

但是，元朝科舉的落后性同樣不容忽視，除了前面所說的民族政策外，元朝對科舉入仕者也充滿歧視。

有元一代，共開科十六次，會試中選者共計一千二百名，人數為統一王朝中最少的，而在文治大盛的宋代，單是宋太宗一朝錄用的進士就有數千人。

據學者姚大力統計，元朝文官中，通過進士入仕者，所占比例只有區區4.3%，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進士只有二十多人。

故而，姚大力說：“元朝進士出身的官員無論就其數量或地位來說，在官僚構成中都居于絕對劣勢。”

元朝追謚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圖源：網絡

06

無論科舉行與廢，元代的讀書人都難有出頭之日。在這個黑暗時代，儒士即便考中科舉，也難以進入權力集團。

因此，除了部分士子仍汲汲于功名利祿，在科舉這條希望渺茫的獨木橋上奔競外，還有一些儒士“甘隱山林”，成為游士、隱士。

畫家王冕是元代著名的隱士之一，他也曾“應進士舉”，考不中后便歸隱田園，侍奉老母，也曾乘舟入江，游覽名山大川，尋訪奇才、俠客。

王冕性情高潔，鄙視權貴，如果用世俗的眼光來看，可能會覺得他有點“傻”。

[元]王冕：《墨梅圖》。圖源：網絡

年少時在田間放牛，王冕跑去聽學生念書，結果，書背下來，牛給放丟了。

有朋友在戰亂中不幸去世，留下兩個幼女和一個書童，無人撫養，王冕當即前去安葬了朋友，并收養了這三個孤兒。

稱霸東南的朱元璋想邀請王冕出來做官，但王冕拒絕了，他以出家為由，跑到寺廟躲起來。

有位當官的朋友要推薦王冕為府吏，改善他窘迫的經濟狀況。王冕卻說：“我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豈肯送公文，給人使喚？”

王冕“狀貌魁偉，美須髯”，平日里模仿古時的名士，頭戴高帽，身披綠蓑衣，足穿木齒屐。有一次，他前往紹興，迎回此前安頓在此的母親。回鄉路上，王冕用一頭白牛拖著母親的車，自己穿著那一身衣服跟在車后，鄉間的孩童爭相圍觀，對著他笑，王冕也笑了。

王冕不過是元代千千萬萬的科舉失敗者之一，但明朝開國功臣宋濂在修《元史》時，專門為其作傳。

或許，是因為王冕的故事告訴世人，即便身處昏暗的時代，也要做一個心中有光的人。

參考文獻：

[明]宋濂等：《元史》，中華書局，1976

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桂棲鵬：《元代進士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

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聯經出版公司，2008

余來明：《元代科舉與文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武玉環，高福順，都興智，吳志堅：《中國科舉制度通史:遼金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姚大力：《元代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輯，1982